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一個女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恰恰就是迎合男性的思想，欣然且虛榮地將自己看作一個被追求的獵物，一樣被渴求的物件，一份需要保衛的財產。”

——《歡喜》

《歡喜》與其說是小說，倒不如說更像一部披著小說外皮的哲理散文。該書從主人公“我”六歲時在日本京都的經歷講起：“我”被父親誤會用墨水弄臟他的書，失去母親的信任后，產生離家出走的想法，“我”以這種未能實現的念頭反抗了“不公”。“公平”遂成為整本書展開思辨性探討的起點，并延伸到正義、是非、道德等議題。然后“我”回憶起胎死腹中的兒子，想起丈夫為此離開“我”，與情人移居美國的往事。“我”開始神游，在神話、宗教、典籍里找尋那些污名化女性的情節和言論。“我”成為了堅定的女權主義者，為女性的權益發聲和行動。以上這些都源自達恰·瑪拉依妮年輕時的真實經歷。難怪她會這樣說，“這不是小說，而是一部自傳，源于我在懷孕七個月時失去一個孩子的痛苦記憶。”

那個時候，達恰·瑪拉依妮年輕，全身心熱愛文學、戲劇和藝術，夢想成為作家。她嫁給了一位畫家，短暫幸福的婚姻結出果實——孕育一個男孩。達恰·瑪拉依妮因此臥床數月，閱讀大量書籍，并和腹中的孩子對話，向他講述讀過的書、恐懼和夢想，同時作為女權主義者為女性權益做過的斗爭。后來很不幸，孩子沒出生就死了，達恰·瑪拉依妮陷入痛苦和抑郁。當這段往事再次回到達恰·瑪拉依妮的記憶，已是數十年之后，她開始著手研究它，并將其寫成了書。《歡喜》介于想象和非虛構之間，雖然有著小說的架構，講述的卻是真實發生的事。書中提到的名古屋集中營是達恰·瑪拉依妮與家人二戰時期在日本旅居時受到關押的地方，因為作為人類學家的父親有著自由主義思想，達恰·瑪拉依妮一家被關在法西斯集中營長達3年，遭受非人待遇。這讓作家對法西斯主義嫉惡如仇，在她的作品中多有呈現。

《歡喜》，[意]達恰·瑪拉依妮，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余婷婷 譯，2021

達恰·瑪拉依妮

《歡喜》最重要的情節是七個月大的孩子胎死腹中（然后被取名為“失去”），為了緩解痛苦，“我”幻想孩子仍在肚中，并逐漸長大。“我”養成了與孩子對話的習慣，與他一同“探討誘奸、戀童、蕩婦羞辱、性別對立，以及男性先哲世界中女性價值的喪失。”“我”與死去兒子的對話，實則更多是“我”向“失去”傾訴，唯有等到孩子長大成人之后，兩人偶然間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意大利女記者奧麗亞娜?法拉奇曾寫下《寫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這個書名拿來用作《歡喜》的副標題非常合適。同時，以對話形式闡述觀念、表達思想的手法會讓我們想到法國啟蒙主義時期的哲學小說，譬如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可以說，達恰·瑪拉依妮假借那個死去的孩子闡述著自己的女權觀點。“對女人的厭惡為什么會變成一種不易察覺的毒藥，甚至連最高貴的血液里也流淌著它。”這種厭女癖更體現了一種真實且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達恰·瑪拉依妮反思的正是“厭女癖”這種“真實存在且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

不過有些讓人奇怪，一部通篇以言談形式控訴父權制壓制女性自由的書，卻沒有真正的男性角色。“我”的交流對象之一是死于腹中的兒子“失去”，我想象他在經過青春期的叛逆后變成一個男人，“失去”實際上不算真正的男性角色，他是一個假想的傾訴對象。“我”的另一位交流對象則是高中同桌、閨蜜西爾瓦娜，她在經歷破碎的婚姻后在“我”影響下開始接觸女權主義思想。書中倒不是真的沒有出現過男性角色，像“我”的祖父和父親，身為畫家的前夫都有露面，但只是提及，“我”從未與他們進行過實質性對話。一本深刻反省女性壓迫處境的書，讓男性公然缺席，不會讓人感到反常嗎？如果作者真的有意揭露父權制的本質，那么至少也應該讓作為“被告”的男性登場闡釋他們的觀點吧？但沒有，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達恰·瑪拉依妮消隱了男性的聲音，似乎認定僅從女性視角出發批判男權世界就可以了，即便她說的都是事實和真相。

