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鶴然：您的新作《愛的川流不息》從家里即將增添的新成員布偶貓融融談起，回憶了“我”與小動物們之間發生的故事。作品臨近結尾時，您提到南方朋友向您敘說近況，表示如果沒有了動物的陪伴，恐怕“日子有點過不動了”。您這本書的創作靈感來自哪里？

張 煒：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個大事件，盡管還沒有完全過去，對人最初的強烈觸動與感受仍舊與現在是不同的。僅有恐懼是不夠的，但恐懼能引起非常復雜的情緒，包括思索，包括最后進入的回憶和總結。我們都會想象，在巨大的“不可抗力”面前，我們自己、我們大家的合力，這一切加起來能夠做成什么？這樣的詢問是最基本的，也是很難回答的。我們面對動物們純稚的眼睛，常常會有一種無力感和羞愧感，但有時也會涌起一種超凡的勇氣。我們人類認為自己是有重大責任的，這種感受使人類高大起來，而違背這種感受，將使人類變得渺小。比如對動物們的保護，首先是對身邊依賴我們的小動物們的保護，我們能夠做到嗎？我們有這個能力嗎？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那么還談什么其他的宏言大論？所以，我在疫情期間進入這方面的回憶，也是自然而然的。這種回憶需要從頭開始，更需要回到少年時代。

教鶴然：有人將《愛的川流不息》歸為“兒童文學”的范疇，您是否有提前預設潛在讀者的年齡？您怎么認識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界限？

張 煒：我一直對特別像“兒童文學”的文學有一種不信任感。我們不是不需要那樣的文學，而是作為一個從事文學寫作的人，對它懷有某種警戒和規避的心情。作家如果有抱負，也許不會安于各種“類型文學”的創作，雖然這種文學寫好了也極不容易。我主張，作家寫出兒童也能夠閱讀的文學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最好不要去寫專門的“兒童文學”，不必拿捏出那樣的一種特異腔調。也就是說，作家以損失文學性和詩性來追求任何一種文學，是不值得的。文學就是文學，除了一些研究者，寫作者自己不要再切割、再分類了。寫作中，作家每次都會陷入一種情境和感受，最后寫出的文字，如果適合給孩子們看，那就交給他們，或由他們來選擇好了。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要經得起成年人的豐富經驗的挑剔，作家必須有這種自信。即便是童話，它們當中真正的優異者、杰出者，也會讓人覺得在境界與思想方面，其高度與深度都是難以企及的。有誰會覺得馬克·吐溫和安徒生們簡單和淺直？顯然是不會的。

教鶴然：與同樣探討人與動物關系的小說《尋找魚王》相比，《愛的川流不息》帶有比較鮮明的自敘傳性質和非虛構色彩，兩者在文學語言、故事結構和表現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能不能請您談一談出現這種差異背后的原因？

張 煒：人一旦上了年紀，就更喜歡閱讀真實而非虛構的文字。當然，如果標明了是虛構，那也要是極為精妙之物，是非常高級的語言藝術才好，不然就沒有興趣去讀了。時間很寶貴，正事還忙不過來，哪有精力去看隨意編造的故事？閱讀是如此，寫作更是如此。寫一些回憶性的東西，把以往經歷的擔心和忘記的事物留下來，這很重要。現在這部書之所以命名為“小說”，是因為我把一些動物真實的悲慘結局改得好了一些，并不是原有的情形，所以只能以虛構的體裁來標注。一是一，二是二，這是求真的努力。我們目前流行的一些文學作品，有時虛構與寫實不分，甚至看到寫實比虛構距離真實更遠，這是一種道德滑落。用紀實的方式和口實推廣虛假、粉飾或蠱惑，這在寫作者這兒是大不應該的。我非常愛讀一些人物傳記，喜歡看他們一生所經歷的大小事物，從而看到人性之差距、社會之區別，覺得極為受益。如果我不信任這類文字，是絕不會找來看的。人到了一定年紀，都知道自己應該信任什么、什么可以信任。

教鶴然：小說看起來探討的是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更深層的意涵則是在呈現對于生命的敬畏與尊重。您曾在《柏慧》中寫到過小狗“大青”的死亡讓還是孩子的“我”感到“一個生命原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無力保衛另一個生命的，盡管他有強烈的愿望。”在新作中，這種無力和絕望伴隨著一個又一個小動物的離開，愈來愈深刻地根植于“我”的心中。可否展開談談，您為何偏好在文學創作中追索和探尋人與自然、人與生命的深層關系？

