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茅盾藏書《墾荒曲》封面與扉頁（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時代風氣和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文藝事業確立了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的大方向，作家們飽含對新時代的激情、對鄉村生活的熱情，重返農村，投身于火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1954年，作家白危響應黨的號召，來到黃泛區農場體驗生活，并擔任了農場副場長，他總喜歡到田間地頭、到工人家中搜集創作素材，“板凳坐的十年冷”完成了《墾荒曲》這部上下兩冊，共75章，約55萬字的長篇小說。1963年12月，《墾荒曲》由作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1964年3月再版，當時好評如潮，尤為黃泛區群眾稱道，成為一代又一代黃泛區人的傳統讀物[1]。

館藏有乾坤

中國現代文學館茅盾文庫的茅盾藏書中存有當年作者白危贈送給茅盾先生的《墾荒曲》一書。書中扉頁題：“茅盾同志：若干年前，你曾給我看過一部失敗的稿子《燎原》，指出失敗的原因，給了我許多教益。今天，我把這部書送給你，希望你一如往昔，不吝賜教。白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墾荒曲》于1963年12月出版，白危題贈落款時間為1963年12月25日，可見作品一經出版后白危就“迫不及待”地將它寄送給了文藝大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批評與指正。

從題贈的內容看，屬于圖書題贈中較為常見的類型之一即敘述型題款，相對“存正、雅正”的簡短惠存式的題款贈書方式，更類似一封“附信”，“時間、地點、人物”齊全且敘述了有關的“往事”。扉頁的簽書贈言中以“同志”相稱，在贈言中提到茅盾先生曾經對小說《燎原》提出了有關意見。關于茅盾先生閱讀白危“失敗的稿子《燎原》”的情況，筆者查閱了現存的茅盾先生在1949年到1963年之間的通信、日記與年譜等資料，沒有發現茅盾與白危的通信，也因為現存的茅盾日記在1949年到1959年十年間的“缺失”（目前僅存零星殘稿）而未能進一步“注解”這一段往事，只能在白危的贈書題款中隱約看到這一段“文字交流”的往事。筆者推測有可能是白危在完成最初命名為《燎原》的稿子后，投稿了茅盾先生任主編的《人民文學》，得到了修改意見但并未發表，后來作者轉投《上海文學》，1962年《上海文學》刊載了小說的一部分章節《小喜鵲》[2]，之后小說原名《燎原》改為《墾荒曲》出版。

書中現手跡

對于贈書與求教，茅盾先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對《墾荒曲》全書進行了仔仔細細的閱讀，并在日記中進行了較為詳細而明確的閱讀記錄。1964年1月15日的日記中記載：“晚閱電視至九時，服藥二枚，又閱《墾荒曲》至十一時入睡”。1月16日記載：“下午三時接見新任肯尼亞大使，三時三刻辭去，閱《墾荒曲》，晚閱電影（在本部禮堂）至九時半，歸家后服藥二枚如例，又閱書（《墾荒曲》，筆者注）至十一時許入睡”。1月17日記載：“七時許返家，閱電視至九時半，閱《墾荒曲》至十時”。1月18日記載：“下午閱《墾荒曲》完（此書上、下兩冊，共約六十萬言）”。[3]

20世紀60年代初，關于茅盾先生的評論創作形成這樣一種流程：閱讀留下眉批、批注、札記—整理加工眉批為手稿—修改定稿為印刷稿—公開發表或宣讀[4]。在閱讀過程中，茅盾先生秉承了這一時期的閱讀眉批批注習慣，一邊讀一邊點評、批注[5]，書中留下了十分詳細的批注，有關于細節的畫線、批注，還有關于章節的整體評論。

批注評點不同于脫離文本的“論文”，是茅盾在書頁的空白處隨心寫下的文字。在茅盾藏書《墾荒曲》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類型的批注：有關于具體文字使用的評價性批注，如“‘長著一對’四字可刪，”“‘陸離’可省”“此句意義不清楚”（見圖2）；有關于劇情細節的描寫記錄，如“此又進一步寫趙老拱之為人”“此章初寫董林也寫得有聲有色”、“寫小喜鵲極好”；有關于章節內容的總結，“此章主要寫家庭矛盾”；有關于作品情節的評點，如“老人們別有一番”“有聲有色”；有關于細節的閱讀感受，如“舊習慣之難改”“農民愛占便宜”“教育農民的困難”；有關于描寫場景的肯定，如“女的比男的老練”“形容仇小翠妙”。批注評點既關注詞法、句法的表達，也著眼人物、環境、情節等小說要素。批注評點是作為“評點人”的茅盾與文本之間的“私語”，故相當客觀，展現了茅盾在閱讀時的觀點和心態。

萍蹤述往事

在閱讀完《墾荒曲》10天后，茅盾先生又閱讀了艾明之的《火種》，并于1964年3月25日在《收獲》公開發表了關于《火種》的評論文章，可見茅盾先生的評論文章寫作效率之高、發表之快。關于《墾荒曲》的批注“后續”去向，筆者查閱了2014年版《茅盾全集》中收錄的1963年到1981年間茅盾先生發表的長篇論文、文藝短評、論文、短評、序跋、講話，2001年出版的《茅盾手跡·綜合篇》尤其是《茅盾手跡·綜合篇·第一卷創作札記》，都沒有找到關于《墾荒曲》評論相關的內容，就連這一時期的茅盾書信中也未尋到關于白危及其《墾荒曲》的“蹤跡”，可見這是一篇“未完成”的初稿。茅盾藏書先后經歷了茅盾東四居所、后圓恩寺13號茅盾故居、中國現代文學館茅盾文庫的“萍蹤浪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批注隨著時間洪流的裹挾而被埋藏。

圖2 茅盾藏書《墾荒曲》中勾畫與批注痕跡（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緣于茅盾藏書《墾荒曲》的發現，我們得以挖掘這一段往事，展現這一段故事。縱觀作家白危的一生，從編譯《木刻創作法》到辦刊《戰號》、創作報告文學《延安印象記》，再到黃泛區農場工作創作《墾荒曲》，他筆耕不輟、以筆為刀，深入生活、扎根基層，飽嘗艱辛，將生命中最為寶貴的時光奉獻給了河南黃泛區農場。白危的代表作《墾荒曲》謳歌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表現了國有農場的優越性和示范作用，為新中國的建設忘我奮斗，體現了共產黨員堅定的革命意志，為黃泛區農場留下了閃光的歷史[6]，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寶貴的史料價值。

20世紀60年代初，盡管政務活動繁忙，但已近古稀之年的茅盾先生依然保持著閱讀的習慣，相應的筆跡記錄為我們呈現了這一段“往事”。茅盾先生把在圖書上對作品做出批注當作了一種重新建構自我與文學關系的對話方式，表達自我藝術觀與審美趣味的隱秘通道[7]。批注評點是讀書中留下的即時筆記，往往是第一時間的認知流露，是珍貴的一手資料，更為真實也更為珍貴，它所展現出的藝術趣味和獨立思想，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十七年文學”（1949-1966年）時期的文學批評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在佳作頻出的“十七年文學”中，這部作品并不十分突出，但作品卻是幸運的，它得到了茅盾先生的全篇閱讀，并留下了諸多閱讀痕跡與批注、評論、修改建議等。從后續的有關資料來看，白危之后也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與茅盾先生探討此作，甚至無從知曉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茅盾先生如此詳細的批注，這確實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