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尤恩

《我的紫色芳香小說》最早發表于2016年的《紐約客》，這篇精致的短篇小說于2018年發行了中文版單行本——紫色絨面精裝本，凹面燙銀字體，封面標注“慶祝麥克尤恩七十歲生日之作”，就主題和深度而言，它還真當得起“慶生之作”的名頭。小說源于一場跨界合作，作家應德國攝影家托馬斯·德曼之約，為其策劃的展覽寫作了一篇能夠放入展會手冊的小說。這緣起本身就引人遐想，如何在視覺藝術的領地里，讓小說家以文字調動想象的力量大放異彩？如你所知，麥克尤恩近些年頻繁參與各類“跨界”活動，親自操刀參與小說的影視化劇本改編，在重要的場合公開表明反對英國脫歐的政治立場等，無不彰顯出他作為一個資深的作家兼公共知識分子，正在煥發出這個年齡獨有的光彩。

麥克尤恩一如既往地展示了他出人意料的幽默感與藝術家氣質，題目已見端倪。篇名My Purple Scented Novel，既包含攝影藝術不可或缺的色彩元素，同時用“芬芳的氣味”另辟開嗅覺的小徑，讀者的不同感官在文學通感修辭作用之下被激發，一時間竟恍惚起來。小說標題渲染出略顯神秘的氣氛，它讓人聯想到愛麗絲的奇境，令人心生疑竇，難道晚年的老麥決意繼續保持時髦步調，進軍新領域？畢竟，繼《堅果殼》胎兒視角之后，他又有一部科幻作品《我這樣的機器》問世，以宏大的篇幅探討人工智能、機器與人的情感、道德相對主義等熱門議題。如果他突發奇想，開始寫作童話故事或是奇幻文學，恐怕也不會令長期關注他的讀者感到吃驚。而多年的持續寫作也的確使他具備駕馭各類文體和題材的超能力。

此外，題目內嵌一部小說，意味著小說可能是關于這部小說的故事，也或許就是我們正在閱讀的這篇小說本身。其含混意味暗含著敘事者的雙重身份，他既是小說人物，虛構的敘事者，也可能是虛構行為的執行者——作者本人。僅從題目，我們就已經感受到這位老而彌堅的英國小說家身上撲面而來的頑皮氣息。

還好，小說正文內部并未制造任何實質性的閱讀障礙，正相反，它簡短、輕捷，以略帶調侃的語調，講述了兩位作家聲名此起彼伏的故事。小說以第一人稱寫就，“我”向讀者坦承了一段欺世盜名的成名史，開篇就直言不諱，交代了故事的始末：

“我不否認，這里頭有惡行。我偷了一段人生，也不打算物歸原主。這幾頁紙，你大可以看成是一份供詞。”

“我”（帕克·斯帕羅）和喬斯林·塔拜特大學時代就是形影不離的好友，兩人的文學才華不分軒輊，也幾乎同步進入主流文學圈。但畢業后，“我”過早地投入了穩定的家庭生活，而喬斯林則通過與影視界的合作，迅速嶄露頭角，在文壇建立了自己的聲望，被認為是國寶級的著名作家，“我”則逐漸淪為籍籍無名的小說家，遷居偏遠之地，在大學兼職教授寫作課以維持生計。直到某年暑假，“我”照例獨自前往喬斯林的別墅度假，機緣巧合之下讀到了喬斯林尚未示人的未竟之作，就在喬斯林本人遲疑不定并暫時將新作擱置的空檔，“我”將其改頭換面，迅速完成并發表，名為《她拒絕起舞》（紫色封面，銅版花卉圖案上凸字燙金）。“我”剽竊了喬斯林的作品，也偷走了喬斯林此后的人生。

