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李天岑是南陽作家群的重要成員，其創(chuàng)作堅持“講故事”的傳統(tǒng)和“寫人”的傳統(tǒng)，追求情節(jié)生動、人物鮮活，突顯作品勸善懲惡的勸誡意義，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三山凹》以三個發(fā)小的人生經歷為主線，通過個體命運的變遷反映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農村的變革，是改革開放史和鄉(xiāng)村振興歷程的文學寫照。作品以豐沛的細節(jié)塑造人物，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寫親情愛情、倫理道德，表現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巨變，是催人奮發(fā)向上之作。

關鍵詞：李天岑 《三山凹》 鄉(xiāng)村振興 人物塑造 勸誡

南陽是一個作家頻出的地方，遠如李季、姚雪垠等就不必說了，即使新時期以來，諸如喬典運、二月河、田中禾、周同賓、周大新、馬新朝、柳建偉、梁鴻等，都在全國有著廣泛的影響。南陽作家群是最早受到全國關注的地域創(chuàng)作群體，至今仍是在全國最有影響的地域作家群。

李天岑是南陽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員，他1979年發(fā)表短篇小說《多余的介紹》，創(chuàng)作可以說是和中國新時期文學一同起步的。在極具實力的南陽作家群中成長，李天岑的創(chuàng)作一開始就表現出很高的水準。他后來從鄉(xiāng)鎮(zhèn)基層開始，一步步成為南陽這個人口過千萬的大市的重要領導，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事務方面，文學創(chuàng)作的夢想被暫時壓在了心底。喬典運曾如此評價李天岑：“他的東西很不錯，有鄉(xiāng)土氣息，也很大氣，比較放得開。只是他現在做官了。”1

從重要領導崗位退下來之后，李天岑壓抑已久的文學創(chuàng)作熱情再次噴發(fā)，繼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找不回的感覺》后，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人精》《人道》《人倫》《平安夜的玫瑰花》等，近日又創(chuàng)作出版了反映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來農村發(fā)展變化的長篇小說《三山凹》。

《三山凹》以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三個發(fā)小為主人公，書寫他們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性格驅使下不同的拼搏軌跡，以長達40多年的時間跨度，全景式地勾勒出當代中國農村改革開放、脫貧致富的恢宏畫卷，這是李天岑本人創(chuàng)作的重要收獲，也是南陽作家群、中原作家群創(chuàng)作的重要收獲，是中國作家為偉大時代留下的文學寫照，為建黨百年獻上的一份厚禮。

《三山凹》獲得了《小說選刊》2020年度大獎。2021年4月17日，李天岑在頒獎典禮上發(fā)表獲獎感言時說，他不求寫出驚世之作，只求跟隨時代的步伐，做好時代的記錄者，貼近生活，貼近百姓，為人民大眾塑像；尊重讀者，了解讀者，善解讀者之意，寫出更受讀者喜愛的文學作品。應該說，《三山凹》在時代的記錄上，在當代中國故事的講述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改革開放史的文學寫照

從新時期、新世紀到新時代，從改革開放到脫貧攻堅，從富起來到強起來，20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的40多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

《三山凹》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歷史的全景式呈現。作品立足中國鄉(xiāng)村發(fā)展的現實，以生動的筆觸書寫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到十九大之后40多年來鄉(xiāng)村的變化，不僅有對中國鄉(xiāng)村改革開放、脫貧致富奔小康實踐的全面書寫，更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寫親情愛情、倫理道德，寫出了人們精神面貌的巨變。

多年來，用小人物寫大時代的作品很多，但成功的其實很少。特別是在網絡時代，我們對大國元首的活動、明星名人的生活瑣事、朋友的吃喝拉撒等，上上下下人物的一切似乎無所不知。但我們又好像失去了對社會、對世界的總體把握能力，對各行各業(yè)的運轉等一無所知。也許正因如此，當代文學的很多作品，把表現的重點放在了對復雜經驗、微妙情感、內心沖突的細微把握上，于是作品描寫越來越細致入微，細節(jié)也無比充實，但就是無法對社會有總體把握。相對而言，《三山凹》做得非常好。《三山凹》以三個發(fā)小40多年人生命運的起伏為主線展開敘事，在政治、倫理、情感的沖突中展開故事，全面書寫時代的變遷。三位發(fā)小，一個長期擔任縣鄉(xiāng)領導，一個是村支部書記，一個下海經商。三個人物的三種身份，從不同維度切入大歷史之中，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確立了作品宏闊的格局，很好地表現了時代的變遷，并對一個時代的經驗進行了整體地概括。

