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先生在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束沛德文學評論選：兒童文苑縱橫談》，書籍緊密圍繞先生文學事業的關鍵詞“兒童”展開。他長期從事文學組織和文學評論工作，并深得嚴文井、張天翼等前輩的言傳身教，20世紀50年代開始介入兒童文學評論工作。他當時發表的重要論文《情趣從何而來？——談談柯巖的兒童詩》等，至今仍在學界具有廣泛影響。

束沛德先生對當代兒童文學發展，有著清晰的、全局性的認識。他自1985年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兒童文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兒童文學事業發展的參與者、規劃者和建設者。他執筆起草了《關于改進和加強少年兒童文學工作的決議》（1986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兒童文學工作的決議》（2001年）這樣兩個關于兒童文學工作的重要決議，主持兩次全國兒童文學創作會議，以及第一屆至第七屆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評獎工作和多次重要作品研討會。束沛德先生也因對兒童文學的重要貢獻，獲得2003年宋慶齡兒童文學獎“特殊貢獻獎”。

這樣一位對我國當代兒童文學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前輩，初識時，卻如鄰家長輩一樣平易、親切、溫煦、誠摯。束沛德先生始終秉持著低調謙遜的治學態度。談觀點時，他常常把自己放得很低，常會謙遜地說：“講一講自己不成熟的、粗淺的看法。”《兒童文苑縱橫談》所收文章也是先生自己從60余年發表的兒童文學評論文章、數百萬評論文字中精選出來的。其中“文苑觀察”板塊集中于對當代兒童文學的創作思潮、趨勢、作家隊伍、藝術演進、文體走向等的研究與思考；“作品評說”板塊則密切關注文學代際更迭，選取了部分有代表性、有影響力且持續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論。

作為前輩學者，束沛德先生的兒童文學批評建立在以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為代表的俄國現實主義美學和文學批評理論架構之上。既要忠于現實，又要積極影響現實，這樣的現實主義原則貫穿束沛德先生對我國當代兒童文學宏觀問題與微觀文本的探討。在《兒童文苑縱橫談》中，多篇時代整體文學面貌的述評文章，如《回顧與前瞻——縱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兒童文學創作態勢與隊伍建設》《新景觀，大趨勢——世紀之交中國兒童文學掃描》《一切為了孩子的心靈成長——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作家協會的兒童文學工作》等，對兒童文學現場所取得的長足發展，給予了切實的宏觀把脈與清晰呈現。這些文章中，有多個觀點經歷了歷時性的檢驗，時至今日被證明是敏銳、中肯的，也始終貫穿了對兒童文學藝術探索、創新的鼓勵和支持。如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對長篇小說崛起并日趨繁榮的判斷，對逐步形成動物題材小說，逐步形成散文作家群的判斷，都具有前瞻性，也均得到驗證。對動物小說的評價“這一時期的動物小說更加注重動物的性格化、人性化……傾注了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思考”，這實為共時性的、對沈石溪等作家為代表的動物小說特點的及時而準確的界說。在之后的世紀之交至新世紀，這一論斷不斷被凸顯。束沛德先生的宏觀文章有著開闊的視野。他沒有局限在文學領域談文學，而是密切關注著與兒童、與兒童文學密切相關的諸多領域。如20世紀90年代對兒童閱讀狀況、大眾媒介變化對兒童的影響，包括對國際兒童讀物走向的關聯探討，更具深度與前瞻性。