偷走一個人的人生談何容易？或者說，偷走一個人的作品，在版權意識如此明確的當今時代，如何可能？這或許是為什么麥克尤恩敢于在小說伊始便亮出底牌，他有這樣的能力，將故事的每個細節都虛構得扎實、清楚，毫不含糊，底牌于是成為懸念，也變成故事中最無關緊要的部分。帕克在看到喬斯林作品的當晚，便開始以原作為基礎重新創作一部喬裝打扮的新作，先是采用手寫方式，并在手寫稿上標注偽造的日期（兩年之前），故意在無關的想法上浪費筆墨，偏離主題，重新設計人物的經歷和背景，將自己此前的作品主題、語句植入其中，甚至試圖將故事背景換到紐約，當然，他最終放棄了這一設想，因為喬斯林筆下的倫敦如此栩栩如生，他根本不可能以同樣的水平復制紐約。帕克利用暑假的幾個月時間，以常人難以想象的速度將原作徹底改頭換面，并通過一家老式自費出版社在一周之內出版了這部“新作”。

對小說愛好者來說，閱讀已寫過數部成熟的長篇、善于駕馭復雜線索的作家的短篇小說絕對是一種享受。語言精簡、凝煉，敘事節奏張弛有度，虛與實、省略和留白的把握也恰到好處。麥克尤恩擅長給他的人物以實感和質感，以至于我們幾乎忘了，如此天衣無縫的偷梁換柱恐怕只能出現在小說中。而能夠讓我們忽略它的超現實性的，恐怕也只有麥克尤恩的英式幽默。

畢竟，這位作家年輕時曾經只靠描寫幾個時刻和幾個場面就能輕易把讀者撂倒在地。如此完美愜意的犯罪現場非得是叱咤文壇幾十年的親歷者才有功力憑空虛構，還能讓讀者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買單。而這故事不難讓我們聯想到西方詩歌史上的一樁著名公案，德語詩人保羅·策蘭的詩集《罌粟與記憶》在1950年代曾被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伊萬·戈爾遺孀指控抄襲。策蘭最終獲勝的證據是詩集中的大部分詩作出自他早年已出版的《骨灰甕之沙》，但這本書曾被策蘭本人以印刷錯誤為由撤回，市面上幾乎找不到存在過的痕跡。盡管策蘭曾贈書給戈爾本人，由于戈爾的早逝，此事難參其詳。此后，戈爾的遺孀又偽造了戈爾遺作的創作時間……盡管引發紛爭的《罌粟與記憶》至今仍是策蘭最重要的作品，但毫無疑問，事件對詩人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圍繞原創性的爭端很可能永無休止。

話說回來，小說中事是否真的可能發生并不重要，關鍵是它構建了關于小說寫作的巨大隱喻，幾乎包含了小說生產的全過程，就自身體量與其釋放出的力量對照而言，它真的芳香四溢，值得反復閱讀。小說家面對著一個險象環生的世界，不僅隨時要和內心的恐懼與野心作斗爭，還需承受出版界和讀者偏見的考驗。如果真有所謂的創作定律，那么，作家永遠對下一部作品心存疑慮一定是其中之一。總有這樣的時刻，我們失去了對自己的判斷。這也是小說中兩人地位發生轉換的關鍵時刻，高處不勝寒的一方深恐下墜，而另一方不顧一切向上爬的野心戰勝了基本的道德原則。聲名成為喬斯林的重負，他對下一部作品毫無把握，因為它決定著作家是否能夠繼續在文壇上立足。而毫無聲望可言的“我”被讀者棄如敝履，即便改裝了喬斯林的作品，拿出一部真正的上乘之作，也面臨著無法出版的窘境。三年后，喬斯林的原版小說《騷動》終于發表，一時引起轟動，被認為是當代最好的小說。這時，“我”提前發表的偽作才得到關注，它們從“我”預先埋伏下的二手書店、義賣商店中浮現出來，以及“我”能力所及的各個角落，整整四百本，甚至喬斯林本人也曾收到過《拒絕起舞》的郵寄本。但毫不意外，沒人讀過它，喬斯林從來不讀“我”的書，這也成為完美作案的重要前提。兩部作品之間明顯的相似性，也是經由“我”本人以匿名的方式提醒某位好事的評論家，才被發現。這之后發生的事不難想象，喬斯林背負了背叛和抄襲的罪名，再也沒能翻身，兩人的現實境遇也相互調換，“我”成為知名作家，將所有重要的小說獎項攬入囊中，喬斯林則成了需要被原諒的欺騙者，道德有虧的朋友，經過多年打磨，他小心翼翼地編出一套理論，用兩人交織在一起的人生經歷去解釋他們為何最終寫出了同樣的作品。

