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賀友直繪、董子畏改編的《山鄉巨變》連環畫是中國“新連環畫”史上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在經歷了“大躍進”時期連環畫的“爆發式”創作與1960年的低谷后，獻禮建黨40周年的《山鄉巨變》連環畫為日趨黯淡的中國連環畫界綴上了一點星光。《山鄉巨變》連環畫的腳本在1961至1978年間歷經三度改編，每次改編都處于極具代表性的時間節點上，體現了不同時代對于文藝作品的特殊要求。通過探析《山鄉巨變》連環畫腳本的改編，可以透視中國文藝作品在政治環境與時代語境影響下的發展經歷。

關鍵詞：《山鄉巨變》 連環畫 腳本 董子畏

新中國建立后，“新連環畫”以弘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面貌登上歷史舞臺，發行量驟增1，但在“大躍進”期間迎來爆發后又因產能過剩與時代話語變化而跌入谷底2。針對這一慘淡局面，周恩來在1961年6月19日全國文藝座談會的發言中提到了文藝創作“數量和質量”的問題：“幾年來，文藝作品在數量方面搞得很多，質量不高。文藝的隊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3這是對“一夜一本書”等急功近利創作方式的反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進入文藝界，呼喚著質量佳、反響好的連環畫作品到來。

1961年7月起，由賀友直繪、董子畏改編的《山鄉巨變》連環畫（前三冊）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陸續出版，并于1963年獲得了第一屆全國連環畫評獎的一等獎。1964年6月，本著“供連環畫初學者、連環畫愛好者及連環畫家們觀摩、研究和參考”的原則，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從《山鄉巨變》連環畫中摘選12幅加入即將出版的《連環畫作品選頁》中，并對原作的腳本進行了一定的修改。由于董子畏于1962年去世，《山鄉巨變》連環畫第四冊由新吾4改編并于1965年出版。經過一段時間的封禁后，1978年《山鄉巨變》連環畫前三冊被整合、刪節后再版，重新呈現在讀者面前。

以上三次對《山鄉巨變》的改編均位于極具代表性的時間節點上：1961年為“八字方針”下的“復蘇時代”，更時值建黨40周年；1964年《人民文學》號召建立“堅強的興無滅資的社會主義文藝陣地”，此后文藝界的創作獨立性日益喪失，階級斗爭占據了時代主潮；1978年則正處“兩個凡是”與“改革開放”的歷史交界點。《山鄉巨變》連環畫腳本的改動中確切體現了以上時代變革中文藝作品價值取向的轉變，更是參與了時代變革中價值體系的重新建構，一次又一次細致入微的腳本修訂，能夠見證經典文藝作品在歷史洪流中的沉浮歷程。

一、對連環畫腳本創作的關注

連環畫的創作中，腳本作者宛若編劇，畫家則如導演，腳本作者先創作連環畫的“配文”，畫家才得以根據配文展開創作。因此中國連環畫一直有著“腳本先行”的特征，關注連環畫的敘事改編也應兼顧腳本創作研究。“舊連環畫”中文字主要為“注字”——在圖畫側寫下內容提要文字，字數極少；“口白”——即畫中人的話，寫于圖畫內部，與文學尚相距甚遠。真正的連環畫腳本于新中國成立后出現。1950年，一些雜志上出現了“征集通俗讀物啟事”，其中便包含連環畫腳本5，同時，董子畏、楊兆麟、莊宏安等一批優秀的腳本作者也聚集到各大連環畫出版社中。隨著連環畫腳本日益受到重視。1963年，文化部與“中國美協”舉辦的全國第一屆連環畫創作評獎中設置了腳本獎項。腳本的出現極大豐富了連環畫作品的表現力，一方面，腳本協助畫家進行畫面布局的設計，指導畫家繪畫，另一方面，腳本擴大了連環畫的容量，使之能夠容納更多的情節與思想感情，在必要時還能協助連環畫發揮政治宣傳功能。腳本與連環畫相輔相成，但不構成絕對聯系：連環畫可以舍棄腳本，但腳本不能脫離連環畫而存在；腳本具有文學性，但不可成為獨立存在的文學。

