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

一個有野心和對自己自信的作家很容易在作品里玩弄一些無傷大雅的花招來捉弄讀者，就像佩索阿會化身為20多個作者來寫詩還彼此評論，博爾赫斯直接在作品里寫上自己的名字并假惺惺地問讀者到底哪一個博爾赫斯才是他，波拉尼奧則取一個在小說中沒有任何解釋的小說名“2666”并將名字的謎底藏在自己的另一部短篇小說《護身符》里，卡爾維諾如同俄羅斯套娃般將名字嵌進一部小說并同樣署名“卡爾維諾”（《寒冬夜行人》）……捉弄讀者給他們帶來的樂趣大概要大過作品本身表達了什么。

曾獲西班牙語最高文學獎項“塞萬提斯文學獎”的阿根廷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可能在這方面想走得更遠。數學物理學博士出身的他，曾在法國從事核放射研究，在此期間薩瓦托深受超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影響。1947年在赫胥黎的推薦下，薩瓦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短暫工作了兩個月之后，最終放棄科研，開始了第一部小說的創作之路。

既然他厭倦于本專業領域的真實性、精確性和嚴謹性，幻覺、想象、夸張、變形、隨心所欲在他的文學游戲里就顯得更有價值。與他的那些同行不同，他是用互文性來寫“失明”。

顯然，薩瓦托不是唯一一個將失明當成創作內容的作家，更不是唯一一個同時在兩部小說中連續描述盲人這個主題的作家。后者有名字如雷貫耳的薩拉馬戈（著有《失明癥漫記》《復明癥漫記》）。但薩瓦托的互文性與失明有著獨到的“暗黑”配方，他筆下的失明散發出怪異的哥特式氣質，尤其是《英雄與墳墓》里的那份“盲人報告”，其對盲人幫會的描繪和隱喻，足以將所有對于“失明”的思考推到一個“不能思考”的盡頭。

縱觀文學史，你會發現失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文學話題：文學史上第一位詩人荷馬是個盲人，文學史上幾位重要的作家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盲人（如喬伊斯、彌爾頓、博爾赫斯等），各大古文明中的神話傳說為我們描述了眾多的盲人先知，而在近幾個世紀里的敘述文學中也有很多以盲人角色或失明主題作為它們的寫作對象。失明主題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物理意義上的觀看存在著許多缺陷。人類四分之一的腦容量都被用來控制眼睛，因而視覺比其他感官能力顯得更為專橫，在某些時候它剛愎自用，以致會造成傲慢、誤解、過失，尤其在處理某些心理事件時，清晰的視覺感官甚至會因此看不見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

盲，有時候反而促使人們朝內看，它因為“不可視”造成了一種“純潔性”，因為“看不見”而避免了一些偏見，因而在認知中顯得更有批判性和反省能力，也因此，在很多時候它幫我們挽留住了某種客觀性。

在文學史中，有不少關于失明的作品中有富于隱喻意義的盲人角色：《盲人國》——常識上的無知者，《玉米人》——情感上的尋覓者（離家出走的人），《英雄與墳墓》——世界秩序的反叛者/革命者，《失明癥漫記》——生理上患白蒙癥的病人，《復明癥漫記》——政治上的覺悟者……

讓我們再回到薩瓦托，回到文章開頭提到他的“詭計”。為了寫失明，薩瓦托在他最重要的兩部小說《地道》和《英雄與墳墓》中用“盲人”這個話題做了一個連續性的設計，將《地道》當成《英雄與墳墓》的一個引子。在《地道》中，作家描寫了一個盲人角色——被殺的瑪麗亞·伊里瓦內的丈夫阿連德。但這個角色在這部小說中無足輕重，總共出場了兩次：一次是把自己妻子的字條帶給妻子的傾慕者、畫家胡安·巴勃羅·卡斯特爾；第二次是小說結尾，卡斯特爾將他妻子捅死后打電話給他，兩人見了一面。小說大部分講述了多疑的男主人公卡斯特爾對自己的情人的猜忌和追蹤。《地道》中所涉及的盲人丈夫的故事在第二部《英雄與墳墓》中只是冰山一角。據《英雄與墳墓》第三個章節“盲人的報告”的男主人公費爾南多交代，《地道》中那名盲人和他出軌被殺的妻子瑪麗亞以及兇手畫家卡斯特爾，都是這部小說中“盲人幫會”陰謀中的一個環節，盲人阿連德也是這個幫會的重要成員。

作家假裝讓費爾南多用他的幻覺來解密第一部作品的人物關系，于是一樁普通的三角戀在費爾南多這個有戀母情結的人筆下，變成了一樁陰謀兇殺。這份“盲人報告”，并非是一份真實的田野調查，就像我們能讀到的，是一個心理異化者的一系列幻覺或一份自白書。在這份報告里，作家借費爾南多之筆，虛構了“盲人幫會”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一個與普通人類分離的人類物種：生活在地底下，幾乎沒有人類特征，靠偷盜、制假幣等為非作歹的手段運營這個地下組織。而其唯一目的是要控制地上這個可見的世界，就像有野心的撒旦以他的方式意欲從上帝手里奪權。

