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之后的付秀瑩，又開合自如地講起了《陌上》中的“芳村”故事。從“小梨回來了”到《陌上》中那個驚鴻一瞥的翟小梨如怨如訴地道出“他鄉”的魅惑和終究無法忘卻的往事，付秀瑩似乎遇到了某種巨大情感力量的驅使，讓《他鄉》成為了整個芳村敘事的旁枝逸出。而當她用激情裹挾著語言，以內焦點敘事的方式把內心積累的情感抒發開來，她又變得如此平靜、沖淡，續接《陌上》而回望起那個精神原點意義上的故鄉了，這就是《野望》。

《野望》自帶詩意，不禁讓人想起唐人王績筆下的“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如果說《陌上》像一幅風俗畫，《野望》則更像一首田園詩。巴赫金在《小說理論》中提到，田園詩中的生活及其時間對地點有一種附著性、粘合性；內容僅僅嚴格局限于愛情、誕生、死亡、結婚 、勞動、飲食、年歲這些為數不多的基本事實，而這些人的生活又和自然的節律相統一。

《陌上》中說“芳村這地方，最講究節氣”，《野望》就按照節氣一一鋪排開來了。節氣的輪回之下，是最為平凡、普通的生活日常。除卻養家糊口、婚喪嫁娶，吃食和民俗是芳村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村子里飄著的飯菜香，油鍋爆炒的沙沙聲，高壓鍋燉肉水蒸氣的噗噗聲在作家筆下惟妙惟肖。而那些被我們遺忘了的打月餅、送寒衣也在文字中被再度喚醒，恰恰是這些，“叫人看著覺得，人世間的富足殷實，覺得親人們的情深恩重，覺得心里頭妥帖踏實，溫暖安寧。”在《野望》中，付秀瑩已經放棄了《陌上》“主題式”的結構方式，在以翠臺為中心勾連起的家庭與鄰里中，也不再有哪些“事件”和“沖突”可以真正成為芳村這一角天空的主角，這些柴米油鹽與人事賡續只被自然的時令之環推衍著，有些不知所終，有些沖淡化解，死水也在不經意間泛起微瀾。而隨著時序與節氣的流轉，它們再度降臨，又再度杳不可見……這就是芳村的人們所生活的空間和時間，尤其是這一重時間的循環往復，和城市里繁忙的、碎片式的時間形成了參照。小說不厭其煩地重復著芳村早晨的街市——上班的、上學的、下地的、趕集上店的，重復著翠臺家門口，一個騎著電車的人呼嘯而過，問上一句“吃了呀不”，或者停下來扯幾句閑話。如果不是智能手機、快手、網購、直播這些現代生活的符號猝不及防地闖入翠臺和芳村人的生活世界，似乎她們就日復一日地忙碌在繁雜、瑣碎又具體可感的人間煙火中。這就是一種可以從現代時間序列中逆出或無限制重新獲得的時間感，而那些生活日常也被賦予了情節性的意義。

當然，一個現代又傳統、開放又幽閉的芳村，不可能只停留在這一重時間結構中。付秀瑩早就意識到，時代的脈搏是裹挾著芳村變化的不竭動力。這種動力消弭著芳村的守舊、貧窮和落后，但它是一種永遠向前和轉瞬即逝的延續性。機械化流水線的勞作、貧富差距、禮俗秩序的式微是否意味著田園詩的消亡？在《陌上》中，翠臺就曾深感“如今這芳村，人心都薄涼了”；大姐也告訴小梨：“如今呀，哪里還有啥人情，人心涼著哩，薄著哩。”而到了《野望》，付秀瑩以二十四節氣展開的結構方式更像是一種召喚，將那些人們險些遺忘卻又曾深植人心的人倫風俗召喚回日常生活，用婆婆給翠臺蒸糕、給爹送粽子、全家吃餃子這樣的節令與吃食勾連起一種“毗鄰關系”，正如巴赫金所言，“吃”更常見的是獲得家庭的意義，“通過飲食把不同輩份的家人、不同年齡的家人聚合起來”，形成飲食與子女的毗鄰關系，而“這一毗鄰關系里滲透著生長肇始、生命復蘇的意思。”正如《野望》的結尾，付秀瑩寫到了芳村的野蒿子，它們是鄉村野性、生命力和自足性的象征，“這種野蒿子遍地生長。這東西命賤，不嬌氣，好養活。看吧，等轉過年來，冬盡春回，一場春風春雨，這野蒿子種子肯定就等不及瘋長起來了，長它個滿村滿野。長它個鋪天蓋地。”換句話說，只要人們還維系著和自然節律相統一的關系與回環往復的時間，就可以從中獲得一種永恒性。

近年來，付秀瑩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執著地書寫著“芳村”故事，即便是《他鄉》中“進城”的翟小梨也在頻頻回憶、重訪和想念著“芳村”。而前后相續又自成一體的《陌上》和《野望》，更是有著為芳村立傳的沖動與氣魄。當鄉村之于久居城市的付秀瑩越來越遙遠和陌生，她卻不斷試圖召回或建構一個“芳村”的記憶或想象，而除卻創造一種有別于其他歷史敘述的鄉村個體生命史，這或許也指向了作家一種隱秘的心理與期待。回到王績的《野望》，那里也不僅有鄉野秋色，而最后的兩句“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讀來才更讓人悵惘。就像《他鄉》中的翟小梨經歷了城市生活的不安、孤單和艱難之后，過去或故鄉生活的樸素與單純就即刻變得生動起來，也成為她可隨時逃遁的烏托邦。而《野望》之“望”，也承載著更多回溯、反觀與希冀，或許此時安居城市或他鄉的付秀瑩也做好了重新定位、考量鄉村之于一代人背景性意義的充分準備。而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的一句話，或許恰可以闡釋這種心理與期待，“只要人們生活在鄉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懷抱，他們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