除了名利場的勢利，麥克尤恩還精心描述了作家遇到真正的佳作時的震撼（以及發自內心的嫉妒），那是一種很深的夢魘，同代人的才華真的讓你折服了，他們兼具托爾斯泰、喬伊斯和一切偉大作家的稟賦，將你無從把握的現實描摹得栩栩如生。帕克不吝惜所有美好的偉大的字眼去形容他看到《騷動》時的激動心情，但他的第一反應并不是將這感受告訴喬斯林，而是飛快地制作了副本，帶回家去做二次加工。作家阿乙有一篇小說叫做《作家的敵人》，已成名的作家讀到一個年輕人的小說，發現天才的同時也給自己判了死刑。阿乙曾在訪談中坦承這篇小說靈感的來源：“我確實看到過一個比我年輕十歲的人在微博里貼出一個很短的開頭，當時感到的刺激就像是天快要塌下來了。不是說他比我年輕時寫得好，而是比我現在都寫得好。我花費了整整半天找到他所有的作品，直到確信這只是曇花一現。”他從沒告訴對方，絕無可能開誠布公，深恐對方知曉他蘊藏著連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巨大能量，即便已看出這人剩下的都是賣弄，亟須高手指點。

《我的紫色芳香小說》在現實的層面之外，也像是作家的白日夢，體現出他們深層的憂慮，對于原創性的自我懷疑，對于一部作品究竟是否稱得上是好作品的一場噩夢。在資訊爆炸，故事被反復、過度消費的今日，出版物褪去了神圣的光環，大量的文學生產并不能稱作是創造，而無非是編輯；有多少作品只不過是經典的復制和衍生品？

小說借帕克之口提到了四個案例，美國女作家李·以色列偽造已故知名作家的信件和簽名；博爾赫斯杜撰的皮埃爾·梅納爾宣稱重寫了《堂吉訶德》的故事；卡爾維諾在《寒冬夜行人》精彩的戲仿片段以及英國小說家馬丁·艾米斯在長篇小說《信息》中虛構的作家之間出于嫉妒而加害對方的情節。事實上，這種憂慮不僅受到作家群體的關注，也是其他藝術形式熱衷表現的主題。伍迪·艾倫就曾在電影《遭遇陌生人》中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作家羅伊年輕時曾憑借他的第一部小說一鳴驚人，也因此自絕后路，放棄了大好的醫學前程，專事寫作，但第二部好作品再也沒能到來，他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和妻子之間的關系也出現問題。直到遇上對面大樓的紅衣女子，新的靈感促使他完成了手頭的作品，然而導演諷刺的力度并未止步于此，紅衣女子的愛情沒能讓他的作品重現光彩，最終拯救他的，是羅伊的年輕牌友，年輕人將羅伊看做值得信賴的朋友，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拿給他看，但卻在不久之后遭遇車禍。羅伊誤以為他已身亡，便盜取作品出版發表，電影結尾時，作品大獲成功，羅伊站在昏迷不醒的年輕人病床邊。等待著他的，是岌岌可危的聲望，和寄生其上的隨時可能坍塌的所有現實。

麥克尤恩在三年前訪華時曾談到數字革命的挑戰，結論卻落在了小說家這一職業之上——“不需要電池驅動，也無需高深的科技，但在道德上和審美上卻高度復雜，當它登峰造極之時，美得無與倫比。我說的是各種形式的小說。要想進入別人的思想，要想衡量不同人的思想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容納它們的社會之間的關系，小說依然是我們最好的途徑，最好的工具。小說家是在他人的思想之海上揚帆的水手……只有小說能呈現給我們流動在自我的隱秘內心中的思維與情感，那種通過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感覺。作家能夠進入所有人的腦中，活過所有人的人生。”這與蘇珊·桑塔格對于作家的描述如出一轍：“我真正想要的是將每一種生活都過一遍，一個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從涉及二戰歷史的《贖罪》，到《兒童法案》中真實的法庭、《我這樣的機器》中人造人的道德困境，他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濃縮進《我的紫色芳香小說》，變成作家自我反思的白日夢，其狀態完全可以用中國的一句古話來形容之：從心所欲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