《山鄉巨變》連環畫前三冊的腳本作者為董子畏，字秉璋，上海地區著名連環畫腳本創作者。浙江海寧人，生于1911年3月4日6（一說浙江鎮海人，生于1912年7），因大腦膠質性腫瘤逝于1962年。少年時期曾輾轉多家洋行任職員，20歲肄業于上海光華大學，此后經歷過總務、會計、教員、秘書等多個工作。1949年后，任方向出版社經理，1952年11月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任專職連環畫腳本創作。他從事連環畫腳本創作，一方面源于個人對文學的興趣，一方面受魯迅“連環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而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里面了”8一言的影響。在參加工作至逝世的十年間，他曾改編過《三國演義》《山鄉巨變》《朱元璋》《馬卡爾說媒》等作品，榮獲全國第一屆連環畫創作評獎的腳本一、二等獎9。在出版社工作期間，他還曾進行兒童讀物寫作，著有《兒童五愛故事之五——愛公物的故事》一書。

二、董子畏的腳本改編

《山鄉巨變》的一大特色，也是常為人詬病之處便是結構凌亂：周立波在著力塑造人物形象時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故事的整體性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連環畫創作首要為工農兵服務，繁雜的家常化情節顯然不適于在工農兵間傳播；此外，四處穿插的伏筆與各類敘事方式并不適于用連環畫的形式表達，因此，董子畏對《山鄉巨變》大加整理，以便賀友直進行繪畫創作。

（一）整理故事情節

《山鄉巨變》雖然有較明顯的情節脈絡，但主要情節之間存在重疊、交錯，譬如鄧秀梅上鄉里開碰頭會前叮囑劉雨生核查謝慶元的入社動機，二者分屬兩段不同劇情，在此處發生了交叉。針對該現象，董子畏一般采取將情節抽出、重新排序的方法：劉雨生的夫妻矛盾敘述本發生于縣委三級干部會議中，在腳本里被調整至會議后，并與“盛淑君成立婦女宣傳隊”的情節整合至一處，使得會議內容的展現完整流暢，且劉雨生家中的“婦女問題”與成立婦女宣傳隊之間的聯系也順理成章。類似的改編還有鄧秀梅“開了九天三級干部會”被調整至全文的開端作為全書背景，如此不僅理順了情節，還使鄧秀梅的到來有了緣由。

為解決《山鄉巨變》人物多、外號多的問題，董子畏將人物出場整合為傳統戲曲“亮相”的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將鄧秀梅來村召開的縣委三級干部會議與鄉政府群眾會合并，刪去了打牌的情節，讓李月輝、陳大春、劉雨生等主要人物一同出現在圖畫中。

為處理人物關系復雜的問題，腳本往往只在人物關系涉及劇情進展時才對其加以細致介紹。董子畏不憚于為整合情節而改動原文。陳先晉的入社問題本由鄧秀梅親自解決，但董子畏在腳本中設置為由陳大春負責，并把鄧秀梅后文中對陳大春的抱怨提前：“看你這個團支書，怎么連親爺老子都勸不轉啊？”這一對局部安排的改動無傷大雅，但卻可兼顧推進情節進展與厘清人物關系兩個要求。

情節整理后，連環畫每一段故事的單元性、獨立性大大加強，為加強各段故事的獨立性與趣味性，董子畏雖在腳本中刪去了一些貫穿多個故事的伏筆，但也設置了新的懸念。鄧秀梅的出場不同于原書，而是先以“一個穿一身青的，二十出頭的女同志”的形象出現，隨后再加以細致介紹：“她叫鄧秀梅，一九四九年家鄉解放，她才十五歲，參加了工作。”這種處理恰如“丹唇未啟笑先聞”，更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猜測。王菊生與堂客吵架假戲真做的情節更是處理絕妙。原書展現了王菊生與堂客密謀的詳細過程，為“假戲真做”添上滑稽面貌；董子畏的改編則先描寫激烈的吵架場景，更是細致展現了吵架過程中王菊生與堂客的情感變化——由“氣的眼都紅了”到委屈地“唉聲嘆氣”，栩栩如生；吵架結束后，腳本再點出假戲真做。