柳大林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柳大林的命運正是因為高考制度的恢復而被改變。小說由此進入，書寫了高考恢復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巨大影響，一下子就把人物與時代的關系緊緊結合在了一起。正是因為高考，三個發(fā)小有了各自不同的命運軌跡，而他們命運的變遷，體現的其實是整個國家、民族、社會在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性變遷。

柳大林大學畢業(yè)以后，從秘書一步步成長為縣委書記。縣級黨委政府，是一個承上啟下、落實黨和國家重要決策的樞紐。柳大林這樣一種身份，使作品一下子打開了表現空間。作品通過柳大林，真實描寫了縣鄉(xiāng)黨委政府的運轉情況，真實展現了中國縣鄉(xiāng)基層政治生態(tài)，更由此將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政策變化等清晰表現出來。同時，中國鄉(xiāng)村與外界的聯系也由此建立起來，使作品對4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革與變化書寫得更加充分全面、扎實深入。

張寶山是一個為改變鄉(xiāng)村面貌而不懈奮斗的基層優(yōu)秀共產黨員。他和大林一起參加了高考，夢想通過高考走出農村到更廣闊的天地有一番作為。雖然分數過了錄取線，但因為政審等原因，他沒能走進大學校門。但寶山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自怨自艾，從此扎根農村，成長為村黨支部書記，帶領鄉(xiāng)親們一步步戰(zhàn)勝貧困，走向小康。因此，從一個更大的時空范圍來講，《三山凹》是一部表現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的作品。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的時候，中國人民實現了全面小康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取得了脫貧攻堅的最終勝利。表現脫貧攻堅的文學作品近年來非常多。但這些作品總體來說就事論事的多，就脫貧寫脫貧的多，相對來講給讀者的感覺像是在寫一場運動、一個活動，因而有單薄之感。《三山凹》在一個更長的時空維度中書寫傳統(tǒng)鄉(xiāng)村，顯示出作者對鄉(xiāng)村生活和人物的熟稔。作品以作者的家鄉(xiāng)南陽為背景，寫深厚文化滋養(yǎng)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寫鄉(xiāng)民思想觀念在時代大潮中的嬗變，寫他們如何在黨的領導下，通過不斷的努力，徹底消除貧困、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實踐，既突出了脫貧攻堅的主題，又使作品顯得更有厚度，更為豐滿結實。

白娃侯子耀是商品經濟時代“能人”的典型。盡管多少帶有一些臉譜化的傾向，但白娃在整部作品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白娃代表的是改革進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是一個新興群體的代表。他自身存在道德瑕疵，性格中有投機取巧的偏好，但他們某種意義上是勇于改革的探路者，是敢于摸著石頭過河的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重要成就，離開不開市場經濟的發(fā)育、發(fā)展，而白娃這個群體在其中是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由于對規(guī)則、規(guī)矩的漠視，白娃在生機勃勃而又泥沙俱下的改革開放之初敢于打破陳規(guī)，先行一步。同樣由于不重視規(guī)則、規(guī)矩，在市場經濟體系確立并逐步規(guī)范之后，白娃未能及時調整自己去適應時代的變化，而是一味投機，甚至觸犯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終致走向毀滅。《三山凹》寫出了白娃的復雜性，其實也很好地表現了改革開放中人和社會的復雜性。正是有了白娃這樣一個維度，《三山凹》對改革開放進程的表現才更為全面、更為充分、更為真實，作品也因而更為豐滿。

通過大林、寶山、白娃及與其相關的眾多人物，《三山凹》表現了改革開放進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層面的發(fā)展變化，描繪了從鄉(xiāng)村、鄉(xiāng)鎮(zhèn)、縣城到省會及深圳等現代都市的歷史變遷，是對中國40多年來發(fā)展的全景掃描，是一部中國鄉(xiāng)村的改革史，也是一部人民奮斗脫貧的創(chuàng)業(yè)史，更是中國農民的情感史、心靈史，是有溫度、有深度、有高度的當代中國故事，是新時期、新時代的《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業(yè)史》。

堅持講故事的傳統(tǒng)

