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門金剛》劇照

從2020年國慶期間洛陽博物館依托館藏文物，復原25套古代裝束而舉辦的“洛水霓裳”裝束復原秀，到2021年河南衛(wèi)視春晚上靈感來自河南博物館13件隋代三彩樂舞俑的舞蹈《唐宮夜宴》；從依據(jù)宋代畫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圖》而編創(chuàng)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到央視“古韻新聲·清明”特別節(jié)目中源出隋代畫師展子虔《游春圖》的舞蹈《游春》……

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藝術基因和創(chuàng)作靈感的文藝佳作不斷涌現(xiàn)，一部部舞臺表演藝術作品“破圈”而來，精彩紛呈。河南衛(wèi)視2021年七夕節(jié)制作的《七夕奇妙游》中以龍門石窟石刻圖像飛天和金剛為素材編創(chuàng)的實景舞蹈《龍門金剛》，就是其中的杰作之一。懷抱樂器的伎樂天從洞窟中飛出，在大佛的注視下翩翩起舞，金剛力士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藝術家賦予傳統(tǒng)文化遺存跨越歷史的藝術魅力。古風豫韻舞蹈藝術與龍門石窟悠久的歷史文化相得益彰，將“文化+旅游”的精髓和深意作了深刻的演繹和闡釋。

當代視野中的樂舞

靜態(tài)文物動態(tài)呈現(xiàn)，賦予傳統(tǒng)文物新鮮活力。龍門石窟研究院率先進行了“活化文物”的嘗試。通過與新華社密切合作，于2021年4月發(fā)布了真人版《帝后禮佛圖》。《帝后禮佛圖》原是創(chuàng)作于北魏年間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東壁上的浮雕，分為北段（帝）、南段（后）兩部分，描繪了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禮佛的盛大場面，是龍門石窟中重要的雕刻作品。原作于20世紀30年代被美國文物販子盜走，真跡已被毀壞，復制品《北魏孝文帝禮佛圖》《文昭皇后禮佛圖》現(xiàn)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國堪薩斯市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

此次對文物進行活化再現(xiàn)，龍門石窟研究院研究人員和主創(chuàng)團隊基于對《帝后禮佛圖》全面翔實的考察研究，從演員服飾、妝容、發(fā)髻、動作等多層面一一對文物進行了全方位還原，通過新穎靈動的拍攝手法，運用新媒體將龍門石窟歷史文物給予活態(tài)呈現(xiàn)，增強了觀眾對龍門石窟歷史文物的親近感。

此次成功嘗試后，龍門石窟主管部門加快與相關媒體合作推出優(yōu)秀創(chuàng)新性藝術作品的步伐。以2021年8月13日河南衛(wèi)視推出的《七夕奇妙游》晚會中的舞蹈《龍門金剛》最具代表性。

《龍門金剛》系由女舞蹈演員扮演十三位“伎樂天”，造型婀娜多姿，衣帶飄拂，騰空飛舞。龍門石窟在雕刻時本土化趨勢明顯，“伎樂天”與“伎樂人”的造型、臉型、體態(tài)、服飾與唐朝世俗生活中的女性更為接近。在雕刻時，龍門石窟中的飛天雕塑與敦煌壁畫中纖細靈動的形象不同，下半身稍胖。《龍門金剛》舞蹈中的“伎樂天”雖然身上披有很多輕盈的飄帶，但舞姿造型較為沉穩(wěn)，肅穆莊重，與“伎樂天”形象十分吻合。每位“伎樂天”手持樂器包括阮、箜篌、排簫、橫笛、笙、鈸、杖鼓，沒有敦煌飛天的反彈造型，準確真實地還原了龍門石窟音樂圖像狀貌，再現(xiàn)了我國古代的音樂活動圖景。

《龍門金剛》在還原歷史、再現(xiàn)傳統(tǒng)的基礎上也做了一定的創(chuàng)新。首先是服裝造型上的創(chuàng)新。龍門石窟因風化脫色，考證“伎樂天”準確的原有顏色較為困難，節(jié)目服裝設計出于對畫面美感的考慮，選用了牡丹紅等偏深偏暗的中國傳統(tǒng)顏色。為了便于表演與塑造形象，舞蹈中金剛的造型與龍門石窟刻像中的金剛相比，缺少了刻像金剛身上的瓔珞裝飾。拍攝團隊除了在龍門石窟實地拍攝外，還使用了包括AR、三維建模、電腦著色等數(shù)字化技術手段，虛實結合力求最大限度地復原彩色狀態(tài)下的石窟造像。《龍門金剛》從當代視角出發(fā)，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為龍門石窟傳統(tǒng)音樂文化注入新鮮血液，讓其在當下真正“活”起來。

歷史演進中的樂器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說：“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石窟現(xiàn)存像龕2345個，造像11萬尊，其造像立體生動，建造時多為彩繪，雖經過千年風化早已褪色，但其中仍存有大量的舞樂圖像資料。據(jù)統(tǒng)計，龍門石窟現(xiàn)存有樂器圖像的洞窟21個，雕刻樂器經幢1座，佛座2臺；現(xiàn)存各類樂器17種，176件。

