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衡岳七十二峰之尾的岳麓山上，似可看遍整個湖南。岳麓山是儒釋道同存共榮的中國典范。道家第二十三洞真虛福地云麓道宮，香火猶盛，蔚然山頂。千年古剎麓山寺深居山中，乃“漢魏最初名勝，湖湘第一道場”。

位居山腳的岳麓書院，正式建于北宋開寶九年（976），為宋代四大書院之冠。歷經千年，也曾經歷過七毀七建的血色宿命，但猶如其周遭的楓林一樣，始終保持著勃發的生機，文脈不斷，是唯一“活著”的古老書院，產生了一連串珍珠般的思想精神，照亮了一代代燦若繁星的人才集群。

朱張會講 赫曦如來

唐末五代的岳麓僧侶便開始探索以“儒者之道”改變當時湖南“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歐陽守道《贈了敬序》）的社會亂局。趙宋立國，潭州知州朱洞興學岳麓，大公無私，擴充規模，添置圖書，擴建為書院。后任知州李允則著眼未來，制定岳麓講學、藏書、祭祀和學田四大規制，強化書院教育功能……他們創辦一種開放自由的教育方式，并將此如磨血事業一般堅持下來，終于有了岳麓書院的草創成功。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皇帝主動接見當時尚為民間私學的岳麓書院的山長周式，邀他出掌最高學府國子監，被婉言拒絕。然而，真宗還是命其以國子監主簿主持岳麓院政，并御賜宮廷藏書副本，動情地為岳麓書院題寫匾額，褒揚其沉潛堅守，“于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正式拉開了岳麓書院薪火相傳、千年不輟的中國文化勝景。此次皇帝見山長，也成為宋代書院史上唯一的特例。

皇帝沒有留住周式，但他那一首著名的《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應該深層次地影響了周式教育的岳麓諸儒，在刻苦讀書、考取功名的同時胸懷家國天下，修學儲能，以投身社會建設，服務國家民眾。

南宋初年，出身高貴的張栻，“少年留心經濟之學”，雖然同其父張浚一樣，不能逆轉朝廷偏安的命運，但他將周敦頤至胡宏一脈開啟延續的湖湘學派發揚光大，熔鑄理學宣揚，并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中強調岳麓書院的辦學，旨在“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他打破門戶之見，邀約千里之外的閩學宗師朱熹，相聚岳麓。

朱張會講，赫曦如來，自是中國文化史、思想史、教育史上一道亮麗的勝景。時為南宋乾道三年（1167）九至十一月，就在岳麓書院一方勝境之中，二人論道中庸之義，三個晝夜不歇，聞者咸來，“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如此盛況，首開書院會講之先河，亦可謂中外文化史上的奇景大觀，也是湖湘文化發展史上的豐采壯舉，從而堅實了岳麓書院作為中華文化名區與人文高地的地位。

張栻主持岳麓書院，朱熹兩度來到長沙，開浙東學派先聲的理學大儒呂祖謙也寓居潭州所屬醴陵城北主持東萊書院。“東南三賢”同在潭州講學，岳麓書院成為湖南文化中心，湖湘學派也達到極盛，冠首全國。江南各省，包括偏僻的四川都有眾多士生遠道來長沙從學，以至人們“以不得卒業湖湘為恨”（朱熹《答劉公度》），即將自己不能在岳麓山下追隨張栻學習視若非常遺憾的事。此時的岳麓書院，與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呂祖謙的麗澤書院、陸九淵的象山書院，分別推動著湖湘學、程朱理學、中原文獻之學、陸氏心學的繁榮發展，堪稱全國四大學術中心。

岳麓書院作為湖湘學派的大本營，更是以“湖南一派”，于宋代學術“當時為最盛”。“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鄒魯！”（宋王禹偁《小畜集》）岳麓興學，朱張傳承，使湖南一改過去文化落后的局面，由荊蠻之地成為了可與禮樂勝地洙泗鄒魯媲美。

張栻死后，門人改為其他學術流派，湖湘學派慢慢分裂，迄至宋末，元軍圍攻潭州，學子放下書本，拿起武器，與軍民同仇敵愾，絕大多數以身殉國。湖湘學派不復傳承，但湖湘文化依然集大成于岳麓書院，薪火永續。

王夫之：少年終得開生面

岳麓書院設有文廟，即便在歷史的煙云中曾經不幸七毀，但涅槃重生地七建，虔誠地修建文廟，恢復其特殊的祭祀功能。這樣的祭祀，與講學、藏書聯系一起，就是完美的傳道濟民。岳麓書院的文廟體系，又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建有一間船山祠。這是后人祭祀王夫之（1619-1692）的場所。

他是繼周敦頤之后，從祀岳麓書院文廟的第二人。周氏從祀，是因為其開啟湘學一脈，為張栻的前輩祖師，而王夫之卻只是在岳麓書院讀了一年書的學生。但是，王氏卻以其不幸與幸的人生，成就了他偉大的傳道人生。

王夫之生于書香門第，少年有才，得家鄉首富看重，成為乘龍快婿。少年夫妻，琴瑟和鳴，富家小姐愛的還是王郎好學進取，這就有了王夫之考進規制不少但又開放式培育經邦濟民人才的岳麓書院，成為山長吳道行的得意弟子。吳公與東林黨首高攀龍之子高世泰交好，但他并非東林黨人。他是一名純粹的教育工作者，即只做打破門戶陋習的學術探討，推動朱張理學的發展，潛心踐行成人之教的書院育人理念，而無意于晚明政壇的政斗黨爭。這對王夫之后來的人生理想，有著強烈的影響。

