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以文會友”的一種特殊交流形式，文人雅集為群體或個體創(chuàng)作營造特定情境，有力促進了詩文、書畫等作品生產，成就了中國文化歷史上諸多名垂千古的佳作。

“蘭亭”甚于“金谷”？

君王權貴對文士賢才的招攬，促成了早期文人雅集的形成。《詩經》中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描繪了先秦諸侯王宴請門客賢士把酒言歡、談古論今的情景，也賦予了文人雅集的基本形態(tài)：鼓瑟音樂、美酒佳肴以及品德高尚的賢才。

在雅集中，文人賢士借由詩文、書畫切磋激發(fā)靈感與創(chuàng)意，不僅與所處的時代同頻共振，成為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而且影響一時一地的創(chuàng)作風向，推動文化普及與發(fā)展。

西漢梁孝王劉武廣交文人名士，在今天河南商丘東建東苑（又稱“菟園”，后人稱之為“梁園”），以招延四方豪杰。史書記載，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文人名士枚乘、司馬相如、莊忌等人也相繼來梁，成為座上賓，最終形成以劉武為核心、賈誼為先導、鄒陽等人為中堅的梁園文學群體。李白《書情題蔡舍人雄》中的“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說的便是這個典故。

一日，劉武宴集游于梁園忘憂館，命門客各作辭賦一篇，便有了枚乘的《柳賦》、路喬如的《鶴賦》、鄒陽的《酒賦》、公孫詭的《文鹿賦》、羊勝的《屏風賦》、公孫乘的《月賦》等，成就了一段佳話。

梁園文學群體有力推動了西漢文學發(fā)展。其中，西漢辭賦大家枚乘的《七發(fā)》《梁王菟園賦》等作品，是漢大賦正式形成的標志性作品。

三國時期，曹操建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鄴北城），喜交名流學士，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等，逐漸形成了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在集宴云游、詩酒酬唱中，一舉開創(chuàng)了慷慨任氣的東漢文學氣派。

他們的作品主要反映艱難時世、民生疾苦，抒發(fā)憂國憂民之情，表現(xiàn)出建立功業(yè)的積極抱負。在“建安七子”中，王粲善作詩賦，成就可以說高于另外六人，被劉勰稱為“七子之冠冕”。他的《登樓賦》《七哀詩》是建安時期抒情小賦的代表性作品，抒寫生逢亂世異居他鄉(xiāng)、心寄故土之情，哀傷而不消沉。

如果說梁園雅集、鄴下雅集是由權貴或統(tǒng)治者召集主持，帶有某種政治因素，那么西晉金谷園雅集可被視為由文人自發(fā)組織的雅集。

西晉文學家石崇常在洛陽的別院金谷園召集劉琨、陸機、陸云、左思、潘岳等聚會、結社，史稱“金谷二十四友”。最值得書寫的一次雅集，是元康六年征西大將軍王翊從洛陽還長安，石崇召集眾文豪在金谷園為其設宴餞行，“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

事后，石崇把眾人詩作收錄為《金谷集》，親撰《金谷詩序》。這場極大聲勢的文人雅集，對后世的相關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50多年后舉行的蘭亭之會，便是依照金谷園雅集模式組織的。

史書記載，當王羲之得知人們把《蘭亭集序》和《金谷詩序》相比時，感到很高興。由此可見，金谷園雅集在當時恐怕比蘭亭雅集更有影響。但后世知“蘭亭”甚于“金谷”，又是為什么呢？

一方面，《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深得唐太宗和后世書家推崇；另一方面，二者境界不同，《金谷詩序》“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蘭亭集序》“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故后者更容易為人傳誦。

蘇軾更是認為，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石崇）之于逸少（王羲之），如鴟鳶之于鴻鵠”。

文采風流，映照一世

文人雅集在唐代盛極一時，形式與活動內容豐富多樣，不乏留下千古傳唱的名篇。這和唐朝盛世風華、文星昌耀不無關系。

唐高宗上元二年，洪州牧閻伯嶼于重陽節(jié)在滕王閣大宴賓客，安排其婿吳子章作序以彰其名。在場眾多文人假意謙讓，年輕氣盛的王勃卻毫不謙讓，一度令閻伯嶼怒而離席。

珍詞繡句層見疊出的《滕王閣序》，既是六朝駢文之新變，也是唐朝駢文通俗化、格律化之先聲。其駢儷藻飾、對仗工整、辭采華美，采用大量典故來敘事抒情，可謂景中有情、情中有景，達到了內容美與形式美的統(tǒng)一，堪稱“神俊無前”。

甘露之變后，白居易遠離朝堂，居于洛陽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唐武宗會昌五年暮春三月，73歲的他邀約胡杲、吉旼、劉真、鄭據(jù)、盧貞、張渾等幾位比他年長的長者暢游山林、把酒高歌，寫下《七老會詩》。

