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懷中 (1929～)，河北邯鄲人。1945年參加八路軍，1954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協。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中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委員、第五屆副主席及第六、七屆名譽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天使》等。長篇小說《牽風記》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長篇小說《牽風記》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所有將筆尖對準戰爭的軍事文學必然寫到死亡，那些作品中的人物或死于一次壯烈的沖鋒、一場毫無勝算的突圍，或死于一次可恥的叛變、一顆荒唐的流彈。但我第一次在軍事文學作品中讀到《牽風記》中描寫的這樣一場幾乎全由女主人公主動安排進行、象征意義遠大于現實層面的精神性的非尋常死亡。

小說寫到女主人公汪可逾臨終時說，“若查閱《辭海》上的‘汪’字，品味那短短一兩行注釋文字，果真頗有些講究的。‘深廣貌。汪然平靜，寂然澄清。’凡汪姓者，其內心空間自會深而廣之，如一汪池水，平靜息止不起漣漪；又當寂然不動，即入濁水澄清而明凈透徹。”而當徐懷中先生讓“汪”這一姓氏后配上“可逾”一名，又讓“逾越”的“逾”字點化了人物在“如如不動”的性靈底色下總在“伺機而動”、無限向前的轟轟烈烈的行動性格。

汪可逾離開愛護自己的父母，身背包裹在錦緞琴囊中的宋代古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已令人吃驚不已。小說之初，“隆隆炮火中傳來一曲《高山流水》”，是軍事文學中罕見的戰場情境。汪可逾的第一個“逾越”，就在于她敢于將自己的智識與性靈拋擲于戰場，用她所擅長的琴藝去扶正顛倒，讓能使心物交融的剛健、質樸的音律去提醒世人葆有對善與惡的省思，并堅持通過“我行我素”來調和因為殺戮和生命資源匱乏而造成的人性退化與精神封閉的狀況。

正如她總會“高高舉起臂膀，按到房門的上沿把門推開，隨后背對房門，輕輕向后蹬一下，咣當一聲，房門闔上了。”以避免用手接觸門上最不衛生的人們頻繁接觸的部位；她會用一塊白色小手帕托著每個月的團費去上繳，之后再洗凈手帕；當發現地上兩只鞋子擺得不整齊，即便她已經上床休息也一定會爬起來將鞋子擺正；哪怕借住于老鄉家，看到房東大門上新貼的對聯上下聯給顛倒了，她也一定要糾正過來。

有了如上種種行為，汪可逾在過小河渡口時，堅決攔住要從十多具敵軍士兵尸體上碾過去的馬車而讓劇團改道上游水面過河的舉動才更讓人感慨，原來汪可逾還要在你死我亡的修羅場上堅持“至善”，以進行她的第二個“逾越”。

汪可逾的執拗印證了她有著向人的最高精神演進的執著追求。極端的戰爭環境一次次在她身上焚去了她認為應當退卸的對物（琴）的執念，也點燃了她的內在智慧，讓一名原本小小年紀就能登廣告、收潤格的知識分子女性，在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情況下，學會了用洋鐵皮扎毛刷子寫標語，拿掃煙囪、挖鍋底得來的鍋煙子制作墨色顏料。當她因齊競一番演講而備受鼓舞，便自制炭筆，用“點畫勻衡硬瘦，爽利挺秀，骨力遒勁”的柳體書法寫下標語，并以最通俗近人的方式向四鄰八鄉的父老鄉親做宣講。在這里，作者寫到汪可逾與圍觀標語墻的老鄉們“彼此相通心心相印”的情景，讓人感到，置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借著戰場和行軍路線的不斷開辟與拓展，實現了真正的“開眼”看國家、看人民。

徐懷中先生借助自身的革命經歷，曾在多部小說中寫到西藏和云南等地的戰斗與風土人情。如《賣酒女》一篇中寫到云南邊境上一個小小的街市皆東，還有《阿哥老田》中，借一名解放軍戰士的視角寫到了居住在云南省邊陲的哀牢山、無量山一帶的苦聰人。當寫到文中的苦聰孩子如何與“解放大軍工作隊”的“阿哥老田”相識時，徐先生寫道：“那天，我在巖洞里捉到一只狐子，就把皮剝下來，擱在路口，藏到大樹背后遠遠看著。有過路的人，想要這張皮子，多少放點吃的東西在路口就是啦。你可知道？我們苦聰祖祖輩輩就是這么做生意的，以物換物，以心換心。”短短幾句話，就將苦聰人的風俗、性格置于讀者面前。如果說“革命”的一面是“你生我亡”，那么另一面就是“你中有我”，從彼此打量、相互認識到尋得共識與平衡，以此相互借鑒和融合。正如汪可逾在戰爭中將音韻之美和革命的知識理論饋贈給群眾，群眾則將保存生命的智慧傾囊相授；她臨死前，通過與陪伴身側的半文盲的曹水兒進行極具思辨色彩的討論，來為自己的生命標注句點，曹水兒則滿心敬意地照護她直至終了。

