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去世之后，非常喜歡詩人的代宗皇帝讓詩人弟弟王縉搜尋其詩。當時身為宰相的王縉回奏：經過諸多變故，特別是“安史之亂”后，兄長詩作已經十不存一。這是怎樣的概念？王維現存有四百多首詩，如果按此推算，他當年的創作總量應該在四千首左右，這好像不太可能。唐代詩歌創作總量最多的是白居易，他不僅創作時間長，而且為詩瘋魔：“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醉飲二首·二》）即便如此，也不過寫了兩千八百余首。北宋第一高產詩人蘇軾所存詩作兩千七百多首，詞三百五十多首，文章四千八百余篇，已經是相當驚人的了。王縉的說法顯然有點夸張。因為當時詩人離世并不太久，更沒有經過蘇東坡那樣的大跌宕，作品不會有太大失散。

王維的詩文有相當一部分丟失不存也是可能的，這或許在許多人看來不好理解，因為詩人總是格外重視個人的作品，比起現實生活中的其他世俗物事，心靈積存當然異常重要。除非是迫不得已，他一定會珍視并努力保存，這和其他的一些世俗事功非常不同。隨著宋代畢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越來越多的古代詩人生前或親手或由他人編選詩文集。即便是印刷術不算發達的唐朝，白居易和李商隱也曾多次編纂自己的詩文集。并未經過人生大跌宕的王維，為什么會將自己的大部分詩文丟失？但從另一方面看，他最愛、最看重的“輞川別業”苦心經營多年，尚且可以舍棄。王維生性淡泊、冷寂，對一切有形和無形的積存，或許都不特別看重。

除了看輕文字積累之外，就寫作本身看，王維也常常處于一種極簡的、聊作抒發的狀態。他一生基本上沒有長詩長文，七言詩的數量明顯少于五言詩，可見在形式上也選擇了簡單。他信佛習禪，講頓悟，其特征都是少與簡。對佛教經典的精心研究，可能使之抵達此種境界。在現實人事紛爭方面，他越來越講究避鋒和忍讓。對于提攜自己的恩人張九齡，他多有感念，曾經寫道：“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寄荊州張丞相》）對于奸相李林甫，則以淡漠應之，毫無攻擊性，甚至十分順從，還留下了與李林甫唱和的詩作：“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里，溫谷幔城中。”(《和仆射晉公扈從溫湯》)觀其一生，他在“安史之亂”中所受折磨是最大的，但這也多由自身軟弱所致，對方并沒有強加多少摧折。盡管如此，在威勢脅迫之下還是處于一種恐懼狀態，那種軟禁生活也實在折磨人，所以就心路而言，比起同時期陷入亂局中的杜甫，當要艱難曲折一些。

對于少年時代就努力追求的仕途生涯，后來的王維漸漸表現為一種可有可無和隨遇而安，這與他的人生哲學統一，與其所尋找的自我的一個側面疊印。他原有的某種生命棱像即性格被發掘出來，產生了至大作用，結果是長短互見：避免了激烈沖突，保全了生命；心靈脈動與情感波瀾變弱變小，歸于平淡和閑適。雖然這在審美上也能抵達另一種境界與格調，具有獨特的價值，但畢竟讓我們感受到一些空白和遺憾。也許這種期盼有些過分，只是一種審美奢望而已。

不可否認的是，省略也是一種功力和修養，也需要一種磨煉的韌性。這種態度和方式貫徹在王維的一切方面，從生活到寫作，都是如此，甚至超乎尋常和預期。比如對于李林甫之兇狠和張九齡之知遇，二者在現實的強烈對比中，似乎并沒有激發出詩人心理上相應的一些情感元素，我們從作品中看不到心靈的波涌，少有激切憤痛之辭。他這時的文字大致是無言，是置身事外。“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皇甫岳云溪雜題五首·鳥鳴澗》）

要知道李林甫專權之期，正是張九齡受貶之時，這愛恨親疏之間隱伏了多少東西，都被省略和簡化了。躲閃、空虛、閑坐、無為、遠遁，以至于愛上清冷和空寂，進入并享受一種“禪境”。如此一來，政敵也就不成為敵，詩人在同僚的競爭中也可忽略。一個人既不被設防，危險也就減去，出其不意的機會說不定就會降臨，這就使我們看到接下來發生一些怪事：在政治靠山被貶之后，王維竟然可以得到幾次升遷。

王維在官場中的機會，與其藝術上的機會，說到底是一體的。淡漠，平靜無為，反而有了另一種進取的可能。這是極為特異的情形。“禪”本身即極大簡化與省略，“頓悟”和“了悟”晦澀之極，與其說是一種深刻的哲學與宗教，還不如說是一個更為開闊、更具有含納性的極其模糊的心智地帶，這里可以包容更多的遁詞。也許這種世俗化的詮釋會導致很多誤解，但客觀上確實如此。

王維之詩不可能有太多長制，因為他的一切只在簡與省中存在，并在這種極致的減法中引起猜測與共謀式的再創造。

直到今天，某些現代詩人的所謂“減法”，也有類似的傾向和功能。但是這一切的反效果也同時存在：一旦消極到了一個極端，一定會滋生出難以承受之輕。也就是說，它們本身有可能輕淡到可有可無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