是年夏天，白居易又組織了一次雅集，增加李元爽、釋如滿兩位更為年長的人。白居易在“九老雅集”中寫下《香山九老會詩序》，還請人繪制《九老圖》，以紀念這場長者集會。

宋代的“洛陽耆英會”，便是文彥博與富弼、司馬光等仿香山九老會的形式，聚集洛陽高年者共13人置酒賦詩相樂的雅會。司馬光以楷書所作《洛陽耆英會序》和《會約》，堪稱文化瑰寶。

由昆山名士顧瑛召集的玉山雅集，是元代規(guī)模最大、舉行時間最長、參加人數(shù)最多的雅集。大小雅集凡50多次，“豈無歌鐘樂，乃爾文字娛。逍遙以終夕，聊復遂吾初”，體現(xiàn)了超然物外、超脫功利的價值追求。

當時，科舉制廢止，文人仕途受阻。遠離政治后，文人得以回歸本心，更加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與自身的獨立價值，文人雅集煥發(fā)新的生機。

元順帝至正八年早春的玉山雅集，被時人稱為“諸集之最盛”。楊維楨所作的題跋《玉山雅集圖記》，再現(xiàn)了雅集人物和場景。楊公還將此次雅集與蘭亭雅集、西園雅集相比較，稱玉山雅集“清而不隘，華而不靡”。

顧瑛將眾人所作詩文編為《草堂雅集》，這是存詩數(shù)量最多、由元人編選的元詩總集。他又將各家為玉山佳處二十八處景點所題的記、序、詩、詞、賦以及在各景點燕集時所作的詩詞匯為《玉山名勝集》，并將各家餞別寄贈之作匯為外編。由此，許多元末知名文人的作品得以傳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主修紀曉嵐評《玉山名勝集》：“其賓客之佳，文辭之富，則未有過于是集者……文采風流，映照一世，數(shù)百年后，猶想見之。”

征歌演劇，卜夜燒燈

明代文人結社雅集、文酒觴詠依舊盛行。伴隨這一時期的戲曲發(fā)展，演劇活動及由此展開的征歌、品劇在文人雅集中流傳開來。

文人雅集與演劇活動的融合，為文人提供了觀劇場所，重塑了文人士子間的社交關系，又以文人的品評來引導戲曲創(chuàng)作，促進了戲曲傳播與創(chuàng)作。

活躍于南京的詩人、戲曲評論家潘之恒，是明代萬歷年間文人賞劇的重要組織者、參與者。他先入復古派詩社“白榆社”，其后與“公安派”“竟陵派”等結社酬唱。

萬歷十三年，潘之恒參與“白榆社”在雨花臺的雅集活動。昆班演員楊美表演的《竊符記》，被眾多觀劇者記入詩文。其中，潘之恒對楊美扮演的如姬評價甚高，指“其行若翔”。

萬歷三十七年，潘之恒參加“公安派”的冶城大社，促成北曲《凌云記》從案頭走向演出。這場演出適逢魏良輔對昆山腔進行改革，北曲日趨式微。工于北曲的昆旦名優(yōu)傅靈修及其兄傅卯，被潘之恒邀選出演此劇。由此，傅氏兄妹的北曲傳統(tǒng)唱法得到了重視。

萬歷四十七年，潘之恒參加秦淮大社。此后，參與或主持多場征歌度曲的“竟陵派”雅集活動。他從“度、思、步、呼、嘆”五個角度評析相關表演，可謂晚明戲曲表演理論頗具代表性的論說。

明末清初，家班演出、堂會演出、臨水拍曲、以曲會友等，成為江南文人雅集的常見節(jié)目。“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入清后歸隱如皋，在其棲隱之處“水繪園”頻頻舉辦雅集，家樂表演為重要內容。

乾嘉時期，揚州文人雅集促進了當?shù)貏姆笔ⅰＴ丁②w翼等文人每至揚州必看戲。《揚州府志》記載：“若士庶尋常聚會，亦必征歌演劇，卜夜燒燈。”

與袁枚、趙翼合稱“江右三大家”，有“國朝曲家第一”之譽的蔣士銓，在大鹽商江春組織的一場文人雅集宴飲中，談及白居易《琵琶行》，慨嘆院本《青衫記》“命意敷詞，庸劣可鄙”，用五天時間創(chuàng)作出四出雜劇《四弦秋》，立意深遠，文辭優(yōu)美，成為清代南雜劇中的翹楚。出自該劇的折子戲《送客》《女彈詞》成為昆曲保留劇目，至今上演不衰。

總之，作為中國歷史上一道別致的文化圖景，文人雅集為我們留下無數(shù)文化瑰寶與千古絕唱。其文化魅力穿越時空，不應被時光的塵埃所湮沒。

（作者為上海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