董子畏的腳本中刪去了一些無關劇情主線的旁系情節，使故事面貌更清晰。較為典型的是愛情情節的刪略。盛淑君與陳大春的感情發展被大量刪節。盛淑君提起陳大春羞紅臉龐的伏筆被省略，盛淑君詢問陳大春對自己入團的感覺時，陳大春的良言解語被改為“沒有回答”。盛佳秀的婚姻背景被一句帶出，“李盛氏”的稱呼也被刪去，她與劉雨生感情的開端被改為由鄧秀梅牽線。鄧秀梅的愛情故事在原書中已顯得與其他情節格格不入，腳本自然未做保留。刪去愛情情節的原因較為復雜，一方面，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時代背景下，少年兒童占連環畫讀者人數的百分之六七十10，因此連環畫創作在為工農兵服務的基礎上要兼顧兒童觀感，不宜出現過多愛情情節。另一方面，階級分析已經成為當時文藝批評的主要方式，“資產階級不健康的情調”“令人作嘔的臭氣”11一類批評屢見不鮮，因此愛情描寫均趨向于淳樸、簡約。

部分旁系內容省略不僅能突出主線，還有重新塑造人物形象的功用。李槐卿、盛家大姆媽角色姓名、背景在出場時被省略。原文中李槐卿作為老教書先生，以孟子思想衡量入社；大姆媽屢發重男輕女思想的抱怨，二人均為周立波花費一定篇幅描寫的中間人物，但刪除旁系情節后，二人仿佛成了合作化的積極分子——一人交房、一人送雞。“積極擁護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絕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12，在團結中農、依靠貧農的要求下，原文中婦女宣傳隊譏諷王菊生的兩副對聯這一內容被刪節；符賤庚騷擾盛淑君不得，狼狽的落荒而逃的情節也被刪去。

（二）調整人物形象

《山鄉巨變》連環畫腳本受制于篇幅，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被局限在鄧秀梅、劉雨生、李月輝身上，原作中十分出彩的“亭面糊”盛佑亭、陳先晉、張桂秋、王菊生等“中間人物”和中農雖有所刪略，仍保持較高出場率，其余人物如盛清明、盛學文、符賤庚、張桂貞等則居于次要。在此主要取主要人物鄧秀梅、劉雨生和中間、次要人物陳先晉、盛清明的形象變化進行分析。

1959年，楊逸麟學習歐式畫法所創作的《青春之歌》在《連環畫報》上受多篇文章批評：“（林道靜）身材太曲線化，形象不夠健康的質樸，缺乏先進知識分子的氣質”13，為當時的連環畫創作敲響警鐘。女性人物形象要表現出革命者的氣質，如過度展現性別特征，難免被歸為“反革命修正主義”14之列。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更是曾在1958年受《兩本含有毒素的連環畫》等文章的攻擊，《山鄉巨變》的腳本寫作顯然受到了這些風波的影響，塑造鄧秀梅的形象時有所忌憚。

鄧秀梅出場后不久，其稱呼便由原書中“外鄉的女子”改為了“外鄉的女同志”，強調政治屬性。原書中，陳大春向鄧秀梅解釋不發展盛淑君為團員的理由是“愛笑”時，鄧秀梅雖先冷笑著回復，隨后卻又被陳大春的其他理由逗得大笑起來。腳本則刪去了鄧秀梅被逗笑的情節，使其形象偏于嚴肅冷峻。此外，腳本省略了部分鄧秀梅工作不成熟的情節，如她首次開會時手忙腳亂的描寫被刪去；區委朱書記質問統計信息不精確時顧及鄧秀梅的身份與面子的描寫也被刪去。再加上愛情故事被整段剔除，這些修改雖然使鄧秀梅的形象更加堅毅執著、獨立精干，卻也消磨了角色的深度與厚度，使得鄧秀梅形象中的“人性”減少，趨于冷漠、中性化與機械化。

劉雨生與李月輝形象在腳本中的處理手段類似。刪略人物過去走過的“彎路”、犯過的錯誤，試圖建立更為正面、光明的人物形象，但也出現了形象單薄化問題。“李月輝曾犯過右傾主義錯誤”這一情節被刪去，使外號“婆婆子”顯得無厘頭；劉雨生批評符賤庚時，原文為旁敲側擊地以“世界上有這種人”開始，在腳本中則變為直接向符賤庚提出批評，諷刺的語氣轉為正義凜然。劉雨生家庭內部的矛盾較為復雜。有張桂貞反對入社、對他缺乏關心、等多種狀況，劉雨生站在黨員責任感與家庭幸福美滿的交叉路口，常處于苦惱憂愁中。腳本刪去了張桂貞反對入社、與公公吵架等情節，這雖然保證了劉雨生形象的正面性，但也使二人的婚姻破裂成為單純情感問題，劉雨生的責任與家庭間的矛盾無法建構，其形象從而變得六神無主、唯唯諾諾。