我們能由此得出結論——達恰·瑪拉依妮如此處理的緣由，是想從更深的層次揭示女性控訴男性的動機實際上循環在一種內部的自我交流中。她或許清楚，如果讓男性與女性像在辯論臺上那般就各自的觀點爭辯，鐵定無法達成和解，兩方只會從各自的立場出發表達各自的想法罷了。這顯示出達恰·瑪拉依妮潛意識深處一種悲觀的認識，也指出了大多數女性面臨的現實困境：身體力行地反抗父權制并沒有那么容易。這能解釋為何“我”只能與死去的兒子和閨蜜對話，只有面對她們才能義正嚴詞地表達出那些深刻的女權思想。尤其在與兒子“失去”對話時，“我”處在絕對強勢、輸出觀點的一方，滔滔不絕、引經據典談論女性的“污名化”，如同戰斗檄文般連珠炮式從“我”嘴里迸發而出，充滿了攻擊性。這是一位“愛說教”的女性，她只能如此才能在男孩幼小的心靈中灌輸正確的女權思想，正如書中人物所說，“我堅持想進入我兒子頑固的腦袋里，讓他明白歷史是如何塑造了這兩種如此不同、永遠對立的生物，仿佛他們是敵對雙方，可實際上并不是。”這或許是糟糕的現實環境中不得不如此的無奈舉動。

達恰·瑪拉依妮取得了成效，雖然仍是在想象中。她觀察著“失去”的成長過程，進一步明白了男性的“厭女”情節是如何形成的。“失去”逃離了保護他的母親和家庭，加入了由叛逆的青少年團伙組成的男性世界（“由數代人一起合理構筑的世界”）。為了尋求認可，他開始模仿其他男孩的行為舉止，其結果是學會了像對待物品那般對女性進行貶損和侮辱。達恰·瑪拉依妮在此想要表達的觀點與日本著名女權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闡述的觀點如出一轍。上野千鶴子認為，讓一個男人成為男人的途徑，不是異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體化，需要的是認可自己為男人的男性集團。正如拉康一語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過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為性的主體的。所以，成為男人的途徑，沒有任何多樣性。”她還有一個更加精辟的論斷：性歧視是通過將女人他者化而與共同行動的男人同化的行為，而這正是“厭女”的實質。

達恰·瑪拉依妮與莫拉維亞，兩人曾在一起生活過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日]上野千鶴子，上海三聯書店，王蘭 譯，2015

《歡喜》結尾，“失去”經過懵懂、叛逆的青春期，經受愛情的磨難和洗禮，變成了一位真正的男人。他認識了一位女性，了解到女人的奧秘與歡樂、熱愛與獨立，他對女性世界的恐懼消失了。可以說，“失去”在女性的感召下從“厭女”的男性世界中拯救出自己，成為真正的男人。這個情節恰當地驗證歌德在《浮士德》中寫下的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上升”。達恰·瑪拉依妮并沒有對男性徹底失望，在她看來，實現男女平權，除了女性的自我意識需要覺醒外，男性也要從小開始接受女權思想的洗禮，認知真正的女性世界，擺脫“厭女”情結。恰如她在書中所說的，“如何最好地教育一個孩子尊重女性，并擺脫父權制的邏輯，而今天的男孩最終會不知不覺地吸收和重復這種邏輯。”這是達恰·瑪拉依妮某種理想主義信念的表現。

《歡喜》原名Corpo Felice，由意大利語直接譯為中文是“歡喜的身體”。但女人真的能從身體獲得歡喜的體驗，而不遭受污名化嗎？傳統文化蔑視女性訴說身體的感受，尤其是性經驗。“無人言說女性的性欲。盡管它活在女性的軀體里，卻無法看見，它沒有一個可見的可識別的形象。”“只要人們提到女性性欲，就會想到男性性欲。女性性欲的獨立存在并不為人們所承認，而迷失在了痛苦的模擬中。”女性的身體是一具痛苦的身體，而不是“歡喜的身體”。達恰·瑪拉依妮取這個書名，或許是想告訴讀者，女性應該學會讓自己獲得“歡喜”，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通往“歡喜”的路途坦蕩又自然，女權主義激發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清除傳統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縛、貶損和污名。“發生在一個女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恰恰就是迎合男性的思想，欣然且虛榮地將自己看作一個被追求的獵物，一樣被渴求的物件，一份需要保衛的財產。”遠離物化自我的觀念，女性才能獲得“歡喜”。

贊譽應該獻給達恰·瑪拉依妮。作為意大利當代文壇最為重要的女作家之一，瑪拉依妮終其一生都“站在女性立場上”關注女性的生活境況，積極為女性的利益發聲。她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自1961年出版處女作《假期》起，已經有60余部作品問世，體裁包括小說、雜文、詩歌、新聞報道等。2021年6月25日，達恰·瑪拉依妮獲得第37屆海明威文學獎（Premio Hemingway），這是晚到的榮譽。現年八十多歲高齡的瑪拉依妮仍然筆耕不輟，最新作品是評論文集《溫和的革命：對變化國家的思考》。我們很期待她的更多作品能翻譯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