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濤在最新的個人簡介里這樣定位自己：大塊時間在河邊的木屋里讀書、寫作。“河邊的木屋”讓我想到梭羅在瓦爾登湖畔建造的小木屋。這個木屋既是物理存在，也是心靈意義上的，是在現(xiàn)實中打造出的桃花源。不管薛濤個人的生活寫作的轉向與梭羅有沒有關系，都呈現(xiàn)出了一種相類似的指向，那就是把自身投入實驗，來具體地感受和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荒野與文明的關系、山鄉(xiāng)與都市的關系。把《樺皮船》放置到薛濤整個創(chuàng)作譜系里去看，或許會更加清晰地看到這條小船是怎樣載著他駛向了一片更為遼闊浩淼的藝術水域。

薛濤的文學之根從一開始就深扎于故鄉(xiāng)東北的白山黑水，但他早期更注重對現(xiàn)實進行詩意的提純，后來走向對幻想文學中國化的探索，然后從仰望星空回落到腳下的大地。這幾年更是身心一同重返鄉(xiāng)野，建構并棲息于現(xiàn)實的、心靈的、文學的三個層面的“小木屋”。當我們回顧梳理他近一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從《大自然的邀請函》到《腳印》《小山羊走過田野》，再到新作《樺皮船》，會看到這場躬身力行的莊重實驗所帶來的精神上的豐厚收獲，同時，他也以文學的方式記錄和確證了大地對心靈、對文明、對寫作不可或缺的意義。正如他本人在一次訪談中所說的：“創(chuàng)作需要的一切大地都會給予。”

兒童文學在薛濤這里常常是一種思想的方法。《樺皮船》強化了這一點。從這個角度看，“樺皮船”是一個象征、一個隱喻、一個意象、一個寓言，是作者駛向哲思之海的載體。但《樺皮船》這部小說不同凡響之處在于，薛濤日臻成熟的文學技藝和深厚的生活積累，為他深沉的哲學思考賦予了生動的肉身。所以對于不同的讀者，《樺皮船》可謂是千人千面，提供了多維度解讀的可能。

對于一個小讀者來說，這就是一個好玩的故事，生活在沈陽城的小學生烏日，有一位來自大興安嶺深處的鄂倫春族的爺爺托布。在假日的某一天，烏日擺脫了一個都市小學生被各種課業(yè)束縛的日常生活常態(tài)，和爺爺踏上了返回大興安嶺的返鄉(xiāng)之旅。這一路遇到了各種各樣有趣的人，各種各樣有趣的動植物，自然是驚險無比，同時又奇妙無窮。有哪個孩子不想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探險？所以這部作品的兒童性、可讀性、故事性、游戲性讓它擁有了輕盈的姿態(tài)，詼諧、輕松的語言為深邃的主題插上了飛向童心的翅膀，公路電影般富有質感的畫面，流浪漢小說般特有的幽默俏皮的氣質，保證了它作為兒童文學作品的純粹性、文學性。

這當然也是一本非常適合家長和老師去讀的書。有驚無險的旅程或許會讓成年人反思，把孩子適度地投入大自然的懷抱，理應是他們順利成長的重要一環(huán)。勇敢、堅毅的品質，親近自然的愛心，處變不驚的意志，一個孩子美好品格的完整建構，肯定不能全部在課堂、在題海、在家庭完成。《樺皮船》作為一部成長小說，把它的教育性深藏于曲折的情節(jié)、生動的人物塑造和對自然風貌傳神的描摹之中。對于人與萬物關系的表達，《樺皮船》的理念體現(xiàn)了作者和鄂倫春民族信仰的統(tǒng)一和契合，人類和他者之間不是予取予奪的關系，而是相互扶持彼此給予的朋友。《樺皮船》在教育理念上的現(xiàn)代性，不是空中樓閣，相反，是一路前行時對有沒有丟失什么珍寶的反省，是對老傳統(tǒng)和新思維的一并反思后給出的一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里既包含了薛濤一貫的理想主義情懷，也有著體恤與務實的現(xiàn)實關懷。

當然還可以從生態(tài)學、人類學等諸多視角去看《樺皮船》。這就是前面已經(jīng)說過的這部作品讓人印象深刻的一點，那就是它像一個晶體，從各個側面折射出的光芒，都能照亮一個言說不盡的話題。老托布對于山林的深情，年輕人對于都市繁華的向往，沒有對與錯。所以《樺皮船》并不是一曲朝向一種漸行漸遠的文明的挽歌，至少不單單是這樣。它的著力點在于，在那些我們著急拋棄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里，還有沒有值得尋回的？有沒有可以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重新激活的不變的元素？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有沒有可能握手言和并攜手前行？在車水馬龍的都市街頭，當一個從叢林深處走來背著一條樺皮船的人出現(xiàn)時我們不再感到驚訝，當樺皮船不僅能在深山老林的河流中，也能在都市公園的湖泊里自由劃行，我們孜孜以求的現(xiàn)代生活，是不是會呈現(xiàn)出更豐富的表情？這一切，薛濤都以豐沛的細節(jié)和耐人尋味的暗示，提供了開放式的答案。

《樺皮船》是薛濤個人創(chuàng)作走向更為開闊的審美空間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兒童文學最美的收獲之一。它讓人看到兒童文學在文學本身可以抵達的高度，在思想上可以發(fā)掘的深度，在內(nèi)容上可以開拓的寬度，它是一本能夠讓人對兒童文學產(chǎn)生敬意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