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現實主義文藝理論自“五四”以來傳入中國，因其自身的文學品格很快和中國的社會語境發生密切的互動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現實主義分別凸顯出“理性”“斗爭”“典型”“返本”“多元”等語義層面。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現實主義在歷史敘事、文化同置、世俗人道主義等方面繼續做出積極的探索與實踐?，F實主義書寫也從以往的單純寫實與直抒胸臆演變出層次更加豐富的意義空間，它不僅跳脫了昔日對主流話語的依附，也在新的文藝思潮的引導下，具備了自我解構與積極重構的力量。

關鍵詞：現實主義 觀念嬗變 歷史敘事 世俗人道主義

在各種藝術門類中，現實主義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既古老又具有偉大傳統的概念。源于人類的探索本能和求真本性，現實主義的藝術原則很早就被古希臘先哲提出，在本質上強調自然主義色彩濃厚的“模仿”功能，由此傳遞出一種最樸素的認知真理，“藝術不可能脫離現實，無論我們怎樣貶低它的意義或強調藝術家的改造和創造的能力。‘真實’就如‘真理’、‘自然’或‘生命’一樣，在藝術、哲學和日常語言中，都是一個代表著價值的詞”。1這就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構中以“現實”的名義確立了中間價值體系的意義，從而為人類的社會行為找尋到了適當的表現形式與詩意的闡釋途徑?，F實主義成為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特定術語，最早起源于18世紀末的德國，此后在19世紀的法國廣為流傳，這與當時法國所處的歷史語境（如資產階級政權的建立）、所形成的社會心理（如人的物化的初步形成）包括自然科學的進步（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等都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從此，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產生了激烈的碰撞與適時的交融，其自身也在發展演變中門派眾多、支流橫生。

一

現實主義作為文藝思潮傳入中國是在“五四”時期，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陳獨秀很早就提出了“寫實文學”的主張。1915年，他在《青年雜志》上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認為“唯其尊現實也，則人治興焉，迷信斬焉；此近世歐洲之時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無所不至：見之倫理道德者，為樂利主義； 見之政治者，為最大多數幸福主義；見之哲學者，曰經驗論，曰唯物論；見之宗教者，曰無神論；見之文學美術者，曰寫實主義，曰自然主義。一切思想行為，莫不植基于現實生活之上”。2以此為基礎，陳獨秀在1917年發表的《文學革命論》中進一步直陳，文學革命的目的在于“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3這就針對當時的文壇現狀更加凸顯了現實主義的“理性”層面。隨著魯迅、茅盾等人的紛紛附和（當然他們對“現實主義”的闡釋各有側重）以及眾多作家“為人生”的文學態度和創作實踐，“批判現實主義”的話語系統在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中得以迅速地且頗具權威性地建立起來。此時現實主義對“真實”的追求是文化啟蒙色彩濃厚的“理性”真實。

20世紀20年代末，源于國內無產階級運動形勢的需要，“革命文學”風起云涌，“現實主義”歷經了一段具有歷史階段性的嬗變過程。起初，在蘇聯拉普與日本納普等“左”傾文藝思潮的影響下，“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傾心于“唯物辯證法”式的現實主義，力圖將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現實主義相結合，認為唯有此才能表現真正的生活意志和斗爭本身的豐富性與復雜性。1930年代初，隨著聯共中央對拉普的改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又被引入中國并取代了原來的“唯物辯證法創作原則”。1933年，周揚發表《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提出“典型環境典型性格”“運動和現實的關系”“文學與大眾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繼而為這一階段的“現實主義”奠定了基調。應該說，由于與社會革命目標的深度勾連，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出現了政治化、宣傳化、口號化的趨勢，其對“真實”的追求轉變為自覺的“斗爭”真實?？谷諔馉幈l后，“革命文學”向“救亡文學”過渡，現實主義在經過短暫而集中的“明朗”表現后，隨著戰爭的延續加之“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等區域的“位差”，又呈現出“陰暗的”“光明的”“小市民的”等不同的“真實”面貌。

到了“十七年”文學階段，現實主義一躍成為對社會主義革命進行文藝闡釋的權威路徑，它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面貌再度出發。1952年，周揚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一文中，重新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進行全面解讀，并以“官方”的姿態進一步明確了這就是“我們創作方法的最高準繩”4。這既是對解放區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20世紀30年代左聯引入“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隔代呼應。至此，革命話語體系（包括隨后的“兩結合”創作方法）迅速統攝了原有的話語系統，政治介入文學而不再是文學介入政治。在1949建國后若干次文藝論爭的規范下，現實主義的觀照范圍不斷收窄，文學性被逐漸抽離，而對“真實”的追求變為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典型”真實。

