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洪波著《中國書院史》

關于書院的起源

書院產生于唐代，它源出于私人治學的書齋與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即書院有官府與民間兩大源頭。民間書院源出于讀書人個人的書齋。與書齋不同的是它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間。由私密而公眾，這是書齋與書院的分野。 從私家專有走向服務公眾，是書院從書齋中脫穎而出并走上獨立發展的關鍵一步，書齋也因此成為書院根植于民間的源頭之一，這也是早期書院絕大多數以讀書為主要功能的原因所在。

書院的另一個源頭在官府的麗正、集賢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脫胎而來，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校理、知書、書直、寫御書、拓書手、裝書直、造筆直等職，集藏書、校書、刊書、講書等于一體。其主要職責《唐六典》記作：“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征求焉。”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而無具體的政務，這就是作為官府書院與一般政府職能部門的區別所在。官府書院有著將千百年國家藏書、校書、修書及由此而辨彰學術的經驗傳輸給新生的書院組織的橋梁作用。書院起源于官民二途， 使自己同時擁有了民辦和官辦的傳統。從此以后， 書院就在民間和官府這兩大力量體系的交相影響之下，開始了更加輝煌的發展歷程。

唐開元六年置麗正書院,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唐六典》中記載：“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修書所為集賢殿書院，集賢院學士，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征求焉。”

初始階段書院的實態分析，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書院的起源問題。唐五代70所書院中，除7所書院不明創建人之外，其他63所可以確知其出身情況。63所書院中，8所為中央政府所建，2所為地方官員所建，合計官建書院10所，占總數的15.87%，另有一所書院得到過皇帝的賜額； 民建書院53所，占總數的84.13%。統計數字表明，民間社會是書院的主要源頭，官府處于次要的地位。但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因此而輕視官府作為書院源頭的存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社會，皇帝、中央政府、地方官員三者之中任何一方的加入都可能實質性地改變官民力量的對比，更何況官府的實際比例已經接近16%。因此，在書院的起源問題上，對于官民兩大源頭，我們必須同樣重視。

總之，官民兩個源頭的匯合，加以社會上隨書籍增加而大量出現讀書人群體這一先決條件，使中國社會發展到大唐，遂產生了一種嶄新的擁有較多書籍的文化教育組織，這一組織的公眾性與社會性決定了它的規模比私人書齋要大， 得由垣墻圍繞一些房舍組成， 所謂“院者，取名于周垣也”。歷來講究名實相符的中國士人，就將這種全新的組織稱之為書院了。“書”表現的是特色，“院”顯示的是規模。

初期書院的三個發展階段

近350年的書院初期歷史，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以唐玄宗時代為斷，唐代可以分成前后兩個發展階段， 五代十國自成一格。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自唐初至唐代中葉近一百年（618-712）書院在民間處于自生自長的狀態，總共只有5所，數量極少，其特點是由士人個人的讀書、治學、藏修之所，發展成聚徒教授，開引士民的教學機構，形成了服務公眾而為今日很多研究者所津津樂道的學校性質的書院。

第二階段

第二個發展階段，自唐中葉開始至唐末，近200年（713-907），中央政府開始注意民間發展近一個世紀的書院，并結合政府的功能和需要，在東西二都前后創辦了3所麗正書院、 5所集賢書院，君臣一起開展各種文化、政治、學術乃至教學活動，對書院這種新生的起于民間的文教組織在給予實際肯定的同時，又賦予其新的功能， 并進而在民間傳統之外， 又開辟了一個來自官府的傳統。是期民間創建書院數達到44所。官民合計創建書院總數為52所。

第三階段

第三個發展階段，為整個五代十國時期（907-960），前后半個多世紀。其間，雖然天下大亂，斯文受辱，但不甘泯沒的人們，讓廟堂之威與民間之力聯合一體，開創了民辦官助的發展方向，使13所書院散布南北各地。這13所書院，猶如黑色天幕中的閃耀之星，讓亂世中的讀書人看到了希望，也終于托斯文于不墜。歷經磨難而不滅，真所謂潛德幽光，宜乎書院必大興于兩宋之世。

各個階段的發展速度， 在比較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整個唐五代時期年平均書院數為0.2046所，可以視作比較的基數。第一階段95年，共5所書院，年平均僅0.0526所，大大低于基數。第二階段195年，共52所書院，年平均0.2666所，已略高于基數。第三階段54年，共有書院13所，年平均數為0.2407，亦高出基數，但略低于第二階段的平均數。由此可知，初期書院的發展速度雖然不是很快，但總的趨勢是增長的，此其一。其二，比較而言，在唐代中期，書院有過一個超速發展期，這與玄宗的肯定與提倡是有聯系的，更與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的習慣有關。其三，比之唐代中期，五代的發展速度雖然稍有回落，但其數仍然高于基數，如果考慮盛唐太平和五季戰亂的諸多社會因素，則第三階段的發展意義尤大，可以說明，書院已然經受考驗，得到人們的認同，在社會上立定了腳跟。

（節選自鄧洪波《中國書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