《山鄉巨變》的改編在多處維護了貧農的形象。原書中，陳先晉于入社過程中患得患失，掛念祖傳土地，即便同意入社也是以發財為考量。在腳本中，董子畏將陳先晉的個人經歷與思想斗爭省略，表達入社的語句也由“好的，我們都入吧”改為“猛喝了一聲‘入吧！’”原文中陳先晉在反悔入社時稱“發財倒并不想了”也被董子畏改為“哪個想發財！”矛頭直指“入社即發財”這一思想。

此外，盛清明角色由俏皮變得官方、嚴肅、端正。原書中，他在追丟失的牛時遇上了陳大春與盛淑君，選擇開玩笑似地嚇唬他們，更是將盛淑君嚇暈。腳本中盛清明開玩笑的情節被刪去，更是增添了表明其政治身份的“治安主任”頭銜。腳本還修改了人物外號：原書中王菊生的外號“菊咬筋”被改為“菊咬金”，寓意由隱忍較勁變為守財利己。總體而言，中間、次要人物或受制于篇幅，或受階級分析影響，形象均有簡單化的趨勢。

（三）“鐵姑娘”形象的建構

婦女解放主題是《山鄉巨變》的一大閃光點與可貴之處。周立波不遺余力地在鄧秀梅形象中添加這一亮點，但僅僅從鄧秀梅口中吐出諸如“婦女能頂半邊天”“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說辭效力有限，更關鍵的是張桂貞的離婚情節。張桂貞在離婚過程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堅持追求家庭的美滿幸福，認為劉雨生也該盡丈夫的職責，即便丈夫還肩負黨員帶頭的重任。而她離婚的心路歷程也給一直關注著事情進展的鄧秀梅極大的震撼。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月輝，雖身為黨員，知識水平較高，卻依然殘留著封建男權思想，認為“這堂客（張桂貞）留在屋里，終究是個害”。

在社會主義探索與建設時期中，“鐵姑娘”是一個特有的時代符號。《山鄉巨變》中男女競賽插秧并非子虛烏有，“大躍進”時期，國家極力表彰農村婦女積極團體，出現了“豐產姑娘”“三姐妹”“九木蘭”“七十二女將軍”15等個人和團體稱號，但鼓吹“鐵姑娘”造成了男女性在工作層面的絕對統一，因此難免發生婦女的需求被忽視，卻要無私兼顧男性的工作需要的悲劇。腳本中張桂貞的性格悲劇便參與了這一形象的建構。

腳本中，李月輝身上的封建男權殘余消失、張桂貞與劉雨生的沖突也成為簡單的情感問題。在此前提下，張桂貞逐漸變得偏執而蠻橫，因一己私欲而為無私奉公的劉雨生帶來負面影響，李月輝對她“終究是個害”的評價也從而顯得正義得當，張桂貞追求幸福、獨立的個性消失，成為“鐵姑娘”的反面教材。原書中，“張桂貞離婚后在人們私語、惋嘆和怒目的包圍里昂起腦殼，噘起嘴巴走了出來”，與之鮮明對比的是低頭泄氣的劉雨生；但腳本中變為她“在人們憤怒而輕視的目光中”“昂起腦袋、嘟著嘴巴”走出，劉雨生低頭喪氣的描寫也被刪除，顯露出對張桂貞未能克服私欲、奉獻集體的批判。

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鼓吹中，常常出現“女同志都做得到，男同志怎能落后”的呼吁。此話術不僅暗指對婦女生活需求的忽視，還暗示著個人對集體的皈依。腳本中涉及張桂貞的一系列改編也依附著這一價值評判標準——一味追求個人幸福，就會迎來“憤怒而輕視的目光”；若要做時代楷模，需像鄧秀梅、盛佳秀一樣，成為“鐵姑娘”。

