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盛唐氣象，我們很容易想到熱烈、飛動、雄壯、豪邁，未必聯想到莊嚴。其實，莊嚴也是盛唐氣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盛唐詩人來說，時代的美好、國力的強盛、山川的壯美，在在都喚起他們內心深處的莊嚴感，讓他們情不自禁地為之歌詠。“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圣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高適《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杜甫《野望》）“圣世”“圣代”之類的詞語不斷出現于盛唐詩歌，我們很難說這些都是粉飾太平的話。甚至連對時代頗多怨懟之音的李白也有類似的贊美：“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古風》）開國以來不斷走向繁榮昌盛的大唐，展現出一種赫然的大國氣象，李白也忍不住為之禮贊。即使在安史之亂的時候，這種大國氣象仍然留存于詩人的心中，王維的詩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這種早朝的氣象儼然開元盛世的再現，但這不是粉飾太平，而是詩人雖身處動亂之中，仍對盛世局面有太多的記憶，以至于只要國家稍微安定，就能立即在腦子里喚起以往的美好印象，似乎國家中興正在到來。

因為時代激發了詩人們種種美好的感覺，所以他們喜歡以一種美好的感覺去審視名山大川，感受山川的莊嚴。且不說李白筆下的長江、黃河（“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只要看看“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的天山、“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的終南山、“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泰山、“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塞外，那種高大、綿延的氣勢，怎能不讓我們產生莊嚴的感覺呢？ 即使寫一個瀑布，詩人也會產生“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想象，讓我們感受到造化的神奇力量。甚至連小小的鸛雀樓，都讓人有一種“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沖動，那是引導我們走向輝煌與闊大的沖動，是讓我們發現與感受山川莊嚴的沖動。時代是那樣的美好，讓詩人對諸多山水都能產生美好甚至莊嚴的感覺。這種感覺到了安史之亂以后也未曾稍減，我們看杜甫的《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一開始就以近乎朝圣的心情、莊嚴的筆調寫出了詩人對洞庭湖的向往；“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幾乎和孟浩然在安史之亂前寫洞庭湖的名句“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一樣的氣象萬千。

伴隨著山川的莊嚴感，盛唐詩歌對生于其間的英靈豪杰也是極作推崇之情。如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三）：“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似乎群山萬壑都知道明妃的所在，爭著去見她似的；又好像群山萬壑就是為了拱衛明妃村、就是為了孕育明妃而存在似的。有人批評開頭一句與第二句不般配，理由是那么雄偉的句子只有英雄人物才配得上，殊不知在杜甫的眼里，明妃就是一個杰出的人物，不這樣描寫，哪里能見出詩人對她的崇敬？至于杜甫的《蜀相》更是充滿了對諸葛亮這位英雄人物的崇敬：“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一方面是知人善任，始終不渝，一方面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如此的君臣相得令人動容，但結局卻是“出師未捷身先死”，自然“長使英雄淚滿襟”，淚里都是英雄相惜之情，讓人頓生莊嚴之感。

但莊嚴絕對不是歌頌和贊美，也不僅僅出現在歌頌、贊美的聲音里，沉痛、憤怒的聲音亦有其莊嚴的氣象，災難與犧牲也能見出偉大與莊嚴。杜甫的《悲陳陶》是一首沉痛之作：“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陳陶之戰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亂中打的一次大敗戰。但杜甫沒有聚焦于慘重的損失，而是矚目于將士的犧牲精神。詩人用一種近乎史家的筆墨鄭重地記下這一戰役的時間、地點，突出犧牲者的身份（良家子、義軍），渲染戰場的悲慘氣氛，讓讀者從戰士的壯烈犧牲中，從天地肅穆的氣氛中，感受到一種悲壯而莊嚴的美（好像整個天地都在為犧牲的將士默哀）。李白的《行路難》《將進酒》都寫于人生困頓之際，激蕩著坎壈不平之音，但像“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這樣的句子，均在悲憤中貫注著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充滿強烈的自信，讓我們看到一個人即使困頓也可以不失人生的莊嚴。

有了莊嚴感，就有了事業心，人也就有了理想和熱情——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高適《塞下曲》：“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充滿著對功名事業的渴望。王維《少年行》：“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王翰《涼州詞》：“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爭戰幾人回”，不是視生命為兒戲，而是寫一種視死如歸的態度，是要以一種獻身的精神來回報盛唐這個美好的時代，讓生命變得更加有價值、更有尊嚴。安史之亂的爆發，不是使詩人喪失理想和熱情，而是讓熱情在苦難的現實面前變得更加深沉有力，這尤其體現在杜甫的詩中：“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洗兵馬》）、“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些詩把作者早年的熱情轉化為一腔熱淚，其熱情與力度每每讓讀者動容，并從中感受到一種莊嚴的氣象。

有了莊嚴感，也就有了責任感，有了向心力——杜甫《諸將》：“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詩人鼓勵大臣為天子分憂，自身憂念社稷之心自是不必說了，因為這一直是他的責任所在。杜甫《登樓》：“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這是在義正辭嚴地警告侵略者，也是在維護朝廷，對朝廷充滿信心。《秋興》：“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這是對朝廷的思念，南斗、京華合用，頓顯思念中的莊嚴氣象。可見，在“漂泊西南天地間”的杜甫心中，朝廷始終是莊嚴的，是有向心力的。即使是李白這位生性自由的詩人，也在動亂之中寫下這樣令人動容的詩句：“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這和他之前禮贊“國容何赫然”是一脈相承的，在本質上與杜甫“望京華”的情感是相通的，體現了詩人對時代、對朝廷始終如一的眷戀。

需要指出的是，莊嚴不僅僅屬于時代、國家、天地山川等宏大的敘述，也屬于個體的生命；不僅僅屬于那些偉大的詩人，也屬于那個時代的普通人。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悲痛的陳訴背后一定是對生命充滿著莊嚴感，包括那些卑微者的生命。正是因為作者對每個生命都有一種莊嚴感，生命的毀滅才讓他產生這樣的沉痛之情。高適的《燕歌行》：“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種憤怒的揭露一定是詩人對戰士的生命充滿著尊重。人的生命本來就是一種莊嚴的存在，更何況戰士們為國犧牲，他們的犧牲更應該喚起我們內心的莊嚴感。一旦他們的生命被無謂地犧牲，詩人理應表現出憤怒。“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一）這首詩表達了作者對民族和睦的渴望，對和平的渴望。當所有民族都鑄劍為犁不再彼此征伐，所有生命都將沐浴著日月的光輝，這是和平的氣象，也是生命的尊嚴。

莊嚴感是盛唐氣象給我們的啟示，使命、責任、理想、熱情，偉大的同情心和對生命的尊重，這一切都值得詩歌為之歌頌，為之禮贊。

（作者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