專研學問，弘揚理學，飽含著家國情懷和經世傳統。王夫之想過以科考去報效日見衰敗的國家，匡正時弊，但當時離合治亂，已不是他這樣胸懷家國天下的一介士子所能改變的。他身上有著強烈的道德英雄主義，但有心報國的他無力回天，只能心懷故國，帶著父兄妻兒逃難。他也曾屢敗屢戰地加入到南明反清的武裝隊伍，但南明陣營的內部纏斗、明槍暗箭，使得他最終只能落寞地逃離。

抗清失敗后堅守瑤峒四十載不出的岳麓弟子王夫之，以“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氣概，從哲學、政治、歷史諸方面縱深研究，推出數百萬字的皇皇大書，成了承前啟后的湖湘文化集大成者。他在草堂著書立說時，或許已想到百十年后，其思想會深刻地影響到一批讀書人成為忠誠的愛國者，至死不渝地捍衛儒家治統與道統。他的學說影響至近代中國，被一批岳麓書院學子書生報國奉為精神食糧。譚嗣同贊曰：“五百年來，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也。”（譚嗣同《論六藝絕句》）

經國濟民的抱負情懷、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不尚空談的務實作風、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忠孝節義的道德觀念……直接影響了他們從江湖走進廟堂，從中國踏入世界。

岳麓書院蔓延的湖湘文化，不僅為士人推崇，亦為朝廷看重，康熙、乾隆二帝相繼御賜“學達性天”和“道南正脈”匾額，懸于書院，激發了一大批士子如朱張矚望一般，“懷古壯士志，憂時君子心”，產生著強烈的道德英雄主義，打硬仗，拼死戰，鑄就了“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驚世佳話。

羅典：儒者仁心育人才

晚清學者皮錫瑞說：“湖南人物，罕見史傳。三國時，如蔣琬者只一二人。唐開科三百年，長沙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

湖湘數千年，卻因唐大中四年（850）劉蛻科場及第，創造了“破天荒”的佳話。再過千年，迄至國家積貧積弱之際，才出現人才呈集群式井噴。有一個人，是不得不說的。他就是羅典。可以說，是他鑿開了湖湘人才集群井噴的泉口。

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清王朝發生了兩件文教大事。于國家層面，歷時十年修纂的皇皇巨著《四庫全書》告成；而在湖南，曾受到乾隆皇帝御書“道南正脈”鼓勵的最高學府岳麓書院，迎來了64歲的大儒羅典出任山長。

羅氏五次連任，掌教27年之久，奉行“非專衡文，當以育才為本”的主張，堅持“造士育才”，“堅定其德性，明習于時務”（嚴如煜《鴻臚寺少卿羅慎齋先生傳》，轉引自楊布生《岳麓書院山長考·羅典》），培育了一大批經世志士。

今天，跨入岳麓書院前門，迎面所見的赫曦臺，就是羅典在上任第四年，于書院大門前坪仿湖南地方戲臺所建。當時曰前亭，又名前臺，紀念追思600余年前的朱、張二賢。

建臺之初，并沒有今日所見，分別題在兩壁上、各高一點三米的“福”“壽”二字。據傳嘉慶十二年（1807）湖南鄉試放榜次日，九十高齡的羅典赴省府鹿鳴宴，院中諸生談論學問，一個自山頂云麓宮下來的道士，自稱善書能詩，卻不受儒生們待見。道人憤憤然，拾起一旁的掃帚，飽蘸黃泥水，在右墻上一筆揮就一個壽字，昂首而去。

儒家至圣先師孔子在《論語·雍也》中提出“仁者壽”，《禮記·中庸》也有言：“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者壽，是儒家養生思想的一種境界。遭遇冷落的道人，以一個壽字，嘲諷儒生們缺乏仁愛心，或說壽至耄耋的羅典教了一批沒有禮貌的學生。

羅典歸來，見墻上書法如走龍蛇，遒勁有力，驚為仙跡。后來，他為了兩壁對稱，在左壁補書了一個大小相同的福字，貌似在援引道家祖師爺老子所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警惕學子要摒棄門戶之見，以免可能存在的禍。

羅典病逝十年后，其弟子歐陽厚均接掌書院，他在道光元年（1821）發現當年朱子題額的赫曦碑刻，于是改羅典所命名的書院前亭為赫曦臺。赫曦者，既是朱張登頂岳麓所見的自然盛景，也是前賢寄望后來的博大心愿。

重返歷史現場，晚清中國面對早已進入現代化進程的西方列強，雖然自身龐大，但已外強中干，頻遭霸凌。內憂外患，積貧積弱，斷崖式衰敗成為清政府殘喘續命而不能逆襲的運命。縱有歐陽厚均的親傳弟子曾國藩、魏源、郭嵩燾、劉蓉、左宗棠、曾國荃、羅繞典、胡林翼等，用書生報國的英雄氣勢與果敢行動，歷經十余年，翦除內亂，雖最終未能完成中興宏圖，卻顯現了晚清史上精彩、迷離和蒼涼的燦爛一瞬，在帝國余暉中踏出了湘軍將帥的鐵血征程。

清末民初之際，譚嗣同、黃興、蔡鍔為首的第二代湖南人才集群，引爆中國社會變革，推動舊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他們猶如一瞬燦爛的光芒，照亮尋找出路的中國，以一場史無前例的新變，為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時代大才引領共產主義先進思想改變中國，創造了一系列歷史條件。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斯為勝境，亦為時代。從千年書院不同時代走出的青年俊杰，恰同學少年，感染千年風華，胸懷時代擔負和歷史使命，為民族復興而殫精竭力，在中華大地上勇毅激越，蔚然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