即便存在人物形象單一化、情節分段化、鼓吹“鐵姑娘”等特點，但總體而言，董子畏的腳本寫作對于連環畫繪畫特點的把握、情節輕重的考量、閱讀難易度的降低都切中要害。部分故事情節、人物性格、價值取向的取舍，使《山鄉巨變》這部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尚有不足的作品能夠在階級分析方法盛行、階級斗爭氛圍濃厚的20世紀60年代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三、《連環畫作品選頁》對《山鄉巨變》的選擇與修改

《連環畫作品選頁》（以下簡稱“《選頁》”）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共三輯。包含《山鄉巨變》的第一輯出版于1964年，均為“解放以來優秀的連環畫作品”，由于采用十六開道林紙印刷，圖畫與原稿大小相仿，線條也更為清晰，人物造型、性格特點、思想感情也更容易得到反映，“既便于連環畫工作者的觀摩、研究，也可以作為廣大業余美術工作者的學習資料和臨摹范本”16。《山鄉巨變》共有12幅圖畫入選，由董子畏改編的前三冊共入選8幅，新吾（李槐之）改編的第四冊入選4幅，占比較大。值得推敲的是，《選頁》出版于1964年6月，先于《山鄉巨變》第四冊的1965年3月，而《選頁》中“《山鄉巨變》續篇”的腳本與連環畫第四冊基本相同。可見時任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新吾（李槐之）參加了《選頁》的選編工作，也極有可能參與了對老版腳本的“再改編”。

《選頁》與連環畫出版時隔三年，此間文藝政策路線也有了調整，1961年尚處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復蘇年代”，而時空變換至1964年，階級斗爭再度被強化，“寫工農兵，工農兵寫”的號角吹響。《選頁》中對《山鄉巨變》連環畫的選擇、修改都成為倒映時代文藝政策的一面鏡子。

《選頁》對連環畫的“內容提要”部分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除為縮短篇幅而刪去排比句外，主要改動有四處。第一處為“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了激烈的斗爭”被改為“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了激烈的階級斗爭”，著重點明“階級”二字。第二處為《選頁》用“敵我之間、集體與單干之間、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來概括情節，以階級矛盾、敵我斗爭取代了老版的主線：“人的思想沖突”。第三處為《選頁》將“使經濟基礎……都起了變化”改為“使經濟基礎……都起了本質的變化”，強調變化之激烈與徹底。第四處為《選頁》在文末增添“勝利地實現了農業合作化”的結論。以上內容提要的改寫也昭示著時代背景下情節選擇的傾向。

1962年8月6日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中，毛澤東從階級、形勢與矛盾的角度來分析“農民鬧單干”問題，認為單干農民大多為“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余”，在資產階級的煽動下進行。由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兩條路的問題17便激烈化了，而作為政策宣傳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選頁》必須做出積極回應。于是在連環畫上部的8幅選頁中，張桂秋殺牛未遂、盛佑亭勸龔入社、盛佑亭歸途醉酒、符賤庚傳謠偷樹等五幅畫，均與在原書上部出現并不多的龔子元密切相關。龔子元作為潛伏在人民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與階級敵人，鄧秀梅、盛佑亭為代表的人民與他的敵我斗爭成為了故事的重頭。

除著重選擇階級斗爭的圖畫外，《選頁》還要凸顯農業合作化的勝利成果。其第二、三幅便為盛佑亭、陳先晉的入社抉擇，兩幅畫均只選擇了二人決定入社的瞬間，盛佑亭高喊“后悔還算人？我現在是社里的人了”；陳先晉則保留了董子畏“大喝一聲”的改寫——猛地喝道“入吧！”與老版腳本相同，《選頁》都省略了二人左右搖擺、延宕的情節，使二人的入社決定斬釘截鐵，展示貧農階級對于合作化運動的擁護。

《選頁》對原腳本的二次修改聚焦易產生政治分歧、帶來不良社會影響的語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的一大區別便在于是否與“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18相結合。在1964年，階級斗爭成為時代重心、“寫光明”被一再強調，為了工農聯盟與無產階級大團結，《選頁》里落后農民的面貌向正面人物靠攏，成為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積極的擁護者。