《三山凹》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故事性強。作品開篇就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橋段：大林要結婚了，發(fā)小白娃騎著自行車去迎親，卻把新娘拐跑了。人物的矛盾糾葛、情感沖突由此一下子展開，奠定了作品展開注重故事性、沖突帶有戲劇性的基調。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發(fā)表了題為《講故事的人》的演講。將作家稱為“講故事的人”當然并非從莫言開始。英國藝術評論家、小說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出過一本名為“The Storyteller”的書，2009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以《講故事的人》為名將其翻譯出版。小說家從根本上說，就是“講故事的人”。中國古典文言小說的高峰是唐傳奇；白話小說的直接起源是話本，說史、說經話本形成了長篇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說單篇故事的形成了短篇小說，如《清平山堂話本》“三言二拍”等。歐洲早期的小說集《十日談》，收錄了10位年輕人為躲避瘟疫到佛羅倫薩郊外的小山上10天講述的100個故事。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記述的是少女山魯佐德用講故事的辦法，吸收國王因愛聽故事而不忍殺她，在一千零一夜里所講的故事。從中外早期的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小說起源于說故事，小說家的前身就是說書人。《十日談》《一千零一夜》更是隱含了用講故事完成對自我和他人拯救的主題。

小說是一種敘事藝術，講好故事是小說的根本，小說意義的表達應該通過敘事來完成。當然，小說發(fā)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單純講述故事那么簡單。特別是當代小說，瑣碎無意義的日常生活成為描寫的主要內容，故事被嚴重弱化，人物的內心生活成為表現的重點，小說家似乎已不再以講故事為己任。這樣的小說不能說不好，它在對人的精神世界、對人性的開掘方面確實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小說也因此變得精致化、精英化，離大眾越來越遠，讀者越來越少。畢竟，一個好的故事框架和精彩的講述對完成一部好的小說來說，仍然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元素。小說要想喚回大眾讀者，必須回歸講故事的傳統(tǒng)。

李天岑的小說寫作一直堅持講故事的傳統(tǒng)，從《找不回的感覺》《人精》《人道》《人倫》《平安夜的玫瑰花》到《三山凹》，他一以貫之地把講好故事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礎。李天岑在接受采訪時反復談到，“有趣”“有故事”是小說好看的前提。當作家要做有心人，要注意收集故事。他在各種場合，聽到有意思的故事和有趣的語言，就立馬用筆記下來，微信里看到好的內容也收藏起來。正是因為注重故事性，李天岑的小說才顯得可讀性強，生動感人。

李天岑的小說注重講故事，但并非簡單如寫傳奇小說般構造離奇玄幻的情節(jié)，而是注重利用人物間的情感糾葛，設置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矛盾沖突，以此推進敘事。《三山凹》以大林、寶山、白娃三個人物相互交織的命運軌跡為主線，串起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層面展開故事。這種結構方式避免了以單一人物為主人公推進故事帶來的單調感，使人物之間充滿了復雜的矛盾糾葛，故事發(fā)展具有更多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表現空間因而更為開闊，對從小山村到現代都市的生活進行能夠全面展現，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因而更為豐滿。

李天岑小說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特點是矛盾沖突的戲劇化。《三山凹》的人物設置本身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寶山的媳婦、白娃媳婦是親姐妹，白娃的媳婦是大林的初戀。這種人物關系的設置，為作品戲劇化沖突的展開奠定了基礎。作品一開頭，發(fā)小拐走兄弟媳婦的橋段就富有戲劇性。此后隨著情節(jié)的展開，這樣的矛盾沖突不斷出現，比如白娃之死也是一個極具戲劇性的事件。細讀李天岑的其他作品，可以發(fā)現，設置戲劇化的沖突是其推進情節(jié)的重要手段。《三山凹》之前，《平安夜的玫瑰花》以夏玉蓮和武大樓的情感糾葛為主線，其間又穿插夏玉蓮與武小房、嬋樹林，武小房與謝凡、夏玉蓮，武大樓與夏玉蓮、劉翡翠等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如此多的矛盾沖突交織在一起，作品的戲劇化性就顯得極為明顯。

對小說創(chuàng)作來說，很多人盡量回避戲劇化沖突，以免對作品的真實感產生影響。但李天岑卻將此類戲劇化的沖突描寫成反映時代特征的典型事件，加深了讀者對不同時代的認知、理解。像白娃拐走大林媳婦這個事件，初看感覺有些荒唐。但事情產生的原因是，大林沒有自行車，而白娃作為大林的發(fā)小，自己的父親有一輛自行車，自然要幫兄弟騎車接親。自行車是“文革”期間人的身份、地位的象征，白娃的父親是村支書，自然對黃花琴更有吸引力，白娃又是個生性浮浪之人，拐跑新娘似乎就成了當時環(huán)境下不難理解的事情。如此一來，作品描寫的這些事件，就有了扎實的基礎，雖然有些戲劇化，但不會讓讀者產生虛假的感覺，反而會有深刻的印象，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時代。《三山凹》從頭至尾，通過一件件事件的串聯、積累，將不同時代的特征準確地梳理出來，很好地表現了時代的變遷。

