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許多人在社交平臺引用了艾略特經典長詩《荒原》的開頭：“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2022這一年，正好是《荒原》問世一百周年。

《荒原》是英國詩人艾略特的代表作，其出版被譽為“西方現代派詩歌的里程碑”。1922年10月，《荒原》首發于艾略特自己主編的季刊《標準》創刊號，同年底在美國出版單行本，艾略特還在單行本中加入了五十多條注釋。

在四月，澎湃新聞記者特就《荒原》在中國的接受史、它對中國詩人的影響、它與當下的關聯等話題專訪了幾位中國詩人，他們之中很多人還是批評家、作家、學者、譯者、文學期刊編輯。

此文為詩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家新就《荒原》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對話】

澎湃新聞：今年是《荒原》問世百年，想請你先和我們談談這部經典長詩在中國有著怎樣的傳播與接受歷程？

王家新：在中國，第一個大力介紹艾略特并對中國新詩產生重要影響的人，是葉公超。葉公超曾留學美英，出版過英文詩集，1930年代中后期，他在清華任教期間先后寫出《愛略特的詩》（注：當時葉公超把“艾略特”譯為“愛略特”）、《再論愛略特的詩》，并讓他那時的學生卞之琳譯出了艾略特的重要詩論《傳統與個人才能》。后來，他的《再論愛略特的詩》又成為了中國第一個《荒原》譯本，即趙蘿蕤譯本的序言。

艾略特

正因為葉公超等人的大力譯介，在當時中國新詩界促成了一輪“《荒原》沖擊波”（孫玉石語）。現在看來，葉公超對艾略特的評論仍具有相當的敏銳性和穿透力。他認為，“《荒原》是他成熟的偉作，這時他已徹底地看穿了自己，同時也領悟到人類的痛苦，簡單地說，他已得著相當的題目了，這題目就是‘死’與‘復活’”。他還指出“等候著雨”就是《荒原》的“最serious（嚴肅）的主題”。

而在詩藝方面，葉公超稱《荒原》為“詩中最偉大的實驗”，因為它“是綜合以前所有的形式和方法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葉公超并沒有就技術談技術，而是以一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問題：“愛略特的詩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進一步的深刻表現法，有擴大錯綜的意識，有為整個人類文明前途設想的情緒”；“愛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種擴大錯綜的知覺，要表現整個文明的心靈，要理解過去的存在性……”

“要造成一個古今錯綜的意識”，“要表現整個文明的心靈”，葉公超深刻把握了艾略特詩藝的性質。所以他這樣的譯介能夠擴展和深化一個時代的詩學意識。1930年代中國新詩壇上卞之琳等人受到艾略特影響的詩作，可以說就是某種意義上的“荒原上的丁香”（張潔宇語）。

到了1940年代，艾略特、奧登對中國新詩詩人尤其是對西南聯大詩人群的影響就更大了。正是這種影響，有力推進著穆旦等一批新銳詩人對現代性的藝術追求。比如穆旦的《五月》一詩，就明顯采用了《荒原》式的不同文體的拼貼方式，全詩由一種別出心裁的“正文”與“副歌”組接而成：“副歌”為五首才子佳人、風花雪月式的舊體詩的戲仿，“正文”則是一種穆旦式的詩，語言富有現代肌理和內在張力，高度濃縮到要爆開的程度，甚至有意識地用了一些充滿暴力的軍事用語和工業性比喻，極盡現實痛感和戰爭期間的殘酷荒謬。這樣，在“正文”與“副歌”之間，正好形成一種有意味的對照，并產生了強烈的思想藝術的張力。可以說，正是由于艾略特、奧登的激發和啟示，穆旦他們找到了進入到他們自己的現實的方式。

澎湃新聞：你什么時候第一次讀到了《荒原》，當時有著怎樣的感受？

王家新：我是在1980年代初，從袁可嘉等人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一冊上卷）中第一次讀到趙蘿蕤的《荒原》譯本的。它和那時我讀到的里爾克、葉芝、奧登、瓦雷里、洛爾迦的詩一起，對我構成了對我的一生都至關重要的“現代性的洗禮”。至于《荒原》那時給我的印象，就像一幅時代的巨型壁畫或交響樂，我難以一一描述，作為一個年輕詩人，在當時我也很難一窺其全貌。我記得我在詩中劃滿了標記，那些片段和句子可能是最刺激我的地方。但即使在那時我也意識到了：這是一部需要我反復閱讀的啟示錄式的作品。我們到現在也很難說我們可以窮盡它。

