在這個地球上一住就是四十余年，越住越不適應，越住越陌生，越住越茫然，越住越恐慌。以機器和數字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和現代科技使得生存日益組織化和平均化，削弱了人類對大自然和宇宙的直接感受，重商主義又使得利害大于是非，我們還沒有走出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又在奧爾德斯·赫胥黎預言的美麗新世界里更進一步地失去了自由、快樂和尊嚴。“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變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還在繼續相信未來”，這是一個只獲取最大公約數的時代，個體因此而苦悶，斯人而生于斯世，何以解憂？唯有寫詩。

在這個信心高漲、永遠一往無前、總是活在下一個星期的社會里，我羞怯、軟弱、猶豫不決、自我否定、懶散、磨磨蹭蹭、個人意志渙散、缺乏強勢氣場、喜歡躲在邊緣和角落、無論如何也“牛”不起來、扮演不了女神或女巫、常常陷于四面楚歌、充滿熱情地站在十字路口卻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去。然而與此同時，又相當矛盾地攜帶了強烈的對抗型人格，是一個反集體主義者，做夢都不曾“團體”或“流派”過，對于概念化標簽和群落劃分一直保持著警惕和質疑，不認同歸屬，不愿站隊站成不歸于楊即歸于墨，反對以任何整齊劃一的嘹亮和高亢來消除哪怕是最細微的個體的差異。

感謝上天恩賜我寫作的能力尤其是寫詩的能力，只有與創造相關的事物可以消滅無聊，打敗庸俗，超越生存的生物領域，使生活得以過下去，并保持面容清和，甚至或許還能從苦悶中開辟出一條道路來，并使之寬廣吧。而近年來我對于所謂“才華”這種莫須有的東西又在內心常常產生疑慮，當缺乏一種至高精神和絕對力量的引導，才華是否會淪為某種“輕浮”？

我的社會身份是教書匠，“詩人”相當于我的外號。我生存于把搞學術當成刨地瓜、以發表論文和申請課題來換饃饃吃的新時代的高校環境里，市井之氣彌漫六合。在如此背景之下，詩歌自然無法幫助我前進和沖鋒，但它卻給了我另一番可以任意俯仰的天地，它是我身心內外的曠野，它是我的基立溪，它是我的故園。

我苦悶，所以我存在。我寫詩，所以我存在。更有死亡和永生的問題一直擺在面前，偶爾可以忘記，但終究還要想起來。有時候，日常生活真的可以簡化了再簡化，直到簡化成：圣經、康德、胡適，當然還有：詩歌，外加一杯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的那種。

涼風起天末。在這苦悶的時代，詩人們還在寫詩，也許寫詩也是背負苦悶的方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