細節(jié)的扎實、密集是李天岑小說創(chuàng)作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李天岑說：“小說靠好的故事立起來，我在寫每一個章節(jié)的時候，都要認真考慮幾天，力求每一章節(jié)寫出兩到三個出彩的地方，在出彩的地方，寫出好的真實的細節(jié)。我感受最深的是，有好的細節(jié)，有精彩的情節(jié)，故事就能夠跌宕起伏，富有感染力。故事可以虛構，但細節(jié)不能編造，必須真實，才能打動人。”2《三山凹》的寫作建立在作者扎實的生活積累上，比如寫到白娃接親時騎的是飛鴿自行車，黃新月跟白娃一起做生意買的是一輛飛鷹自行車，白娃做生意后買了輛130汽車等。這都是那個年代具有標志性的物品，在還原歷史場景時有著非常好的效果。《三山凹》這樣的細節(jié)密度很大，尤其是矛盾沖突一個接一個。橋段密集是現代電視劇、網絡小說常用的手段，為的是保持作品以讀者足夠的吸引力。但集中閱讀的時候，可能會讓人有透不過氣的感覺。對于小說寫作來說，敘事保持適當的張弛，作品才會顯得更為靈動，也能給讀者留下回味思考的空間。

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李天岑小說創(chuàng)作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的小說某種意義上講是基于鮮活的人物形象完成創(chuàng)作的。賴四是李天岑塑造的一個成功的人物形象。賴四最初是李天岑在中篇小說《賴四偷婚》中塑造的。后來，李天岑覺得意猶未盡，中篇小說的表現不夠充分，以此為基礎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人精》，之后又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人道》《人倫》，完成了“人”字三部曲，成為其重要的代表作。賴四之于李天岑，正如“活鬼”侯七之于張宇，奠定了他們作為作家成功的基礎。李天岑在談到賴四這個人物形象時說：“生活中的那些人物總活躍在我心里，不把他們寫出來，他們就如一只小兔似的在我心里踢騰，撞得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像賴四這個人物就足足折騰了我六、七年，只有打開心靈的門扇讓他們躍然紙上方能安生。”3這段話清楚地表明，李天岑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以人物形象塑造為基礎和核心的。

賴四是新時期文學人物畫廊中的一個重要形象，是改革開放時期走出農村、走出土地、走進城市、走進市場的奮斗者的典型。二月河如此評價賴四這個人物形象的價值和意義：“《人精》中通過主人公賴四的經歷，表現出了新的人文思想。賴四是城市淘金部落的成功者，他是農民，本質上又不是農民，既有農民的遺傳基因，又帶有新興階層鮮明特點，其中蘊涵的變革意義現今不可估量。”4通過人物來表現時代、反映時代精神，是李天岑小說創(chuàng)作一貫的追求。賴四因此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的人物。南陽作家行者在談到賴四時說：“賴四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一種時代精神，是時代精神的一個高度代表，通過他這個人物，折射了中國幾十年的發(fā)展變遷。”5其實在《人精》創(chuàng)作之前，二月河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為《找不回的感覺》作序時專門談到了《賴四偷婚》：“我認為這篇小說看似通俗，主題其實很嚴肅，反映的‘時代’潮很有代表性，既有新興民族企業(yè)家卓絕特異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波譎云詭的創(chuàng)業(yè)史，也有他們‘精神流動’的軌跡趨向，懷著作家對這一重要新社會階層的深沉思索。天岑貼實人性，貼實真實生活，貼實現實潮流的自覺性，一目就能了然。”6由此可以看出，從生活中發(fā)現故事，用故事表現人物，用人物的精神裂變體現時代變遷，是李天岑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特征。

注重人物形象塑造的特點在《三山凹》中同樣得到充分體現。《三山凹》全面表現40多年歷史的全貌，但作者還是把筆墨主要放在人物身上，把人物推到前面，通過人物間的矛盾沖突和命運變遷來表現時代。《三山凹》以三個發(fā)小的交集來結構小說，表現的重點是三個人物的命運，通過人物情感、心理、精神的變遷表現政治、文化、時代的變遷。

