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文學在我國不是自來就有，這一概念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歷經了一個從“進口”“自產”到“出口”的漫長過程。

動物文學作品的翻譯引入與本土生產

動物文學的“進口”指的是我國對經典動物文學作品的譯介，也正是魯迅所說的把世界上最好的動物文學作品毫不客氣地從外國“拿來”。也就是說，中國的孩子還讀不到本國作家寫的動物故事時，已經在翻譯家們的努力之下讀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動物小說與故事。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約30年間，據現在有案可稽的，我國譯介的經典大自然文學、經典動物文學作品如下：

比安基的17種，湯·西頓的6種，黎達（法國）的5種，瑞特科夫的4種，普里什文的3種，斯拉德科夫的2種。吉卜林、薩爾登、喬伊·亞旦森、揚·格拉鮑夫斯基、魯道·莫里茨各1種。

這些作品多半是自20世紀50年代伊始的15年間漢譯并出版的，在那個兒童文學書籍品種匱乏甚至貧荒的歲月里，我國連“動物文學”的名字都還沒有，孩子們卻有幸在翻譯家們的勞作成果中覓得內容新奇的動物故事。只要他們有需要，就能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動物文學。他們可以看到狼王洛波那魁碩、強悍、狡奸、智慧出眾、有膽有識、攻擊力強大到令牧人生畏的形象，看到這個狼領袖最后因狼愛妻而被誘捕誘殺時，仍不低頭，冷傲的目光依然投向它縱橫一生的草原，投向空曠的荒野。湯·西頓、普里什文、比安基、喬伊·亞旦森等世界動物文學領域里的佼佼者，他們的著作即使在今天也仍占據著世界動物文學的頂峰。

動物文學的“自產”指的是我國動物文學的從無到有。中國本土動物文學作品的正式起步，應該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伊始。在百花齊放、洋為中用的方針營造出文學創作繁榮局面時，在文學的多樣性、豐富性在文學新潮推動下成為新的歷史訴求時，沈石溪躋身文壇。他另辟蹊徑，從一個連普通家書都寫不通的少年逐漸成長為動物小說創作的先鋒和領軍人物。他的動物小說寫得豐美厚實，讀來讓人血脈賁張，從描述西雙版納象群的種種事象開始，相繼面世了描寫獵狗、野牛、犀鳥、長臂猿、狐貍、野鴿、野狗、母鹿、狼、獵雕等的動物小說。隨后金曾豪、劉先平、李子玉、梁泊、藺瑾、王鳳麟、牧鈴等作家先后跟進，我國遂形成了一支原創力不弱的動物文學創作隊伍，為新世紀以來黑鶴、袁博、葉煒、韓開春、雨街、古清生、李良蘇、李微漪等作家的出現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動物文學的“出口”和發揮動物文學的國際影響力鋪設了道路。

動物文學的“出口”與中國兒童文學的國際影響

當談及動物文學的“出口”這一話題時，我想起曾在21年前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創作會議上，冒昧地說出對中國兒童文學國際影響力的殷切期盼和深層焦慮。會后，有人對我說，要像中國孩子讀《湯姆·索耶歷險記》《木偶奇遇記》《小熊溫尼·菩》《長襪子皮皮》等名著這樣，讓外國孩子自發地以同樣大的興趣來閱讀我國作家所創作的作品，確實還需要兒童文學從業者們持續付出百倍的努力，耐心地待以時日。20多年后，在我國兒童文學作品走出國門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品要自發進入外國孩子的書包，也還是一種愿景期待。但是我作為一個外國文學的譯介者，對此夢寐以求。

最容易破除西方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偏見、歧見和成見的應是動物文學和圖畫故事書，因為它們最不會有意識、觀念、信仰、習俗之類的障礙和隔閡，最容易具有國際共享性和全人類共享性。現在已經至少有20來個國家自發地選擇了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動物小說，黑鶴本人真實地看到了自己的小說超越國界的情景，不無自豪地說：“在歐美的很多書店里，能看到我的書在書架上真正地銷售。”黑鶴動物小說的“出口”印證著我常說的一句話，“動物文學是兒童文學中最世界的文學”，他的動物小說被外國出版社自發看中，自有小說題材方面的原因，但更說明小說的藝術性和內容在同題材的作品中，基本經得起西方世界的嚴格挑揀。在此，我想談一談黑鶴作品受到法國、俄羅斯兩個國家的出版社的青睞，對提升我國兒童文學國際影響力的意義。

法國在這一方面有自己的經典作家，譬如博物學家、作家布封（1707-1788）的博物志《自然史》，在世界上最早對自然界作出唯物主義的解釋。譬如被達爾文稱為“無與倫比的觀察家”的法布爾（1823-1915），他的《昆蟲記》的選本一直被我國列為小學生課外必讀書，書中描述的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蟬、蟋蟀等動物，真實、地道、可靠、細致入微、深刻，科普價值甚高，文筆精煉質樸，別有風趣，他如哲學家般的思考、詩人般的感受和表達，當時就被輿論界稱為“昆蟲的史詩”。繼而，法國的勒內爾（1864-1910）以他精致、凝練、玲瓏剔透、意境幽麗、別具一格的動物散文詩征服了廣大讀者。再有前面已經提到的黎達創作的、在中國廣為流布的動物故事集，更值得特別重視的是法國的勒內·吉約 (1900-1969)，他是安徒生國際兒童文學大獎自1956年開始頒發至今32位榮膺者中，唯一一位以動物小說的杰出成就獲獎的（1964）。他的從非洲叢林中取材的《白鬃馬》《象王子薩馬》《御風者》《母獅西格爾》《豹子庫柏》《黑猩猩歐羅》等小說名作，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已享譽世界，成為世界文學中靚麗的瑰寶。而黑鶴被授予“比安基國際文學獎”，更說明他的動物小說好些年前就被俄羅斯相關人士認可，這也是他的小說具有較大國際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證明。俄羅斯是一個動物文學底蘊豐厚的國家，俄羅斯的動物文學作家的著作被譯成多國文字的有十來位，前面已經提到的比安基、普里什文、斯拉德科夫只是成名最早的、世界公認度最高的幾位。