新時期以來，1980年代前期“批判現實主義”復歸，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再到“改革文學”，現實主義寫作成為一吐胸中塊壘的快捷出口，寄寓了人們壓抑十年的快意恩仇與未來暢想，但由于某種思維慣性其依然表現出對意識形態話語的亦步亦趨。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拉美文學影響，“魔幻現實主義”登上歷史舞臺，一批作家嘗試深挖民族之根，強調文學創作中的“文化”層面。這當然是理性反思不斷深化的體現，也源于對以往人的扁平化認知和文學性消彌的反撥，希望借助文化因素重新討論人與時代的復雜互動關系。雖也帶有功利色彩，但已然在文學與政治的角力中獲得主動，為文學性的回歸提供了助力。而此時現實主義對“真實”的追求變為了文化色彩濃厚的“返本”真實。1990年代直至新世紀，現實主義呈現“擺蕩”姿態，在關涉中心話語的同時更試圖企及“世俗”層面。相繼出現了新寫實小說、現實主義沖擊波、新歷史小說、底層書寫、新鄉土小說等文學形態，現實主義在宏大敘事和輕質化敘事之間來回搖擺、左右逢源，此時現實主義對真實的追求變為了時代色彩濃厚的“多元”真實。

二

應予指出的是，新時期以來現實主義這種自覺的觀念更新和創作上的多維化現象一方面受惠于其自身的文學傳統與文學機制，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新的歷史語境帶來的激蕩與促生。

從政治背景來看，改革開放以后，文學獲得了有制度保障的相對的創作自由，同時由于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而漸趨邊緣化，文學生產漸漸由官方體制主導變為市場機制主導，創作者們具備了由“趨同”走向“趨異”的時間和空間。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實驗和摸索，文學獨立性進一步喚醒文學自覺性，因而1990年代以后現實主義能夠擺脫以往的陳規舊俗，以多元化的面貌充分挖掘文學自身的主體性功能，去表達作家對當下世界的獨立思考和審美想象。以往的現實主義書寫多通過宏大視野，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喜好執拗于“真實”的探討與揭示，希望以此凝結社會共識并形成推動歷史發展的前進動力，在表現出“針砭”優勢的同時卻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體制化”的局限。1990年代以后的現實主義文學顯然有了更多的選擇，文本聚焦不再固封于“真實”，而是將“現實”作為一種途徑和視角，以個性化色彩極其濃厚的透視生活的方法來觀照大千世界中的人與事，嚴肅、嘲諷、詼諧、控訴并置其中，創作者們已然擺脫了種種社會期望，從而形成了現實主義的某種“民間立場”。

從經濟環境來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通過文學消費的逆向制導帶給文學生產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原有的某些“惰性”心理被“競爭”意識所取代，“市場”成為任何作家都無法忽視的存在，這就為現實主義提供了一種淡化甚至疏離“中心話語”的文學態度。一方面，創作者們在拓寬視野的同時更便于取得相對獨立的經濟主體，人格從而具備了擺脫觀念誘導的條件，使之有機會目光下移，在追求宏大的現代性目標之外，去更多地關注世俗與底層。另一方面，經濟的轉型使中國很快步入商品社會、消費時代，在文明與文化層面形成了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交織融匯的社會奇觀與精神世界，并由此衍生出很多新的現實問題，如貧富差距的形成、社會階層的分化、人的符號化、空間的異化、自然生態的惡化、對革命話語的再想象等，這都為現實主義提供了新的課題。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來看，馬克思認為在物質財富的增加過程中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經濟矛盾，經濟的發展必然在客觀上需要一套與之相應的精神或思想體系來幫助社會人完成對物質財富的真正占有和完全控制。5 而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書寫就能夠發揮類似的作用。

從文藝思潮的引介來看，對西方哲學、美學尤其是后現代思潮的吸收和借鑒，為現實主義書寫提供了新的審美視角和創作手段。這主要得益于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對翻譯文學的重新重視以及學院派評論的推波助瀾。以解構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等為代表的新潮理論不斷引起人們的濃厚興趣，拿來主義的背后是創作者們試圖重新表現“現實”、重新發現“人”的渴望。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一批文藝刊物的重要作用，如《當代》《作家》《鐘山》《雨花》《花城》等，這些刊物共同營造了一個文學的公共空間，也形成了一種文化上的多元輿論形態，由此創作者們獲得了一條與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甚至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對話與交流的途徑。純粹從文學性來看，新的文藝思潮的引入繁復了以往較為單調、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技巧，同時也促使現實主義文學原本所負載的沉重的社會使命感具有了輕質化的趨勢，雖然看似沒有以往的主題宏大與意味深沉，然而創作者們正是希望通過這種個性化的表達方法來表現歷史真實與現實人生，并試圖站在生活的邊緣去表現對立和諧的價值立場，現實主義也有了“眾聲喧嘩”的樣態。