龍門石窟中的樂器分為敲擊、吹管、彈弦三大類。敲擊類樂器有磬、拍板、銅鈸、腰鼓、杖鼓、雞婁鼓等。其中磬與拍板為我國傳統(tǒng)的打擊樂器，銅鈸、腰鼓、杖鼓、雞婁鼓均為外來傳入樂器。銅鈸與腰鼓圖像出現(xiàn)較多，北魏、唐代洞窟中銅鈸圖像分別出現(xiàn)5次和12次；腰鼓圖像分別出現(xiàn)10次和11次。磬、拍板、杖鼓與雞婁鼓出現(xiàn)較少。

吹管樂器主要有笙、橫笛、豎笛、排簫與篳篥5種，前四種為中原傳統(tǒng)吹管樂器，篳篥為西域傳入。笛共出現(xiàn)了30次，北魏、唐洞窟中橫笛圖像分別出現(xiàn)11次和10次，豎笛圖像各出現(xiàn)2次和7次。排簫與笙圖像分別出現(xiàn)了22和20次，其中北魏、唐代洞窟中排簫圖像分別出現(xiàn)9次和13次、笙圖像均各出現(xiàn)10次。篳篥在北魏、唐代開鑿洞窟中分別出現(xiàn)3 次和8次。

彈弦類樂器圖像有阮、箏、琵琶、箜篌等4種，其中箏和阮為中國傳統(tǒng)樂器，而琵琶與箜篌為外來輸入樂器。箏與阮圖像分別出現(xiàn)17次和7次，北魏洞窟中分別出現(xiàn)6次和5次，唐代洞窟中分別出現(xiàn)11次和2次。龍門石窟中的琵琶圖像包括四弦、五弦兩種，分別出現(xiàn)10次和6次，其中北魏洞窟中四弦、五弦琵琶圖像均出現(xiàn)3次，唐代洞窟中四弦、五弦琵琶圖像分別出現(xiàn)7次和3次。箜篌圖像僅在唐代洞窟中出現(xiàn)3次。

在北魏洞窟所雕刻的14種樂器中，笙、笛等吹管樂器最為流行，銅鈸、腰鼓等打擊樂器的使用率與流行度較高。北魏時較少出現(xiàn)的篳篥、四弦琵琶、簫等樂器到了唐朝出現(xiàn)的頻次則成倍數(shù)增加。北方少數(shù)民族游牧生活中使用的笳、角等吹管樂器傳入，出現(xiàn)了鼓吹樂形式，促使雅樂逐步轉變?yōu)樗讟罚性瓊鹘y(tǒng)的俗樂逐漸和天竺傳入的佛樂相結合，形成了法曲，常用于宴會與祭祀場合。從樂器組合圖像不難看出雅樂向俗樂的轉變以及佛樂和俗樂的交融。

社會變遷中的伎樂

龍門石窟舞樂圖像中有大量的“伎樂”表演場面，“伎樂天”“伎樂人”176身。在天界奏樂起舞者稱為“伎樂天”，處于佛像頂部或洞窟穹頂位置；在地世凡俗樂舞活動中奏樂起舞者稱為“伎樂人”，居于佛像底部。每個洞窟中的“伎樂天”和“伎樂人”及出現(xiàn)樂器的數(shù)量多少都經過一定的人為設計，不僅人數(shù)與洞窟的大小關系密切，而且洞窟中伎樂天和伎樂人的動作呈對稱型構圖，形成一對對規(guī)整的單位。各個洞中的“伎樂天”“伎樂人”手持樂器各不相同、多種多樣，構成了較為完整的樂隊組合編制。

龍門石窟各類樂器組合樂隊34組，包含北魏洞窟16組、唐代洞窟18組。北魏樂隊規(guī)模較小，4件樂器以內組合較多，樂器最多的一組樂隊為12種樂器。唐代樂隊規(guī)模不斷擴大，8種以上樂器組合較為常見，在奉先寺佛像背光處出現(xiàn)了18件樂器的樂隊編制。北魏洞窟只有“伎樂天”，唐代出現(xiàn)了“伎樂人”，大型音樂活動場面增多，音樂表演世俗化趨勢明顯。龍門石窟中的“伎樂”是當時社會音樂文化發(fā)展繁榮的反映，為中國古代舞樂史研究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史料。

龍門石窟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承載了古老而燦爛的中原地區(qū)文明，反映著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成果。豐富多彩的石窟藝術中包含著大量珍貴的樂器與伎樂圖像，對深入研究我國古代音樂特質、民族個性特征以及宗教文化的發(fā)展，無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伴隨著文化遺產與旅游融合發(fā)展日益成為國家文化發(fā)展大計、旅游市場繁榮的主旋律，為龍門石窟這一古老的藝術奇跡在新的時代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郭克儉 王宇博，分別系浙江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教授、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浙師大基地特約研究員；浙江師范大學2021級民族音樂學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