不斷有意識地逾越身份、階層的認知與情感藩籬，讓原本困囿于頭腦和紙籍的學問放歸于鄉野和人心之間，接受“道”的試煉、養塑，讓汪可逾的革命歷程更接近她理想中的“齊物”。她犧牲時年僅19歲，卻“經歷幾度烽火歲月，以及戰爭史上最殘酷的所謂‘剔抉掃蕩’”，以其在最為酷烈的戰場上對至善至美的堅守，深刻影響了與她相識相知之人的命運走向，尤其是對她十分欣賞和傾慕的齊競。

小說中如是介紹齊競：“野戰軍共有四位留學日本的，一位擔任總部宣傳部部長，兩位是縱隊宣傳部部長，第四位便是齊競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盟創辦了文藝雜志《東流》，推出具有進步思想的小說、散文，齊競便是經常撰稿人之一。”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齊競回國到了太行區八路軍前方總部，打定主意要歷練成為軍事主官。小說中也在“軍事指揮藝術是鐵血之氣的結晶”這一章節中對齊競的戰斗指揮能力給予展現和肯定。但就是這樣一位軍中的“天之驕子”，卻在戰爭勝利多年之后仍對過世許久的汪可逾念念不忘。寫完祭奠汪可逾的銀杏碑文后，以吞服40多片維C的方式離開人世。全書最后，在一片寂靜無聲的肅然中，最后一次“銅鐘一般渾厚而又深沉的古琴空弦音”，與若干年前的戰地往事遙遠對應，汪可逾的第三個“逾越”發出超乎時空的回響。

錢穆先生在《人生十論》的《人生三路向》中說：“向外的人生，是一種涂飾的人生。而向內的人生，是一種洗刷的人生。”對于汪可逾來說，她短短不到20年的生命過程中，其思想一開始就是未經涂飾、全然解放的，從未背上過對人、人性的成見或偏見。當汪可逾跟隨隊伍在大雨中結束強行軍，就自然而然地脫下衣服晾曬而光著身子睡在了一家門洞里的門板上。那時已是旅參謀長的齊競起床后見到這一幕，竟被從前人體攝影實習的經歷驅使，“只想著，‘一定要搶拍下來，一定要搶拍下來！’他從挎包里取出了他那架戰利品破舊相機‘羅來可德’，順手打開了鏡頭蓋。”而就在齊競摁快門留下“戰地即景”的時候，汪可逾醒了過來。令齊競想不到的是，汪可逾看著面前的齊競坦然自若地說道：“首長，洗印出來，不要忘了送照片給我。”在這件事上，汪可逾所表現出來的正是她清新、風雅的藝術化人格。

而在拍照事件之前，當齊競安排汪可逾坐上自己的座駕“灘棗兒”，已有是非之人編排此事，汪可逾聽說議論后，第一時間找到通信員曹水兒質問流言究竟何意？面對汪可逾的直截了當，就連一向嘴皮子功夫了得的曹水兒也甚是尷尬和難堪。可直到她琢磨出戲謔的含義之后，汪可逾只是一陣會心地大笑，“笑得前仰后倒無法控制”，跑回自己的住處時“還留下一串串笑聲”。這讓曹水兒百思不解的一幕恰可證明汪可逾“八風吹不動”的生命定力，利、衰、苦、樂也好，稱、譏、毀、譽也罷，個人的尊嚴正如宇宙自然的莊嚴，何需自辯。

于是，當讀到小說“黃河七月桃花汛”的章節，看到汪可逾指揮著并與準備乘船渡江的婦女們一起脫下衣服，只著內衣以便落水獲救時，就能知曉這一轟轟烈烈的場景具有多么直指人心的效力。邏輯難以接近的，正是作者徐懷中先生親身從戰火中帶出來的關于生死最切實的氛圍和氣息。

