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循循善誘人”是啟功先生懷念老校長陳垣先生一篇文章的題目，以此稱贊老校長如何“循循善誘”地教導后學的精神和事跡。其實，這用來贊譽啟功忠誠教育事業，辛勤耕耘，桃李滿天下也非常恰當。

啟功從1933年受聘于輔仁大學附屬中學開始，直到2005年謝世，從教70余年。啟功在青少年時代接受過太多名師的教誨和指點，自己在從事教育工作時盡其全力加以發揚光大。

啟功教書育人，處處以學生為主，愛護學生，尊重學生人格，平等地對待學生，創造良好的、和諧的課堂氛圍。他最老的學生——輔仁附中和輔仁美術系的學生，年齡比他小不了幾歲，他們始終以師友身份相交，學業上他們終身師事啟功，生活中又相處如兄弟。他最小的學生、他帶的最后一屆研究生比他要小70來歲，他對他們視如己出，學業上、生活上都倍加關懷體貼。不管是老學生還是年輕學生，他都一律平等對待。上學時、課堂上是師生關系，畢業后、課堂下一律是朋友，師生關系非常融洽，完全把教育事業置于寬廣的愛的情懷之中。

循循善誘，是啟功靈活生動的教學方式和方法。啟功教學絕不隨人腳后、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風格和特色，教出自己的東西、自己的見解。他講授永遠是娓娓道來，一口京腔，和藹可親，課堂氣氛永遠是那么熱烈、輕松而又愉快。為了更好地聯系實際，開闊學生的眼界，他有時帶學生走出課堂，去參觀故宮，介紹它的歷史及獨特的建筑藝術。寒冬臘月，藏族新年之際，又帶領學生去觀賞雍和宮喇嘛們祭神的舞蹈，讓學生更多地了解少數民族的藝術。他講《牡丹亭》，帶學生去看昆曲《游園驚夢》；講《紅樓夢》，帶學生參觀故宮和那里收藏的歷代書畫。

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生，啟功為第一屆9名研究生教授古代詩詞，講得興起，學生也說沒聽夠，便主動延長課時，但校方說教室實在排不下，啟功說：“這有什么難的，咱們干脆到你們宿舍講。”就這樣，“宿舍課堂”開課了，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外系的慕名者也紛紛帶著小板凳來“蹭課”，一屋子足足裝了十五六個人，真可謂“親密無間”“打成一片”了。啟功旁征博引、談笑自如，聽得大家如癡如醉、其樂無窮。

因材施教。啟功深知，每個人的資質、喜好、興趣、專業積累都不一樣，要想讓他們成才，必須尊重他們的選擇，發揮他們的特長，所以，他特別重視對學生，尤其是碩士生、博士生的個別輔導。他除了在校對學生適時地進行指點、引導，解決疑難之外，他的家里也成了學生的“第二課堂”。他家中一到晚上就高朋滿座，但只要學生事先預約好前來請益，啟功一定放下其他造訪者，優先接待，然后朝先來的社會名流一拱手：“對不起，老兄，我的學生來了，我要上課。”對專門約好的學生，他會耐心地答疑解惑，而且還告訴他們回去以后還可以看哪些書。有些學生沒有預約，他也很歡迎，會因勢利導，和他談些學術問題，講自己在搞什么研究，寫什么文章，需要查什么資料，有時也會讓學生幫忙到圖書館查些資料，告訴他這些資料的重要性。有時他也會拿出自己的詩集稿本，講他如何修改，為什么這樣改。這樣，“旁敲側擊”“曲徑通幽”，使學生懂得自己該怎么做學問，怎么作詩寫文章，獲益多多，比上課還“過癮”。

啟功重視個別輔導，還體現在竭盡全力幫助學生解決治學中出現的問題上。他的博士生謝思煒要做白居易研究，但有些文獻只保存在日本，查找起來十分困難。啟功就積極主動地利用他在日本的人脈關系幫他查找，復印有關資料，解決了謝博士憑自己很難解決的問題。朱玉麟博士在撰寫博士論文《〈張說集〉版本研究》時，查找民國時著名學者傅增湘曾校勘過一種《張說集》全帙影印宋抄本，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了。于是，啟功就主動幫他聯系傅增湘的后代傅熹年先生，請他協助指導。在啟功無微不至、盡心盡力的指導和幫助下，朱玉麟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終于圓滿地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寫作。于翠玲博士要做朱彝尊研究，啟功曾為朱彝尊家書做過跋，但家書收藏在唐長孺先生手中，啟功便積極與唐長孺之子唐剛卯聯系。當時，啟功正患病住院，于翠玲怕影響老師身體，一再說：“不急，不急。”啟功反過來卻說：“你不急，我急。”拳拳之心可見一斑。

啟功對學生充滿了愛心，他在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會慷慨地對學生伸出一只托舉的臂膀。啟功的嫡傳弟子、啟功第一批研究生、原北師大文學院教授趙仁珪，1981年研究生畢業后留校，當時沒有住房，只好暫住在研究生宿舍中，每月要扣30元工資。當時他工資不過50多元，還要養孩子，生活難以為繼。一天啟功獨自爬到趙仁珪住的4樓，對他說：“你的困難我聽說了，千萬要保重身體啊。”又從口袋里掏出200元錢，說：“學校的規定，我們不好違背，你先用這些錢應付扣款。事情總會解決的。”那時，啟功已近古稀之年，聽著他真誠的話語，看著他離去的微胖的身影，不太靈活的步履，趙仁珪鼻子一酸，眼淚奪眶而出。

1997年，北師大建校95周年之際，校方為激勵廣大師生，為更明確辦學方針，決定公開征集校訓，最終選定了啟功所擬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八個字。

這八個字，恰恰也是啟功老師一生的光輝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