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懿是清末著名的女詩人，作為成都“浣花詩社”的一員，在母親左錫嘉的主持下與姐妹們吟詩聯句，名動一時。和其他以詩詞傳世的閨秀不同，及笄之年的一場溫病，又使曾懿與中醫結緣。她在病榻上博覽醫書，初得醫道門徑，二十歲嫁與袁學昌后又周游東南各省。當時正逢晚清江河日下、滿目瘡痍，心有戚戚焉。晚年的曾懿醫術日精，先后作《女學篇》《醫學篇》，探究“衛生”之道。從閨閣才女到濟世女醫，曾懿對疾病的體認和書寫背后是詩人到醫者的身份轉變，同時也隱含著近代以來女性意識的變遷線索。

惜春悲秋原是閨閣詩詞中的常見題材，曾懿的《古歡室詩詞集》中也不乏描寫四季心境的字句，只是這些心境與疾病糾纏，又時時摻雜著離愁別緒。曾懿出生于咸豐二年（1852），十歲時父親曾詠因軍務卒于任上，母親左錫嘉攜兒女由江西鄱陽扶柩西上，回到四川華陽。從此曾懿與家人在浣花溪邊安家，毗鄰杜甫草堂。曾懿出嫁前所作的《浣花集》里，雖多描寫人生歡聚時的四時佳景，如“籜龍已成竹，新綠透窗紗”的《春暮》，“秋興撩人眠不得，時聞蕉葉打虛檐”的《秋夜》，但隨著疾病的侵襲，她對四季的感觸也有了變化。因為不舍五妹于歸江津學署，自己又疾病纏身，她寫下“扶病搴帷步，微吟養性真。秋花閑似我，新月瘦于人。煉藥燒紅葉，焚香倚綠筠”（《病后憶季碩五妹》）等句。病中人對至親的思念中夾雜著幾許無力感，往日秋景的生趣也隨著綿長的藥味消散。類似的詩詞頻頻出現，“工詩兼善病，人影瘦如花”（《秋閨雜詠》），“藥里經編年復年，寒宵炯炯未成眠”（《寒夜病中懷季碩五妹并寄旭初二兄京都》），又如《浣月詞》中有“東風已綠西堂草，詩魂爭奈離情攪。好景艷陽天，年年愁病兼”（《菩薩蠻·春日病中寄叔俊四妹壽春》），病中的浣花女詩人在思念中長嘆“浣淚書成欲寄誰”。

曾懿出閣后，隨夫游歷，由川入閩，由閩入皖，又隨宦皖江，期間有不少憑古感懷之作。因為時常抱恙，曾懿在病中作詩已是日常，如《飛鴻集》中“杏花時節雨廉纖，病怯春寒夜更嚴”“強支病骨不知暑，五月潮深寒似秋”“病起苦炎熇，郁紆意不適”等。隨著三妹、五妹相繼離世，曾懿有關疾病的詩詞在四季輪轉中平添了物是人非之感。時局動蕩，游歷途中所見所聞使她開始考慮以其他方式面對疾病。

曾懿一生經歷四次溫病，久病成醫，對溫病傷寒辨證頗有心得，加上連年隨宦廣德、渦陽等地，常見庸醫拘泥古方，誤人性命，于是在五十四歲時寫就《醫學篇》——“此懿所以瓣香永祝也”。在《溫病傷寒傷風辨論》中，曾懿自述病中數度扶枕自查吳鞠通的《溫病條辨》，“仿其滋陰甘涼治之，得法而獲痊愈”，這也就不難理解《醫學篇》主要化用的是溫病學派方。但曾懿并非泥古之人，當時正值西醫東漸，她論及傷寒溫病原由時，認為“肺為華蓋，上有兩管，一為食管，上承飲食；一為氣管，以通呼吸”，顯然借鑒了西醫解剖學的觀點。她還進一步指出，“西醫治病之法，雖不及中國，而杜病之法，實有甚于中國者”，多次提倡小兒接種牛痘，兼采中西醫理。《醫學篇》二卷以溫病入三焦為線索，又加上愈后調養的方劑，于1906年成書，翌年刊行，可視為曾懿以醫術回應疾病的嘗試。而《女學篇》成書于1905年，雖沿襲了傳統女教的男女分工，但也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強調“使男子應盡之義務，無不與女子共之；男子應享之權利，亦無不與女子共之”。同時，該書在第一章《結婚》中，提出“須注意選擇配偶者之體格”，體現出樸素的古代優生思想；而在第九章《衛生》中，呼吁女性“不獨宜重衛生，且宜兼習醫學，使一家強則國強，國強則種族亦因之強矣”。可以說《女學篇》和《醫學篇》從不同角度闡明了曾懿的“衛生”之道，前者醫女界亂象，后者醫溫病傷寒。雖然這兩本著作的部分內容如今看來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但在女性出入相對受限、醫者地位也不高的時代，曾懿的言論顯得與眾不同。也難怪她在《女學篇》自序中笑稱“至守舊者，憎其夸誕；維新者，嗤其瑣屑。設有以中立相誚者，懿亦樂而受之”。