柳大林是作者傾注情感較多的一個人物。他的身上多多少少帶有作者自身的印記，他們都由農村青年、基層干部逐步直到重要領導崗位。正因如此，作者對柳大林情感、心理的把握就更為真實、準確。將柳大林與柯云路《新星》中塑造的李向南進行對比，會發(fā)現兩位作者在塑造人物時的著眼點有很大的不同。柯云路將大量筆墨花在了政務活動、官場斗爭上，突出李向南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李天岑則更多寫柳大林在政治原則與親情、友情沖突中的內心活動與處理辦法。一般小說描寫官場，常常把重點放在所謂的爾虞我詐、不擇手段向上爬甚至泯滅人性等，把厚黑學表現到極致。《三山凹》則塑造了一個有理想追求、堅持原則、主動作為、積極為人民服務又不悖世情倫理的領導干部形象。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像柳大林這樣的人物才是各級官員的主流，柳大林可以說是中國基層官員的典型代表。李天岑正是因為有切身的體驗和感悟，才能將柳大林這個基層官員的形象塑造得親切、真實、可信，表現得生動、深刻。

張寶山是作者著墨最多表現最為豐滿的人物。張寶山厚道、仗義、克己利人、心胸開闊，為改變鄉(xiāng)村面貌傾心盡力，是為脫貧致富不懈奮斗的優(yōu)秀村支書的典型形象。張寶山這個人物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塑造的梁生寶。如果說梁生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時代需要的理想農民形象，張寶山則是新時期、新時代需要的理想農民形象。他們體現了不同時期農民對黨的政策的高度理解、認同和執(zhí)行，表明了黨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表，和最廣大群眾的密切關系。張寶山這個人物塑造的成功之處在于，作者寫出了他的純粹、干凈、忠誠、擔當，而又絲毫不讓人覺得虛假、脫離生活。這樣的人物，總能給人鼓舞、給人信心、給人力量，文學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精神鼓舞的作用和價值，由此得以具體體現。

白娃身上有賴四的影子，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書寫改革開放的歷史，繞不開這樣的人物。也許之前曾在賴四身上做過充分的開掘，李天岑在寫白娃時，沒有更多寫他們在改革大潮中利用自己聰明才智進行的奮斗，而是更多表現了他道德上瑕疵的一面、人性中丑惡的一面、生活中無賴卑劣的一面。像白娃這樣的人，改革開放之初有很多，如果在發(fā)展中及時完成自身的變革，就能隨時代一起發(fā)展進步，如果放任自己，原本的問題和缺陷就會不斷放大，最終走向毀滅。《三山凹》塑造白娃這個形象，在表現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逐步發(fā)育的同時，揭示了時代變遷與人物精神裂變、社會變革與人物自身革命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同張寶山的純粹并不讓人覺得虛假一樣，白娃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但作品寫出了人物內在的豐富性，盡管白娃之死帶有戲劇化的成分，但這個人物總體同樣讓人覺得非常真實。

三個主人公之外，《三山凹》在配角甚至出場很少的人物刻畫上，也都極為用心。王春寶是“鐵三角”之外作者表現較為充分的一個人物。他最初抗拒改革，在自己南下深圳打工的過程中，完成了思想轉變和自我轉型，堅定承擔起帶領村民共同富裕的責任。王春寶這樣人物的塑造，極大地豐富了作品的內涵，拓展了作品的表現空間。包括像曹一寬這樣出場不多的角色，作品也刻畫得極為認真細致生動，把一個縣城基層公職人員寫得栩栩如生，讓人感覺他就是生活在身邊的熟人。

《三山凹》總體來說是一部以多位“男主”為表現重點的作品，但作者同樣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如黃花琴、黃新月、閃紅紅以至杜麗莎等都表現得真實、充分。黃花琴體現了在物質和精神雙重貧窮情況下面對誘惑的迷失，黃新月表現出依靠自身勞動改變處境的努力與奮斗，閃紅紅則展現了面對新事物的開放心態(tài)和大膽進取，麗莎是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現代女性的代表。這些人物的現實表現和內心生活，都與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邏輯、真實處境、文化氛圍高度契合，從而很好地以個人命運的軌跡體現出時代的變遷。

揚善懲惡的勸誡意義

注重教化作用，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tǒng)，白話小說、戲曲尤其如此。李天岑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繼承了中國白話小說、民間文學、戲曲的傳統(tǒng)，突出作品的教化作用，引人向善。發(fā)揮勸誡作用，引人求真，教人向善，誘人尚美，是李天岑小說創(chuàng)作的自覺追求。談到《人精》《人道》《人倫》時，李天岑說：“三部書之間的人物和故事毫無關系，但有一點相同，都帶有‘勸誡’的意思。”7在此后創(chuàng)作的《平安夜的玫瑰花》中，這個特點同樣表現得非常鮮明。