中國作家的動物小說在動物文學家底如此殷實的法國和俄羅斯受到歡迎，我們自應為之感到欣慰。動物小說出口的事實改觀了我國動物文學只進不出的局面，作家在談到自己的動物小說版權輸出的時候說，通過他的作品“讓世界了解中國”是他的責任。

黑鶴動物小說的特殊性

黑鶴的動物小說之所以能自發“出口”，首先是他對草原、林野動物生命意義及其價值的現代性理解并以小說藝術形之于創作中，除卻小說表現所呈示出來的優異的文學品質之外，以下話題也是應該被注意到的。

一是長期堅持田野調查，從中獲得第一手豐富的小說創作素材。“田野調查”這個外來詞語其本意是“實地研究”，黑鶴很重視到草原、林野場域中去搜集小說創作素材，躬身求教于長年生活、勞作在那里的牧獵者，在與他們接觸、訪談、閑聊中打撈遺落在歲月深處的關于動物的種種細節，記錄他們對人畜親融與纏斗的種種獨特體驗和奇聞軼事，用以構筑小說情節使之精彩動人，刻繪動物形象使之個性鮮明。

黑鶴在創作關于蒙古馬的長篇小說《血駒》時，只是搜集素材就花費了三年半時間，其間走訪了呼倫貝爾草原上很多的牧馬人和馴馬人，向那些年老的牧馬人表達自己的敬意，感謝他們將最真實、最具有震撼力的細節分享給自己。正是孜孜不倦的田野調查，才能保證寫作者擁有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和調用不完的生活細節，從而保證小說創作時時處在一個原料豐贍的狀態中。

二是對動物學、動物行為學的熟稔確保了小說情節和細節的真實性。動物小說的魅力源于作家對動物世界的想象，然而，動物文學的寫實性和非虛構性又是這類文學的規則和傳統。動物文學的作者必須對草原、林野有廣博的知識，了解博物學、動物學、草原和林野生態學，熟悉已經漸行漸遠、逐年消失的老民族的游牧生存方式及民俗。而黑鶴正是對前述這些都所知頗豐，有些甚至了如指掌。每個成功的動物文學作家，無分國內國外，都是如此。

動物文學往往具有某種動物知識普及的意義和功能。所以，在小說細節的真實性上是萬萬馬虎不得的。在《狼獾河》中，黑鶴寫到馴鹿場中的母鹿常常有拒絕給自己剛產下的乳鹿喂奶的麻煩。“我親眼見過被母鹿踩死的小鹿。”但是富有馴鹿豢養經驗的牧民老太太芭拉杰依對此有絕招——她抓了一把沾染母鹿尿液的濕潤泥土在小鹿的皮毛上揉搓，經過幾番周折后，出現了小鹿沐浴金色夕陽吮吸母乳的溫馨場景。這樣的文學細節說明，動物文學作家要想自己的作品成功，還得是對動物具備廣博知識的生物學問家。

三是善于用故事連環來牢牢吸引少年兒童的閱讀注意。孩子是憑借故事來想事情的，故事的波瀾起伏、跌宕有致滿足著孩子的好奇心，有雄心贏取兒童讀者的作家都懂得故事的重要性。黑鶴尤其懂得故事情節在創作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強調過視角、構思、靈感對小說創作的重要性之后說：“必須要有足夠吸引孩子的故事、動人的情節，才能吸引孩子們開始讀、讀下去。”黑鶴很講究故事藝術，最常用的就是“天方夜譚”式的故事套故事，從主故事旁伸開去、擴延出去，圍繞主故事講出許許多多小故事，但是總體來看，小說都是完整、豐滿的，雖一波三折，動物命運的主線卻依然清晰，近期問世的《風山的狼》和被列為小學課外必讀書目的《黑焰》采用的都是這樣一種敘事模式。

四是面對少年兒童讀者保持理性的清醒責任感。我曾經在《世界兒童文學史》中歸納過兒童文學作家應共同遵守的創作規則：一是嚴格的真實，二是濃烈的趣味，三是清醒的作家責任感。在兒童文學范圍內強調作家責任感，是由兒童文學的讀者對象的特殊年齡階段所決定的。兒童的經驗世界貧乏，還談不上能夠洞識人生和社會，鑒別善惡、真偽、優劣的能力都還很有限。被世界公認的兒童文學優秀作家，無一不以審慎的嚴肅態度對待自己的創作。可貴的是，黑鶴對兒童文學應有的責任擔當保持著一種理性自覺。孩子們正處在自然觀的形成期。他希望自己能夠用正確的自然觀去影響他們，希望他們讀過他的作品以后，“能保持對所有生命的尊重，懂得與其他的生命共享這個世界”。同時，他更希望孩子們在懂得草原生活嚴酷的同時，繼承這些與牲畜命運與共的人的優異品格，悲憫、堅韌和強悍。

目前，學界已經有評論家認為，作家黑鶴或已可比肩于動物文學奠基人湯·西頓。由于黑鶴的出現，世界開始看到中國的動物文學在奮進中已經高峻崛起，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動物文學并轡前馳。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原創動物文學作家和作品批量“出口”，成為影響世界的文學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