首幅選頁出現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改寫。連環畫中“面糊平常不愛開會，什么會都派他的兒子、女兒做代表”被改寫為“亭面糊平時很少參加會議”，由“不愛”轉變為“很少”，價值取向出現了鮮明的轉向。“不愛”二字表現著盛佑亭的個人主觀意愿，但“很少”二字僅表示客觀頻率。經此改動，盛佑亭原本稀里糊涂、大大咧咧的“面糊”形象就被模糊化了。其余部分正如前文所說，陳先晉、盛佑亭等人搖擺不定的情節都被刪改，成為了堅定的合作化擁護者。另外值得推敲的一點是，縱觀《連環畫冊選頁》中的十二幅圖畫，除第二幅圖畫中鄧秀梅身旁出現了一位僅露出頭部，未出現身體的與她容貌相仿的青年女性角色外，女性人物僅有兒童、老年人出現。這或許與此前對連環畫中女性形象的批判有關。

《選頁》的“《山鄉巨變》續篇”中，在《山鄉巨變》連環畫第四冊里所選的幾頁均位于全冊前四分之一，這是因為當時第四冊的創作尚未結束。續篇的第四張選擇了第四冊第32頁的圖畫，配文卻是第30、17頁的結合，畫面中一面墻上也缺少了“堅決響應黨”五個大字，可見這幅圖畫具有初稿性質。

四、動亂后的再度出現

在十年“文革”中，《山鄉巨變》與其連環畫被視為“大毒草”著力批判：“完全歪曲了黨在農村中的方針政策，丑化了貧下中農的形象，對抗合作化運動。”“這本連環畫是我社黨內走資派李槐之親自改編的大毒草，我們必須把它徹底批爛、批臭。”19粉碎四人幫后，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于1978年重新開放了這部連環畫，并重新修訂、分上下兩集出版（每集各三冊），現上集已付印，下集也將陸續繪制出版”20。

“重新修訂”的方式包含分冊整刪、文字修訂兩種。分冊整刪方面，第一冊刪去5頁；第二冊增加18頁；第三冊刪去19頁；全書共刪去6頁21 。文字修訂方面，新版文字普遍減少，再度刪去了許多對情節發展不構成影響的句子，受時代政策的影響，對一些染上過于鮮明時代色彩的語句進行了調整。經過修訂的《山鄉巨變》連環畫前三冊于1978年出版。

1978版《山鄉巨變》在分冊整刪的過程中刪去了6頁老版內容。其中老版第一冊刪去1頁、第三冊刪去5頁。此6頁大多具有贅余性，整刪可使故事情節更簡練、人物形象更鮮明。

老版第一冊第40頁被刪去。該頁僅講述了鄧秀梅在人們走后“從挎包里拿出好些文件，在窗前看了起來”，并非有極強時代色彩的政治話語，不過老版并未提及她所看的文件是什么。查及原書則可發現，鄧秀梅在看《互助合作》《生產簡報》以及她愛人的一幅照片。全冊既未提及鄧秀梅的愛情問題，且《互助合作》《生產簡報》一類報紙與1978年的時代語境已有一定距離，這一段的描寫就有些不合時宜。

老版第三冊第1、2頁被刪去。內容是鄧秀梅前往張桂秋家中，張桂秋與張桂貞對其或應付了事，或愛答不理的姿態。此刪節使張桂秋的態度由冷漠變得誠懇，也模糊了張桂貞原本自私自利、小肚雞腸的負面形象，充分緩和了階級斗爭的緊張情緒，淡化了富裕中農與黨的工作者的矛盾。

老版第三冊第49、51頁被刪去，其中一頁為盛佑亭向鄧秀梅吹噓龔子元看在他的面子上入社，一頁為“秀梅笑了笑，就把龔子元的名字登記了”。包括第50頁在內的這三頁均為董子畏的原創腳本，原書中無此情節。但這一改編也頗為精妙，第49、50頁中盛佑亭自信滿滿又憨態可掬地夸下海口，稱龔子元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入社的，還將醉酒后摔在田坎的故事隱去，更凸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格特點；第51頁鄧秀梅不動聲色地登記了龔子元的名字，僅笑了笑，則表現出鄧秀梅的成熟冷靜，也為后文的敵我斗爭埋下了伏筆。這一原創情節大部分在1978版中被刪除。