張 煒：如果人連自己身邊最珍愛的小動物都保護不了，再奢談其他就成了虛妄之言了。這也是一個至悲的事實。我們談得太多太大是無用的、自欺的，也是不能說服自己的。我們在生活中要實現很多極大的目標，這沒有什么錯；但是我們如果連一些最基本的、不費大力即可解決的事情都辦不好，這不是一種極大的自嘲嗎？大事與小事的關聯在哪里、癥結在哪里，大概不難弄懂。人性的不完美是顯而易見的，人與自然、與動物的關系方面，會極大地揭露人類自身的致命弱點。有人也許不愿更多地討論這個問題，那么也只能更多地暴露其自身的冷酷性和虛偽性。無仁之心即是無恥之心，既然如此，也就沒有什么好講的了。讓我們在生活中相信那些無仁之心，等于讓我們相信鬼話連篇。動物的命運、它們的生存狀況，總是無一例外地折射和反映出一個時期人類社會的人文水準。在小動物們生活得和諧幸福之地，人們會日日掙扎、艱難喘息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關鍵在于我們愿不愿意正視和回答。我們對于生活建設的雄心，能不能從這里開始？如果是這樣，就可以用上魯迅先生談勇氣的一個詞了——“真勇”。

教鶴然：從《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早期作品開始，到《獨藥師》《我的原野盛宴》《愛的川流不息》等近作，您一直深耕于對苦難經驗的書寫。近年來，您似乎在嘗試以一種更為幽微、含蓄和克制的方式來處理苦難，將視線從宏大敘事中的歷史經驗中抽離出來，更多地關注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生命體驗，仿佛在做一種“減法”。對您來說，出現這種書寫方式的變化意味著什么？

張 煒：眼前的和具體的事物，也許比宏大的討論更具說服力。這在探求和思索方面，是前進而不是后退。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進入追究，可以引起更多的人參與進來。我們要考慮眼前的幸與不幸，大膽逼問自己時下的日常的生活：我們能做什么，是否無能為力？這一切又是因為什么？我們的苦難就是從眼前的細節開始的，它們會發展蔓延開來，最后變得無法收拾。常識告訴我們，所有的人禍都來自冷酷陰鷙之心，對人性過高的估計會讓人一再失望。但我們永遠不能對仁善的力量失去信心。有很多的恨，才會有很多的愛，但是一旦恨的數量超過了愛的數量，恨就是有害的東西了。那些最能愛的人，恨起來也格外有力和準確。恨的方向性了問題，通常是因為愛的深度不夠、愛的范圍不夠。

教鶴然：前段時間您在一次作品對談會上談到，自己是為了那些“能夠感動、能夠愛、能夠恨的人而寫作”，因為“寫給他們就是寫給未來”。您把“愛”的力量看得很重，正如新作的書名一樣。是否可以說愛是您不斷寫作的動力？“愛力”的內涵是什么？

張 煒：愛的力量，有一部分可以源于恨的力量，不過像一個孩子那樣將愛和恨具體化、量化，有時并非是幼稚的。我們之所以有創造的動力和興趣，就因為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仍然是可愛的、值得愛的。仁善的人直到最后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也不會否定這個世界的可愛。我們講“愛力”，這個“力”不光包括了力量，還有本源的動力，它是出自生命本質的天生的部分。這樣說，就肯定了生命原初的一些性質。“愛力”暴發之后是相當驚人的，它將讓人不顧一切地去維護、去斗爭，這樣的人，很少依靠什么“恨力”。“恨力”相對而言可能是比較狹隘的，盡管它和“愛力”也常常會走到同一個方向。但最后的結果，往往還是有所不同的。恨著，深深地恨著，這還不夠。只有當“愛力”觸動了“恨力”、調動了“恨力”時，這種恨才不會弄出大錯。恨一旦走偏了，將是多么可怕的一種破壞力啊！“恨力”假借美好的名義行事，會在一夜之間毀掉我們所有的好東西，這將是大面積的毀壞，而且毫無憐惜。這些經驗和例證，人類已經積累了太多太多。沒有柔腸的人會幫助我們大家？誰會相信呢？我們的生活如果交給了狠人、狠心的人，那一定會發生空前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