對比經典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汪可逾具有林黛玉的才、杜麗娘的情，而其駕馭生命的強悍行動力又顯然繼承了上古神話中女媧和精衛的精神原力。其以血肉之軀在對抗戰爭的酷虐時，赤裸的身體愈脆弱便愈能顯示她將在血火洗禮中“銜木到中古”的毅力與勇氣。正是這份勇氣，讓汪可逾被當地團練武裝俘虜又被解救后，面對齊競質疑她究竟是否遭受侮辱時直陳憤怒：“齊競，我從內心看不起你！”從此后，一對璧人握手言別。不久，齊競再見到汪可逾時，已是汪可逾“面容如初，自然安詳”的遺體被軍馬灘棗兒馱運到銀杏樹的樹洞之內——“終于他看清楚了，汪可逾頭部微微偏向一側，兩臂松弛下垂，全身呈淺古銅色，骨骼突出的部位，在日照下閃放著光亮。”

《牽風記》中，好幾位人物的死亡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曹水兒，因和地主的女兒有染而被誣告為強奸，要被執行槍決之際，曹水兒還與鐘情于自己的女人嬉笑，在最后排槍一陣急射之時，踹開了撲上來殉情的女人，“語音含混不清地喝道：‘他媽的著什么急，看打著了老鄉！’”死得血性僨張；不滿13歲的小演員劉春壺被俘后，被推進坑里活埋，就在其“面部開始變形，五官也扭曲變形了”之際，還在翻著花樣的痛罵和大笑，死得有模有樣；小說中還有一位著墨不多的“反派”角色郭老參事，當聽聞上級在戰局決定性時刻對自己費盡辛苦得來的情報判斷不屑一顧，便冷笑置之，將身體撲進一把平日“招待客人切甜瓜用的”美軍匕首，全力奔赴本不在其職責之內的死亡。

而即便與死后肉身被鳥獸啄食一空的軍馬灘棗兒相比，也唯有銀杏樹洞中的汪可逾，似是將死亡作為了又一次長途路程的起始：“一條腿略作彎曲，取的是欲邁步向前行的那么一種姿態。她顯然是意猶未盡，不甘心在兩億五千萬年處停滯下來，想必稍事休整，將會沿著她預定的返程路線，向零公里進發，繼續去尋找自己的未來。”她的死是脫離地心引力，向著生命常識的回歸，具有掙扎著飛升的精神性與悲劇美。這樣的死亡是超現實的傳奇，是她向著肉身速朽這一基本事實的“逾越”，也是作者徐懷中先生篤定實現的一次美學突圍，將對戰爭進行思考所能抵達的極限再向前推，并開辟了一個更高維度的視閾供人類審視戰爭。

2015年時，筆者曾與徐先生做過一篇題為“我的未來是回到文學創作的出發地”的訪談文章。其中徐先生談道：“在我看來，人生也應當如是觀，只能是回返未來。這不是說我們要爬回到樹上，但是我們要有古人渾樸、無欲的精神。科學是向前發展的，不會回頭看。毀滅人類的武器越來越厲害，無人機隨時隨地可以轟炸。到頭來，人類前途只能是在自己覺悟的引領下回到原初，也便是回返未來。”

從此來看，盡管汪可逾死在人生發軔之初，但她同樣展現了與生俱來的母性——她是戰場上常識的孕育者和純潔靈魂的葆有者，痛苦與磨難激發了她基因中在女性身上積累了數世紀的智慧。她看待自然、戰爭、人性時參照的時空坐標系中，有存在于地球上約兩億五千萬年的銀杏樹，有相傳創于史前伏羲氏和神農氏時期的古琴，有至少30萬年才能形成的溶洞中100年才長高1厘米的石筍，也有似是從上古奔襲而至20世紀的“古代野馬群”……如此無限廣袤無限深遠的眼界，使汪可逾一早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脫離了簡單二元論非此即彼的狹窄視域。如是到最后，在汪可逾精神氣息的“牽引”之下，與她相親相近之人也終于穿越了“有限性”的封鎖，于主動的死亡中尋獲尊嚴。在無有重逢的歸屬地，與人之最初的心性團聚。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2年4月20日第5版。）

相關文章：

汪守德 | 以一顆真正的文學之心寫作——從讀徐懷中長篇小說《牽風記》想到的

【專題】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