此外，1978版還遵循簡明扼要的原則，將老版第三冊第59頁省略，合并至第58頁。該頁內容僅為龔子元叫堂客去探符賤庚，隨后改主意決定親自出馬；1978版省略了“改變主意”，不影響情節的進展與完整性。

內容提要方面，1978版雖參考了《選頁》的修改，保留“勝利地實現了農業合作化”的定性總結，但更多還是回歸老版：將“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了激烈的階級斗爭”中的“階級”二字去除；將“敵我之間、集體與單干之間、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矛盾”的情節概說刪去，“父子、夫妻之間，在每個人的心靈之內，都展開了深刻的沖突”取而代之。不過由于原計劃《山鄉巨變》的上集與下集將陸續出版，故1978版在老版內容提要的基礎上將續篇中與龔子元的敵我斗爭囊括其中，添加了“反革命分子的乘機活動，又增加了斗爭的尖銳性和復雜性”這一表述。與內容提要的修改相同，1978版的腳本也忽略了《選頁》的修改，向老版復歸，并對部分涉及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文字進行了調整。

老版第一冊第46、47頁對王菊生與張桂秋的介紹均帶有先入為主的判斷：“王菊生，綽號菊咬金，是個專想占別人便宜的中農”“（張桂秋）是個詭計多端的家伙”。這種先入為主的判斷與原書大不相符，帶有改編者強烈的主觀情緒。在1978版中，這兩處前者被改為 “王菊生，就是雨生講的菊咬金”，后者被直接刪去。在1961年，連環畫的教育屬性要求對于中農、富農、單干戶的評價先入為主，從而塑造讀者的價值觀。1978版中，腳本不直接作出定性評判，而是通過后續情節的發展表現人物特點，如雖刪去了張桂秋“搞混了水，自己捉魚”的表述，但還是展現了他心計頗多的形象，借此鼓勵讀者自覺認識、自覺進行價值判斷。

1978年6月再版的《山鄉巨變》正處于“兩個凡是”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交界處，修訂腳本能體現出經過十年“文革”，文藝工作者與讀者“告別革命”的意愿。不過在這個承前啟后的時間點上，1978版還是承接了部分過去的思維邏輯，譬如雖然腳本中盡可能地避免出現“貧農、中農、地主、富農”等涉及階級分析的語言，但在局部還有此類思想殘留，如保留了張桂秋找盛佑亭說話，盛佑亭因“覺得跟單干的中農扯談，失了互助組員的身份”而離開的情節。此類情節的保留作為“新啟蒙”與革命中國的前對話，匯入了解放思想的歷史進程中。

不同時期擁有不同的話語場域，巨大的時間跨度之下，老版連環畫中許多時代話語對新一代的讀者而言已經十分陌生，不少語言禁區也已然解禁，因此1978版《山鄉巨變》中出現了一些全新的時代話語，彰顯了“文革”結束后的時代特色。

在符賤庚與陳大春爭吵后，鄧秀梅曾提議要召開一場“貧農會”。原書與老版連環畫均為此表述，但1978版將“貧農會”改為了“貧農民主生活會”。民主生活會實際上自1929年古田會議便已成型；1962年“七千人大會”中劉少奇曾建議，各級黨的委員會一個月之內要有一次黨內生活會；但隨著劉少奇被批斗，這一提議直到十年動亂后才重回歷史舞臺，1980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再度明確要求“各級黨委或常委都應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交流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貧農民主生活會”作為全新的時代話語，取代了讀者早已陌生的“貧農會”，出現在腳本中。除此之外，飯票、糧票等詞語也隨著其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而被省略。

部分在1960年代不便表述的語言禁區在1970年代末逐漸解禁。原書與老版連環畫中，都出現了李月輝說“（盛淑君）她媽年輕的時候有點那個”，省略了“水性楊花”或“犯過錯誤”等批評；此處在1978版中則被改為“她媽年輕時名聲有點不太好”，既避開了貶義形容詞又說清了現實情況，避免讀者進行錯誤聯想。張桂貞人物形象也出現了轉變，對她“圖享福，嫌雨生誤了自己的工”的評價被改為“劉雨生卻一心搞互助，老婆拖后腿”，不再充斥貶義；張桂秋想把她嫁給城里人以便自己買賣的情節也被刪除。一些俏皮幽默的語言出現了，如符賤庚“沒腦子”、陳先晉“頑固的像石頭”，這些語言較為鮮活靈動，在老版中不曾出現。