三

新的歷史條件下，現實主義得以自覺審視原有的種種優勢和局限，繼而以多元化的審美姿態與敘事模式去超越以往的書寫范式，在“啟蒙”與“再啟蒙”、“批判”與“再批判”、“建構”與“再建構”的思想進路中不斷尋找新的突破口。一方面，現實主義的宏大歷史敘事在走向深入的同時也取得了相當耀眼的成績，進一步擦亮了批判精神與人文關懷的思想銘牌。另一方面，一些發散性思考也初現蹤跡，在有效化解某些同一化困境的同時也為現實主義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啟示和方向。

現實主義與歷史敘事。以往的現實主義書寫大多以規范化敘述的審美姿態對歷史發展的本質做出單一線性論的闡釋，期望用統合式的歷史圖景為社會語境的種種變革提供證明，也為處于時代“顫動”過程中的社會大眾提供價值指向明晰化、心理情感凝聚化等多方面的意義。因此，此時現實主義文學中的歷史敘事必然會凸顯出主要的時代意義、歷史發展的主流方向、求真務實的敘事態度以及宏大的敘事精神。在這種緊跟社會發展潮流的歷史敘事中，理念化的社會正義與公共道德是濃妝重墨的焦點，而一些群體或個體的主體欲望與內心想象只能由于更為宏偉的歷史目標而被忽略或過濾。典型如20世紀30年代的一批“社會剖析小說”和“十七年”文學中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等，雖立意深刻但大多是以前在的立場和模式明確文學指涉，力圖將文學文本的原生含義作為邏輯支點來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有效建構。

后現代史觀的出現為現實主義介入歷史提供了另一種可能。詹姆遜曾對歷史敘事的現時性思考作出如此評價：“那種深深的懷舊的個人情緒在后現代主義中完全轉變成一種新的永遠是現在時的異常欣快和精神分裂的生活。我認為，這與當代人們對歷史的態度有很深刻的相似性。在他們的心目中，歷史上的過去消失了，歷史上的未來和任何重大的歷史變革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后現代主義對歷史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歷史只存在純粹的形象和幻影”。6因此，歷史橋段可以以“異常欣快”和“精神分裂”式的“形象”與“幻影”出現，而此時語言與文本的作用不容小覷。借由這種途徑，現實主義通過“碎片化”的歷史圖景去關注存在于社會發展中的有關階級、性別、族群的差異，并以重構的姿態對既有的宏大歷史展開二次審視，析解出整體中的個體、主流中的支流、有序中的失序。進而借助對階層隔閡、性別對立、創傷記憶等歷史領域的探索與思考，使“歷史再現”不僅游走于“歷史美學”之間，更以邏輯推衍的魄力站位于“美學歷史”之上，以文學語言的修辭策略與語義轉圜向讀者提供一種從“后門”進入歷史的可能，同時明確，歷史敘事的方式與歷史本身同樣重要?！靶v史”的樣態可以使現實主義逐步消解以往的觀念指引與價值規范，在對歷史現象的批判性解讀中嘗試打破原有權力話語體系，同時也可以對現有歷史敘事的英雄化與普泛化作出全新的結構調整與體系設想，從而在對歷史本體的積極重構中注重對被忽略的“他者”的觀照，引導出一種全新的歷史觀念的誕生。

現實主義與文化同置。在中國社會尚未形成較為先進成熟的現代運行機制以前，肩負文化啟蒙任務的現實主義必然更多地表達出創作者們對現代性價值較為單一的追求。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現實主義缺乏像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所代表的審美現代性那樣對啟蒙現代性自身進行反思與批判，而主要表現為“審美”與“啟蒙”的維度重合。一方面通過描繪保守與進步、異族與本族、傳統與現代的尖銳矛盾以揭示殖民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壓迫本質，借以呼喚民族的自尊與自強、人性的本真與善良；另一方面也通過對社會性、階級性、地域性等內容的強調以及現實主義的批判特性，表達出建立一個現代化社會形態的政治理想。從魯迅到茅盾，從趙樹理到柳青，無不乞靈于此，只是角度不同、方法不一而已。因此，由于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的限制，以往的現實主義書寫無法將技術進步、理性流行與人性異化的矛盾沖突作為觀照中心，更多的是在文本創作與文學想象中憧憬一種真正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社會運行機制并以此來改善不盡如人意的生存現實，這就是為什么現實主義從不在作品中拒斥理性與啟蒙，也不會在藝術自律中湮滅自己對現代性社會的渴望。