對于曾懿以詩人和醫者兩重不同身份寫就的文字，學界常分而視之，前者關乎文學審美，后者則偏重社會史和性別研究。但實際上無論是詩詞、醫書還是學論，都是曾懿面對疾病時獨特的體認和表達，三者相輔相成才造就了這位獨特的書寫者。張百熙在為《女學篇》作序時，稱曾懿“眷時艱之日，亟恫女學不興，乃屏棄詩詞書畫以為無益于世，爰就平日躬行實踐可以矜式女學者，作《女學篇》二卷。又以醫學至今垂絕，而剽竊西醫者率多膚淺，恐真詮之浸失而殺人之滋多也……作《醫學篇》二卷”，這種解釋看似完備，卻太過簡略。

事實上，曾懿并未完全放棄才女傳統，《女學篇》和《醫學篇》中感人至深的段落兼具文學審美的價值，顯然得益于她的文學創作經驗。如《醫學篇》記下痛徹心扉的“三妹之死”——三妹仲儀身體羸弱，生第三胎時大出血昏厥，初通醫理的曾懿當時尚未出閣，眼看三妹危在旦夕，大夫拘泥古方，便“私將臨產所用之濃參湯摻半盞于二煎之生化湯內”，總算挽救了三妹的性命。不料后來三妹接連生產，血氣愈虧，終于在生產第六胎時一命嗚呼。私自換藥是少女曾懿的秘密，沒有告訴任何人，雖然僥幸救了三妹性命，但知道姊妹日后仍在接連生產還是感到惴惴不安。直到三妹因生產而死，而彼時的曾懿已經出嫁，沒有機會在最后一刻妙手回春，也沒有機會見到三妹最后一面。這段敘述字字泣血，痛悔之情難以抑制，現在看來不僅是三妹的悲劇，也是無數沒有生育話語權的女性們的悲劇。《女學篇》中《論纏足之損益》，曾懿也以自身經歷勸說女性放棄纏足，自述年幼時放學回家，看到兄長捕蝶尋花，“有無限自由樂趣”，“自覺身負千鈞，足如桎梏，每撫之而泣”，寥寥數語，已經勾勒出一個暗中啜泣的纏足女童形象，牽動讀者的惻隱之心。從“醫文互通”的傳統來看，北宋沈括除了著有《夢溪筆談》還寫過《沈氏良方》，清代名醫如薛雪有《一瓢詩話》、徐大椿有《洄溪道情》，不一而足，曾懿無疑也是醫文皆修的范例，她醫書中那些文學性極強的段落，凸顯并延續了文人才氣。

曾懿“棄文從醫”的選擇并非個例，其背后是清末民初才女群體的社會化轉型。清末才女因為戰亂被迫走出閨門，顛沛流離之際對于疾病的認知已不是簡單的顧影自憐、惜春悲秋，而是與“閫外”的社會化實踐緊密相連。隨著清末傳教士將西醫傳入中國，原本恪守儒家傳統的中醫體系受到沖擊，加上女性主動或被迫更深層地介入社會現實，使曾懿、顧淑昭、孫西臺等女性能以“醫者”而非“才女”的身份為世人所知。與此同時，基于現代知識架構的女學制度日益完善，傳統女教規約的影響力減弱，本來屈指可數的女中醫群體逐漸演變成清末民初有一定數量的中西女醫隊伍。如果說和曾懿同時代的女醫多為大家閨秀，有的還有家學淵源，如顧淑昭之父為名醫顧錫，王恒其之父為名醫王珠，那么之后的女醫多是醫學校的女學生，女子習醫正式走上了職業化的道路。以羅秀云、張竹君等為代表的廣州女醫群體，就是由博濟醫院衍生而來的現代西醫教育的產物。而隨著科班出身的女醫紛紛走上歷史舞臺，原本閨秀們擅長的文章傳統逐漸隱而不彰。

回過頭看，曾懿的一生既是末代閨秀的挽歌，也是現代女性知識分子介入公眾場域的“原點”。她在行醫中重新認識疾病，與在詩詞中描摹病中心境是兩種并行交織實現自我價值的路徑。如果沒有才女書寫的人文映射，她在醫論中對疾病的感悟、對生死的敬畏就難有靈性和張力。這種詩文陶冶中應運而生的敏感和才情，長于描摹生命的“悸動”，無論在哪個時代，都能激發出更具深度的醫學人文關懷。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