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小說是中國古代一種較為常見的文學形式，簡言之，為筆記體式的短篇故事。最早可追溯至魏晉時期，時人多有志人志怪類文集，以南朝劉義慶所著的《世說新語》為代表，寫人記事簡約，形式靈活。

就數量而言，中國古代筆記小說可謂浩如煙海，至清末，存世有數千種之多。種類繁多的筆記小說所記內容也極為駁雜，反映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狀況，上寫公侯將相的朝野秘聞，下書黃土地上的一片高粱。體量如此巨大的內容，極難辨析厘清現實真假，縱如此，依舊有其史料學意義。

作為筆記小說，定然不失虛構與主體自我創作的成分，但這種類型的文學作品自面世伊始，便受到史學影響，有注重實錄的傳統，且希冀在事件描述中給人以道德教化。魏晉時期的志人志怪為后世筆記小說開拓題材、確立基本精神，此期間的作者多有史官等文職身份。比如，志怪小說《搜神記》作者干寶，在晉元帝時期任佐著作郎一職，為編修國史的史官；再如，梁武帝朝，殷蕓曾為右長史，在作通史時將正史所不錄的街談巷語收為一帙《殷蕓小說》。

因此，魯迅先生對此期間的筆記小說有“六朝人之志怪，卻大抵一如今日之記新聞，在當時并非有意做小說”的判斷。簡言之，魏晉筆記小說的創作性質為“采錄傳聞”，秉筆實錄當朝事件，非有意虛構。筆記中雖然有文學性的虛構敘事，但依舊在不悖離歷史背景真實的前提下展開。

后世筆記小說多沿用魏晉六朝志人志怪的敘事視角，以記事者的角度客觀記錄所述事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人物的姓名與籍貫等具體信息。書中屢見“秀州天寧長老妙海時在彼縣，親見之”“小二至慶元時尚存，安國長老了祥識之”“泉州僧本偁說”之類的句子，借他人之口來佐證自己記載之可靠，強調所錄內容的真實性。

誠然，作者（記錄者）的創作觀念偶有反復，如《夷堅志》作者洪邁，一方面認為“稗官小說家言不必信，固也”，肯定筆記小說的文學性質與作者撰文時的主觀性；但同時又宣稱“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依舊強調所述事件的真實性。這種“執筆記錄”的寫實態度與史學家秉筆實錄的精神相契合。

許多筆記小說描述的世界是幻象世界，與現實世界疏離乃至相悖，但仍然有相當部分具有史料學意義。唐之后，筆記小說就內容而言，多具有民間性及社會性的特征，多述各地風俗怪談。比如，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支諾皋》中有《葉限》一文，記錄古代邕州地區百越民族的口傳敘事，為世界最早有文字記載的“灰姑娘”類型故事。

至宋，大量筆記作品記錄詩歌本事與詩人言行，成為后世詩評家所沿用的筆記體文學評論形式。而以洪邁《夷堅志》為代表的志怪類筆記作品，細述宋代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軼聞、掌故、民俗等，為后世提供許多史料參考。

明清兩代筆記小說類文獻多有訓詁考據之類的內容。有清一朝，筆記小說中的邊疆地理內容日益增多，如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記錄數量相當的新疆社會民俗內容，其中有關屯田制度及“瑪哈沁”的相關記載，為研究邊疆史重要的參考內容之一。紀昀認為，筆記屬“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

學者們普遍關注到筆記小說創作的史學傾向及其內容的史料學意義，對之多有闡述。明代王士禛有“說者，史別也”的判斷，認為筆記小說為史家別一種；朱康壽詳述為“說部為史家別子，宗厥大旨，要皆取義六經，發源群籍……自《洞冥》《搜神》諸書出，后之作者，多鉤奇弋異，遂變而為子部之余，然觀其詞隱義深，未始不主文譎諫，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

相對于正史以政治歷史為脈絡，側重對典章制度、帝王將相的書寫，筆記小說記載了大量平民社會的生活，拓寬了傳統史料的范圍，彌補了正史對民間關注度有限的缺憾，成為正史的重要補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