澎湃新聞：在此后反復閱讀的歲月里，你對《荒原》的感受發生過變化嗎？

王家新：的確，對《荒原》的閱讀和領悟會伴隨我們一生。1993年我在倫敦時，曾寫下這樣的句子：“烏云在街頭大口吞吐、呼吸，這就是倫教。而當它變得更陰暗時，艾略特詩中的路燈就亮了。”后來我還曾寫下《〈荒原〉的第八行》《“以文學的歷史之舌講話”——艾略特的〈荒原〉及其反響》等文，再后來我研究過趙蘿蕤和穆旦對的《荒原》的翻譯。就翻譯而論，趙蘿蕤的翻譯不僅為首譯，而且在很多方面都難以為后人超越，穆旦的翻譯，他自己不太滿意，他曾建議友人還是讀趙蘿蕤譯本，但他卻能賦予他的譯文以特有的語言力量，這是一般的譯者做不到的，如穆旦譯《荒原·死者的葬儀》的一節——

可是當我們從風信子園走回，天晚了，

你的兩臂抱滿，你的頭發是濕的，

我說不出話來，兩眼看不見，我

不生也不死，什么都不知道，

看進光的中心，那一片沉寂。

荒涼而空虛是那大海。

這樣的譯文，不僅精確地再現了一種現代詩的質地、難度和異質性，而且十分深刻感人，好像讀到這樣的譯文，我才真正進入了《荒原》的內核。我在那里也“說不出話來”“不生也不死，什么都不知道”，但卻可以“看進光的中心”了。

多少年過去了，《荒原》并沒有“過時”，和歷史上那些歷久彌新的經典性作品一樣，它已成為一種要求我們不斷去“重讀”的東西。而每次重讀，我仍有一種新鮮感和欽佩感，都會驚訝于艾略特那種無比成熟而又詭異的心智，那種深邃而又廣闊的歷史洞察力，以及《荒原》本身那種在今天看來仍很奇妙的在對照、反諷和拼貼中不斷產生詩歌含義的結構及敘述方式。

澎湃新聞：近幾年你對《荒原》也有了更豐富的理解？

王家新：《荒原》不僅沒有過時，從多種意義上，我們仍生活在“荒原”中，就像艾略特本人從倫敦城里走過時感到仍生活在但丁的地獄中一樣。

《荒原》是對一個時代、一個世界的“命名”。什么是“荒原”？有人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的寫照，有人說“荒原”就是神性消失后的人類生活本身。這一切都有賴于我們從我們自己的生活出發對它的閱讀，比如說，《荒原》十分陰郁，仿佛是但丁《地獄》的現代版，只是在詩的最后一章“雷霆的話”里，有一點希望的跡象：“刷地來了一柱閃電。然后是一陣濕風 / 帶來了雨”（趙蘿蕤譯），大雨將臨這片干涸的荒原，而雷霆卻說著一般西方讀者所不懂的梵文：“datta，dayadhavam，damyata”，這多少帶有一點諷刺的意味。全詩以這三個梵文詞結束，它引自佛教典籍《吠陀經》，意思是：“舍予，慈悲，克制”。

我注意到這個耐人尋味的結尾，并體會到它在巨大悲憫中的克制和一絲反諷，也是近些年來的事情。這說明對《荒原》的閱讀，如同對一切偉大作品的閱讀，都需要伴隨我們對人生和世界的體驗，需要某種如葉芝所說的“隨時間而來的智慧”。

澎湃新聞：回過頭看，你認為《荒原》對你，以及你這一代中國詩人是在何種意義上產生了影響？

王家新：《荒原》是在經過了長時間禁錮之后，重現在中國詩人和讀者面前的。它在1980年代初的“重現”也正是時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從我們自己的“荒原”上醒來的時候。我們也需要看清并走出我們自己的精神廢墟。這就是說，《荒原》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也具有某種劃時代的意義。

當然，對于《荒原》的巨大影響力，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詩人威廉斯就曾說“《荒原》的出現是美國詩的一場災難” 。但問題是，這場“災難”卻是現代詩歌必須經歷的。沒有這場“災難”，威廉斯本人也不可能在詩藝上另辟蹊徑。