社會語境的深刻變化以及現實主義的某些困境促使人們對這一文學現象原本涵納的現代性意識進行反思。在種種現代性訴求的裹挾下，各種社會問題的現實景觀紛至沓來，原本在現實主義文學中自明自洽的現代性價值體系出現了自相矛盾、自我瓦解的尷尬窘境。因而，在對“現實”重新觀照的基礎上，創作者們開始審視以往推崇的現代化發展方案，深挖并剖析其內在的不合理因素，同時關注到在“現實”演變的激烈互動中，其自身帶給現代性涵義的改寫與擴充。對“文化”的強調在于凸顯審美現代性對啟蒙現代性的反思?，F實主義與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可以規避對“現代性意識”的片面性崇拜，重新恢復“現代性”自身的復雜樣態以及可能帶有的矛盾癥候，創作者們通過平視視角與微觀視域對文化傳統與文化價值進行修整與再現，并以篩選后的自律精神與道德重構實現對現代化發展中不合理之處的“針鋒相對”，以此糾正原已異化或淪落的種種人格儀范，促使人們以陌生化的文化視角重新審視現實社會中的自我行為表現。此外，現實主義對文化的重新發掘其重要意義還在于對以消費文化為代表的文化勻質化或文化空心化現象做出有力的回擊。商品社會帶來的弊端之一就是人在物的世界中墮落，而物本身也在認知途徑和傳播媒介的符碼化中被單向抽空，成為漂泊在時空中的商品符號。由此，人們在追逐“符號”的過程中不斷簡化甚至放棄了自我的生命意義，最終變為生活在故鄉土地上的“異鄉人”。現實主義對文化的重視與再現，可以促使文化自身的溫暖情懷與建設性意義發揮出平衡與制約的作用，作為主觀情感的外在對應物這種精神力量的彰顯能為現實中的人們提供新的夢想與希望，并以“皈依”的姿態為人們指出一條真誠而又簡潔的生存之道，進而在文化現代性的層面實現民族認同與身份定位。

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合流似乎是水到渠成的，這源于二者之間相似的現實視野和人文情懷。如果以人道主義的思潮來劃分，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現實主義文學大體屬于啟蒙人道主義文學，而之后的現實主義文學，則出現了向世俗人道主義過渡的趨勢。廣義范疇的“啟蒙”是指一切唯客觀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動，是指人類思想史上于當前現實中一切反封閉、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總之一句話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運動與文化精神。7因此，啟蒙人道主義的基本特點可以概括為：關懷與同情在封建主義、專制主義、資本主義暴力統治下被壓迫、被侮辱、被蹂躪、被愚昧的底層勞苦大眾，批判階級壓迫、資本剝削以及其與時代環境同構后所形成的僵化的社會現實對人造成的荼毒與傷害，針對人性的扭曲與異化，呼喚社會中健康、堅強、抗爭的淳樸人性，并為重新樹立民族的自強和人的尊嚴而奮斗不息。以此為出發點，啟蒙人道主義或去同情、或去關注、或去引導生活于世的大眾，希望幫助他們實現在主體性和群體性上的自由與幸福，在這個層面上，“人道主義”的目標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是相通的，是互為因果的。實踐層面，由五四文學肇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到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再到新時期以后現實主義的復歸、魔幻現實主義的出現等等，都帶有比較明顯的啟蒙特征，拋卻啟蒙和意識形態的復雜互動關系不談，它們的宏大敘事的特征和國族本位的立場都是比較明顯的。

