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初，譯者金曉宇的故事在朋友圈刷屏，感動了無數人。好書探曾第一時間采訪金曉宇的父親金性勇，發文《父親眼中的“天才譯者”金曉宇：命運總是顛沛流離》。童年遭遇不幸導致右眼視物困難，青年時期被確診為“雙向情感障礙”，常被病痛折磨。他卻通過自學掌握了德語、日語、英語，10年間翻譯了17本書。人們佩服金曉宇與命運抗爭的勇氣，也對圖書翻譯這個工作產生了興趣。什么樣的人在做圖書翻譯？收入如何？

常立是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兒童文學中心碩士生導師，阿西劇社指導老師。他曾出版專著《消費浪潮與文學潛流》《讓我們把故事說得更好》等，還創作了繪本《如何讓大象從秋千上下來》《黑夜的孩子》《我家有個小神仙》等，童話集《從前，有一個點》等。

近年來他開始從事繪本翻譯工作，給孩子們翻譯了繪本《一條聰明的魚》《想象有一天》《會消失的湖》《蟬》等，頗受好評。給孩子翻譯圖書與翻譯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難點在哪里？怎樣讓一部作品靈動起來，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常立。

Q：是什么原因讓您開始給孩子們翻譯繪本和文學作品？

常立：我最初從事翻譯工作是因為看到小書房論壇有一個指定繪本的翻譯比賽，一時興起就參加了，得了個銀獎，雖然只有金獎才能出版（即《十只小鳥過大河》，接力出版社），但從此以后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我可以做的事情又多了一項。后來蒲蒲蘭的編輯馬皓月約我翻譯一個繪本，就興奮地答應下來，那就是我翻譯出版的第一部繪本《一條聰明的魚》。

Q：您認為對譯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給孩子翻譯國外作品最重要的又是什么？

常立：對文學譯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對文本的理解力。語言本身就捉摸不定，文學尤其具有不確定性，譯者需要從不確定性的意義網絡中找到某種確定的秩序感，同時并不減損原著的豐富性，尤其需要對文本的理解力。童書的翻譯也是如此。

Q：兒童繪本是不是特別難翻譯？好的翻譯怎樣才能打破文化界限，賦予文字靈性，讓一本書“活”起來？

常立：并不是普遍特別難，相反，相較于成人書籍的翻譯，兒童繪本的字數少、工作量比較小，但也不排除有些兒童繪本的翻譯特別難，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生造詞、格律、文字游戲的繪本，如果是成人書籍，加個注釋作出相應解釋比較方便，但給童書加此類注解還是挺奇怪的。對兒童來說，是誰、哪國人、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寫的這個故事并不是很重要，我在翻譯時，會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兒童去思考，什么才是這個故事中最重要的？那樣，聽故事的我，面對的不是一個操持外語的講述者，而是一個使用我比較熟悉的語言給我講故事的人，他/她可能會講一些我不懂的事，但只要我愿意去理解，我就能搞懂它。一言以蔽之，要讓一本書“活”起來，最理想的狀況是，讓小讀者忘掉外語，而沉浸在故事世界中。

Q：在翻譯時，怎樣在體現原作語言風格的同時，又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體現漢語的語言美？

常立：這首先和上面我說到的理解力有關。任何語言風格都不是與文本整體相割裂的，而是和文本要表達的主題密切相關。在忠實于主題的前提下，我對原作者的語言風格沒有“一定要忠實傳達”的執念，比如一個長句可能會被我處理成多個短句，多定語從句可能會被我借用漢語里的頂針修辭來處理，比如在《冬日花園》《生命的歡歌——和我們一起出發》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Q：您對現在有些圖書過于追求時效性，導致翻譯語言脫離兒童視角、缺乏趣味性這個問題怎么看？

常立：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兩個問題，追求時效性并不必然導致翻譯語言脫離兒童視角、缺乏趣味，所以我分開來說。的確有些圖書由于過于追求時效性而缺失了恒久的文學價值，但這種情況不限于在翻譯圖書中，在原創圖書中也較多見。童書翻譯涉及譯者的兒童觀，我個人以為，兒童文學譯者的隱含讀者必須包含兒童（盡管不限于兒童），這和對兒童文學作者的要求其實是一樣的。關于趣味性，薩特有句話說得好——“你可以假裝嚴肅，卻無法假裝詼諧”。能寫出有趣的話，或者說，能翻譯出趣味性，多少有點“老天爺賞飯吃”的感覺。

Q：在您的翻譯生涯中有什么讓您感到困難的事，又有哪些讓您感到特別高興的事？

常立：處理那些“不可譯”的部分總是讓我覺得困難重重，這種情況在蘇斯博士的繪本翻譯過程中最常出現，而絞盡腦汁之后，把“不可譯”轉化成了“可譯”的時候，會感到特別高興。還有，當譯本的某些地方可以說比原文“更豐富”或更適于中國孩子閱讀時，我也會特別高興。比如，在《葉限》的結尾，我就特別想加上一句原文雖沒有、但是圖畫中有暗示的話，后來征得楊志成先生的同意給加上了，當時特別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