就我個人而言，在艾略特的作品中我更看重《荒原》。詩人的另一部著名長詩《四個四重奏》，在詩藝上更加精湛，也具有個人精神史上的總結意義，但我覺得還是《荒原》更具有“原創性”意義和沖擊力，它更豐富、也更具有不斷到來的生成性和啟示性。我喜歡它那種“破碎的完整性”。

至于《荒原》對中國詩人的影響，還要結合到艾略特的其他作品和文論，它們是一個相互呼應的整體。如艾略特在其影響深遠的文論《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提出的“歷史意識”（The historical sense，又譯為“歷史感”）：“歷史的意識又含有一種領悟，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寫作時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這個歷史的意識是對永久的意識，也是對于暫時的意識，也是對于永久的和暫時的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性的。同時也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卞之琳譯）

這一段話，很多中國詩人和評論者都一再引用。我們現在也會更清楚地看到，正是這種“歷史意識”使艾略特本人對個人與傳統、詩與時代和文明的關系有了更開闊和透徹的把握，使他有可能在《荒原》中“以文學的歷史之舌說話”，而不是僅僅發出一些個人的不連貫的夢囈。正是這種貫通古今的“歷史意識”，使他發明了一種別具匠心的“引文寫作”，以讓所有的年代都“并存”于現在，從而使他的“荒原”成為整個西方文明和心靈的藝術寫照。

與這種“歷史意識”相關的，是所謂“非個性化”詩學。艾略特是以反浪漫派詩風的姿態走上詩壇的，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他指出：“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他甚至聲稱“一個藝術家的前進是不斷地犧牲自己，不斷地消滅自己的個性”。對這種“非個性化”詩學，尤其是對“一個藝術家的前進是不斷地犧牲自己，不斷地消滅自己的個性”這種“高論”，在早年我并不是特別理解，現在則完全理解了：他為我們昭示了一種藝術精神的至境。

“歷史意識”及“非個性化”構成了艾略特詩學思想的核心。耐人尋味的是，艾略特還聲稱這種“歷史意識”對一個“過了25歲還想繼續作詩的人”，是“最不可缺少的”。可以說，我和我們這一代人中的許多詩人“過了25歲”還在繼續作詩，并且一直寫到了今天，其原因也在于我們聽從了這樣的教導。最起碼，它幫助我們跨越了青春抒情階段，開始試著“以文學的歷史之舌講話”，并進入到愈來愈成熟、愈來愈開闊的文學的成年。

澎湃新聞：每年四月，不少人都會引用“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你怎么看待《荒原》與當下的關系？

王家新：毫無疑問，《荒原》正在我們這個時代再次上演，全球性疫情、戰爭、日益加深的生命困境，都會使人們對《荒原》有了更切身的感受。這就是為什么我理解人們愛引用“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這句名句。

《荒原》這部長詩創作于百年前，但它又是“指向未來”的，它又在不斷引領我們“進入當下”，這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只不過它與當下的關系并不那么直接和簡單。比如《荒原》那個插入了梵文引文的結尾，現在看來，詩人讓結尾時的隆隆雷聲說著充滿奧義的“外語”即梵文真是再恰當不過。這充分體現了艾略特對現代人精神困境的反諷性認識，或許還透出了以另一種文化參照來反觀自身文明危機的意圖。此外，這樣做也出于對詩歌本身的尊重，詩人面對的，是整個時代和文明的問題，但他不愿提供明確結論，他要使他的《荒原》自始至終保持一種“多聲部”的、充滿曖昧和悖論的性質。正如瑞恰慈所說，《荒原》提供的不是說教，而是“思想的音樂”。愿我們也能這樣來傾聽《荒原》，或者說，傾聽我們自己的這個時代。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時隔百年的《荒原》何以依然鮮活？當我們紀念艾略特，紀念《荒原》，我們是在紀念什么？

王家新：是啊，時隔百年，我們在紀念什么？要回答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想起的仍是《四個四重奏》中的那兩句名詩：“在我的開始是我的結束，在我的結束是我的開始。”這兩句詩已成為艾略特先生的墓志銘，而我們仍在“荒原”中跋涉。或者說我們仍處在某種文學精神、生命和命運的循環往復中。我們所要做的，是在萬般艱難中，在《荒原》這樣的偉大范例之后，能夠繼續打開文學和生命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