20世紀90年代以后，現實主義中的啟蒙人道主義持續向縱深發展，但在現實主義書寫中也出現了世俗人道主義的端倪，這種現象同樣值得重視。應予指出的是，世俗人道主義成為現實主義文學中人道主義的思潮之一，并不能說它只屬于1990年代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事實上，在1980年代后期的新寫實小說中，已經蘊含著世俗人道主義的思想。我們知道，“世俗人道主義是自我定義的、倫理和人性本位的人道主義，它從人性、人道的立場出發，以善和愛為核心，以人為本，重視人的生存、生命、自由、尊嚴、權利和價值，其世俗的倫理觀念直接與人道主義的人類性和普世性觀念相通”。8因此，在現實主義文學中它也具備自身的一些特點和優勢。世俗人道主義慣常從人性本位和世俗倫理的立場展開啟蒙與批判，這就從創作的指導思想上淡化了原本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視角的轉變使現實主義打散了以往明確而又集中的批判方向，從而拉近了文學與世俗世界之間的距離，使其能夠在現代化與理性化板結成型的生活表象下發現種種被長期遮蔽或淹沒在歷史發展大潮中不為人知的秘密，它們往往以物欲與精神、世俗與理性、道德與金錢、社會發展與人文關懷等一些對立統一的關系的面目浮出水面，從而使現實主義得以具體深入到生活的細枝末節之中，在現實社會的角落和現實人生的褶皺之間找尋并揭示出良性發展的阻礙以及生命苦痛的源頭，并以此來關注那些處于常與變縫隙之中備受煎熬的個體。這就既從感性層面替新時代的弱勢群體發出了屬于自己的聲音，表達出底層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的壓制而喪失的話語權，又從理性的角度，直擊社會弊端、呼喚平等公正，還能從“審美現代性”的層面，發掘世俗人生的詩意，禮贊個體的浪漫，從而殊途同歸，也實現了對現代性片面追求的制衡。9

近十年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已初步顯現出上述的這些發展方向。以新近的小說創作為例，如洪放的《人煙》，在被有意淡化的情節結構中，淮河兩岸的“老少爺們”依次登場，逐心愿、談世相、觀生態，作者通過一個個無名的歷史“遺跡”形塑出他們各自完美的精神家園；林森的《海里岸上》，地域色彩濃烈，在呈現人與海的相望相守中豐富了中國鄉土文學的海洋書寫，也表現出對海洋文化背景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的思考；馬金蓮的《我的姑姑納蘭花》，以細膩的文筆觸及少數民族的家暴問題，在悲劇預設的結構中飽含道德討論的張力；徐則臣的《兄弟》，借助個性化的視角描述了“北漂”一族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與此同時也為我們每個人設置了一面既可照人也能照己的“鏡子”，鏡中人的存在與否關乎一個永恒的命題——人的孤獨；馬曉麗的《陳志國的今生》，通過對一條狗的收養經歷提出了對族群關系的思考，蘊含其中的是架構在尊重與平等理念之上的暖暖真情，更帶有一種忘我的悲憫；姚鄂梅的《舊姑娘》，在“治療乳房”這一帶有性別敘事的策略中述及家庭倫理和社會倫理，然而其最終的落腳點卻是對生命意義的感悟；等等。這些作品都在歷史層面、文化層面、世俗人道主義層面拓展了現實主義的題材領域，也為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新的時代氛圍和人文環境早已打破了原有的審美一體化結構，文學對于大眾不再僅僅具有啟蒙意義或教化作用，而是隨著人們審美水平的提高被賦予了更多的期待，要求其成為真正意義上具有審美與愉悅感受的精神產品。對文學創作多樣化與豐富性的時代要求，也促使作家們開始思考文學自身的文學性建構，他們認識到文學創作只有向著歧義性、復合性、多元性的審美方向發展，才能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審美需要。以往對單一議題進行簡單復述、機械反映的文學形態顯然已無法適應社會潮流的發展，樸實無華的敘述與擬真也無力展示更為豐富多彩的當下世界。因此，博采眾長，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學養分，以勇于創新的精神打破舊有束縛，進行多變化、富內涵的藝術革新，也許才是現實主義可持續發展的應有之路。因此我們看到了一些可喜的變化與趨勢，現實主義書寫從以往的單純寫實與直抒胸臆演變出層次更加豐贍、意味更加深長的語義空間，現實主義不僅跳脫了昔日對主流話語的依附，也在新的文藝思潮的引導下，具備了自我解構與積極重構的力量。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臺灣后鄉土小說論”（項目編號：18FZW05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美]勒內?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羅鋼、王馨缽、楊德友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頁。

2 3 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頁。

4 周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人民日報》1952年5月26日。

5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49頁。

6 [美]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嬌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90-291頁。

7 董?。骸丁按蜷_窗戶，讓更多的光進來！”》，見《中國當代啟蒙文學思潮論》，張光芒著，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68頁。

8 王達敏：《中國當代人道主義文學思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頁。

9 金春平：《現代性的多維向度與底層文學的敘事形態——兼論西部回族小說的底層敘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