時間滑入21世紀已有20余年，重讀這樣的宏觀綜述，不免讓人對文學時代與時代評論做出反思與追問。在《新景觀，大趨勢——世紀之交中國兒童文學掃描》中，束沛德先生曾這樣描述20世紀90年代的兒童文學景觀：有曹文軒“堅持古典，追隨永恒”與秦文君“貼近時代，感動當下”的兩種藝術追求，有大幻想文學、幽默文學、大自然文學三面高舉的美學旗幟，展現了富于生機與活力的兒童文學創作面貌與具有理論自覺的文學探索。在世紀之交的歷史節點，束沛德先生還曾強調：“在我看來，思考、探索新世紀兒童文學的走向、格局，既不能離開我們所處的時代及時代賦予兒童文學的任務，也不能離開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及未來一代的審美需求和欣賞習慣。”這樣的定位，至今仍是有效的。束沛德先生指出，新世紀兒童文學的格局，應高揚“理想主義、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氣質，注重人文內涵，弘揚人文關懷的精神”“更加貼近當代兒童的生活和心靈”“擴大幻想空間，倡導熱愛科學，勇于探索、創新，啟迪、培養下一代的想象力、創造力”“充分發掘兒童文學的幽默品格、游戲精神等美學特質，適應少年兒童天性，培養樂觀開朗的性格”“立足中華與走向世界”。這樣的提醒，至今也仍是有意義的。

由束沛德先生的評論文集，也可折射一代評論家的語體風格。他們的文章，不取指點江山的俯視姿態，無炫技式的生僻語詞，也罕有外國思潮、理論術語，而是坦誠、自然，力求樸素中肯，通俗易懂。束沛德先生所預設的讀者對象，不是小眾的、所謂的文學“圈子”，而是努力獲得最廣大的讀者，發揮最廣大的傳播作用，這在當代彌足珍貴。評論雖不耀眼，卻扎實有效。誠如有學者描述別林斯基批評文體特征時所說：“在別人攜著辭藻華麗或晦澀的得意揚長而去的路上，別林斯基用質樸近人的語言留下了閃光的首倡成果。”

束沛德先生年屆八旬時，曾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講道：“我之所以不嫌絮絮叨叨地重復這些老生常談，無非是希望我的這點兒心得能對有志于從事兒童文學評論的年輕人有所啟迪”，這是“逐漸淡出兒童文苑的老兵的心愿和企盼。”束沛德先生如今已年屆九旬，這十年間，他持續為兒童文學事業做著多方努力。他主編“兒童糧倉”等經典兒童文學作品叢書，為多部重要文集作序或撰寫評論，對兒童文學前輩做出追思與評價。《兒童文苑縱橫談》第二輯的“作品評說”則更可見這位兒童文苑“老兵”始終不輟的批評在場。誠摯懇切的批評文章貫穿了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新的發展時代。事實上，束沛德先生的文章是既有溫度又有銳度的。“兒童文學文苑老兵”的這些所謂的“老生常談”，恰恰有不少兒童文學發展現狀中仍然存在的桎梏，是對青年一代從事文學評論的工作者的期望與鞭策。

束沛德先生的文辭間，滿是前輩兒童文學評論家對兒童文學事業始終常懷的使命意識與拳拳之愛，在與這份事業“依依不舍”的同時，“期盼更多有愛心、童心、有志氣、有作為的新人加入兒童文學評論隊伍，努力打造出一片枝繁葉茂、花團錦簇的新天地。”這令人聯想到金波先生評價陳伯吹先生的一段話：“為兒童寫作的人應當心地善良,對生活、對未來懷有極大的熱忱。從陳伯老身上，我看到了一個從事兒童文學工作者的風范。”從束沛德先生身上，同樣再現了一個從事兒童文學工作者的風范。雖然身處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發端期，這一代學人留下的學術成果還未達成某種系統的理論框架建構，但他們對于兒童文學事業是心懷愛與敬的，是在積極探討“真問題”，努力為兒童文學的生長鼓與呼，而絕非那些視兒童文學為謀取學術利益的冷門旁徑、玩弄話術、言之無物的無效空談。

束沛德先生的自敘體紀實文集《我這九十年》，也于去年出版。先生在“兩個一百年”的重要歷史交匯點出版這兩本著作，是以史為軸，回顧前瞻，審視問題，延續思考，研判走向，不斷建構未來兒童文學的重要參照。閱讀書籍并觸發思索的同時，是由心底而生的敬意；字里行間傾注的，是以兒童文學為志業的前輩的使命感、責任感與拳拳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