《人精》寫了賴四張世發(fā)從坑蒙拐騙發(fā)財到幡然醒悟后反哺社會的過程，更以一曲《醒世歌》表達了世人真誠的規(guī)勸。《人道》通過馬里紅與路安韜、司馬凱對色誘的不同處理，通過游海與喬葉子的曖昧關系等，表達了戒色的觀念。《人倫》通過張萬順不擇手段向上爬卻因為嫖娼而身敗名裂的故事，表達了戒色、戒貪的勸誡思想。《平安夜的玫瑰花》寫商場、官場、情場，體現的是戒色、戒貪、戒驕的理念。夏玉蓮不斷靠出賣色相攫取利益，幡然悔悟后開始了自立自強的新生活；武大樓靠家傳手藝致富，開始追逐美色，驕橫淫逸，終致人去財空；嬋樹林是一名清正的干部，卻經不住美色誘惑，終于連命也搭了進去。作品通過這些人物，表達了明確的警世、醒世意義。同時通過謝凡等具有積極意義的人物，表達了對人生正向的勸勉。

《三山凹》的勸誡意味雖不像前幾部作品那么明顯，但作者引人向善的創(chuàng)作理念依然表現得十分清晰。作品中三個發(fā)小不同的人生軌跡、不同的命運走向，總體說來體現了中國人傳統(tǒng)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白娃有違倫理道德、法律法規(guī)的種種作為，終于為自己招來了牢獄之災；出獄之后，白娃感受到了人情的溫暖，在對過往的痛悔和重獲自由的開心中猝然死去。白娃的結局，顯然是作者懲惡勸善意圖的體現。白娃之死代表做惡的終結和向善的新生。最后，小說以大團圓結尾，也符合中國讀者傳統(tǒng)的審美期待。

追求喻世、警世、醒世、勸世的價值，李天岑小說中人物命運、人生軌跡的走向，就自然帶有一種刻意設計產生的戲劇化特點。這與多數當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有所不同。總體來說，當代小說更注重對于在極端情況下的人性探索。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小說創(chuàng)作開始“向內轉”，更注重對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以至于發(fā)展到作家競相表現人性的灰暗、丑惡，把道德視作偽善的面具，絲毫看不到善與光明。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揚善懲惡的作品被認為膚淺、缺乏深度，戲劇化的處理被認為是背離真實的編造。如此一來，文學引人向上向善、給人精神鼓舞的作用自然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

當然，簡單灌輸式的說教會影響作品的文學品味，過多戲劇化的情節(jié)會影響作品的真實感，這是小說寫作應該注意的問題。李天岑的小說雖然在矛盾沖突上有戲劇化的特點，但放在事情發(fā)生的具體環(huán)境中并不讓人感到突兀。其勸善的理想主要是在人物命運的變遷、不同人物的對比中實現，特別是作品以豐富的細節(jié)、接連不斷的橋段推進故事，極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可以較好地通過故事得以實現。這樣對于弘揚正能量，有重要的意義。

對于文學作品注重教化可能帶來的問題，李天岑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堅持要使勸誡巧妙地體現在作品中，如果讓讀者有“被灌輸”的感受，表明作家的寫作水平和技巧還有待提升。但無論如何，作家不能因此放棄對自身責任的承擔，傳遞正能量是作家的本分。因此，李天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去創(chuàng)作，認認真真寫群眾的故事，寫群眾愛看的故事，寫富有藝術感染力的故事，給讀者以鼓舞和啟迪，給人們以力量和信心。

《三山凹》是在建黨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之際創(chuàng)作的全面反映中國農村40多年發(fā)展變化的優(yōu)秀長篇小說。作品以通過小人物的命運變遷，以生動的故事和豐沛的細節(jié)，展現了一幅恢宏壯麗的時代畫卷，以勸善向上的創(chuàng)作追求給新時代人民奮斗新征程提供精神鼓舞，是文學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做出的具體貢獻。

注釋：

1 6二月河：《序》，《找不回的感覺》，李天岑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

2蘇瑜：《〈三山凹〉為時代留下獨特影像》，《鄭州日報》2020年10月22日。

3李天岑：《找不回的感覺?后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77頁。

4 5《南陽日報?社會早刊》2006年10月23日。

7李天岑：《人倫?后記》，河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頁。

[作者單位：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