盡管1978年的改編對老版連環畫做了不少趨利避害的調整，但是遺憾尚存：因縮減篇幅的緣故，大量優雅、精美的風景描寫被省去，周立波創造的湖南風情畫失色不少；大量人物外貌、心理活動描寫被簡化，使較原書本就單薄不少的人物形象更加平面化。

1978版后，《山鄉巨變》連環畫再未經受改編，僅以紀念版的形式小范圍發售過數次。直至2002年，1961版《山鄉巨變》連環畫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不加改動、再度出版，這部攜著無數時代刻畫的印記的連環畫終于又一次向讀者走來。

注釋：

1 美術雜志于1960年4月刊登的《爭取連環畫創作更大的躍進——連環畫工作座談會紀要》對比了1951年與1956年全國連環畫印數，得出了“到1956年，全國一年共出版連環畫2200種，印數為一億零六千余冊。較1951年的一千九百萬余冊增加了五倍多”“至此，新連環畫基本取代了舊連環畫而占領了圖書閱覽陣地”的結論。

2何溶于1959年11月發表于《美術》上的《與群眾緊密聯系的年畫和連環畫（年畫部分略）》統計顯示自1956年起連環畫年度發行量便迎來暴增，1956年全年發行一億余冊，是1955年發行總量的一倍有余。1958年僅兩家出版社的連環畫發行量便超過了1955年全國的發行量。

3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電影藝術》1979年第1期。

4 《山鄉巨變》連環畫第四冊的改編者新吾，為時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李槐之。李槐之（1919—2007）：美術評論家，原名李世傳，曾用名果克，筆名新吾、淮子。四川彭縣人。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社長、總編輯。

5 1950年1月20日，《說說唱唱》（北京）創刊號上對俗文學的征集中便包含連環畫一項。

6 上海地方志辦公室官方網站中記載：董子畏，筆名田衣，又名秉璋，浙江海寧人。1911年3月4日出生。引自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idnode=63922&tableName=userobject1a&id=54829。

7 該說源自1983年第9期《連環畫報》中莊宏安的回憶：《滿腔熱忱，埋頭實干——記已故連環畫老編輯董子畏》，文中寫到：“子畏先生并非科班出身的專門家。他生于一九一二年，十幾歲便離開家鄉浙江鎮海，到上海當學徒。”筆者在此取信上海地方志的說法。

8 魯迅：《“連環圖畫”辯護》，《文學月報（上海）》1932年第1卷第4期。

9 以上信息總結自上海地方志辦公室官方網站與《滿腔熱忱，埋頭實干——記已故連環畫老編輯董子畏》一文。

10 《爭取連環畫創作更大的躍進——連環畫工作座談會紀要》，《美術》1960年第4期。

11 13如蜀人《低級的趣味和庸俗的感情》、高澤紅《評連環畫“青春之歌”的錯誤傾向》、周之騏《在追求什么，宣傳什么？》等，以上文章可見于《連環畫報》1960年第5-8期。

12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7年第26期。

14吳兆修于1960年5月在《讀書》發表《這是一支什么樣的畫筆——評連環畫〈青春之歌〉》，評價到：“繪畫者是在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觀點、立場的指導和支配下進行創作的”，“可以肯定，正是因為繪畫者抱著未經改造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從事藝術創作，才決定他對《青春之歌》這部作品作了這樣的曲解和表現”。

15《積極參加技術革命運動，努力爭取今年農業的豐收》（社論）、唐燕：《七仙女插秧神速如飛》，《中國婦女》1959年第7期。

16《新民晚報》于1964年7月16日（總第6490期）刊登《〈連環畫作品選頁〉第一輯出版》廣告及《紅巖》連環畫插圖一幅。

1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58-1981》（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頁。

18[蘇]日丹諾夫：《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戈寶權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9頁。

19一可、未名、王軍主編《小人書的歷史——漫談中國連環畫百年興衰》，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頁。

20《連環畫報》1978年第8期尾頁將此信息與1978版《山鄉巨變》的三幅封面繪畫一并展示。

21 1978版《山鄉巨變》連環畫第二冊新增的18頁均來自于第一、三冊刪去的部分。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