而費爾南多之所以會著手“調查”幫會，是因為他從小就對失明和盲人很感興趣。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碰到了一個女盲人并跟蹤她，自此，他開始了調查這個生活在地下世界的秘密組織的行動。根據費爾南多的“調查”，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盲人都是這個自成體系的盲人王國里的成員，而控制這個盲人世界的四巨頭住在歐洲比利牛斯山的某個幽深的巖洞里。盲人幫會里的盲人正是利用了民眾的無知和無辜，以某種令人恐懼的勢力威脅并可能在未來統治民眾。根據費爾南多的幻覺，他們控制整個幫會成員和威脅民眾的手段之一就是無處不在的死亡。

對于“盲人幫會”，如加布里埃爾·法雷爾在《失明的歷史》中說，盲人們一直就是在兩種幾乎是自相矛盾的情感上來喚醒人們的同情心的：恐懼和憐憫。恐懼，并非害怕盲人，而是人們害怕自己喪失視力。而害怕喪失視力，根據羅斯瑪麗·馬奧尼的說法，是因為他們經常扮演著某類善于欺騙的藝術大師或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秘主義者的角色。于是我們經常在這兩種誤解的基礎上將它們與某種精神上的黑暗聯系在一起。薩瓦托就借費爾南多那些離奇的尋訪“盲人幫會”的歷險向我們指出，這股“試圖控制我們”“意欲反抗世界的力量”實際上來自我們的內心，來自我們人性的黑暗面，一如費爾南多那些來自他的內部的黑暗情緒也在控制著他。

一個表面上光滑的世界內部必定存在著一個黑暗的反世界，就像每一個褒義詞后面必定站著它的貶義詞一樣。在《英雄與墳墓》這部小說里，盲人世界就是作為一個禁忌、一個秘密、一個陰暗的鏡像，與我們共處的。但這并非完全無益。

薩瓦托將這個不存在的隱秘的盲人世界視作潛在的一群異見者、一群真理的發現者和保存者。而這些真理經常被我們這些可見者所拒，是因為與撒旦相比，我們更容易被表面上的整齊和美好，或者說被偽善的上帝引誘和控制。而作家利用活動于地下的“瞎子王國”來反喻持續存在的黑暗現象，瞎子們以其表面上的邪惡自行組成了一個用以戲弄和顛覆地面上那個看得見的偽善世界的體系，坦誠地言明他們就是撒旦。

貝塞利爾·阿羅斯戴奎在《瞎子：埃內斯托·薩瓦托的英雄與墳墓中的意義和互文性建構》一文中說：“來自薩瓦托的盲人看到了有視力的人看不到的更遠處，那些事物并非是一些生活教條或者人們靈魂的瑰麗之物，而是另一種隱含在我們肉眼看到的膚淺的事物背后的現實，這樣一個現實既體現在我們人類的所做所為上，也隱含在人類自身的身體里。”

1983年，早年就視力不好的薩瓦托已沒法正常讀寫，只能以畫畫打發日子，就像《地道》里的那個畫家。在《地道》中，他寫了一個畫家，又寫了一個盲人。現實證明，他自己就是這兩個小說人物的化身。薩瓦托后來說，他不知道怎么解釋當年著魔于寫盲人的事，1979年發現自己的視力有嚴重問題時，他真的不知道關于瞎子的念頭是一種神秘預兆還是病理上的起因。

評論家卡倫·維耶達在2019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埃內斯托·薩瓦托：盲人報告》的文章中說：

埃內斯托·薩瓦托在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中失去了視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他自己就扮演了自己的《盲人報告》中的那個主角，因揭露盲人幫會的秘密而受到了懲罰。他每天都變得更加多疑了。當然，他還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盲人，他擁有在黑暗中移動的能力，擁有在黑暗中聽和觸摸的能力，但他不再是一個用普通的眼睛看事物的人了。

以虛擬小說來印證生活的，不僅是他的視力問題，還有他的性格。薩瓦托文學活動之外的政治激情也與他小說中的主人公相似，尤其是《英雄與墳墓》。《英雄與墳墓》中的另一個男主人公馬丁是一個革命者，費爾南多也是。作為一名20世紀的拉美作家，薩瓦托和同時代很多作家一樣，積極投身于政治運動。1984年，他被任命為“阿根廷全國失蹤人口調查委員會”主席，負責調查20世紀七八十年代“骯臟戰爭”中因政見不同被獨裁軍政府逮捕殺害的“失蹤人口”。之后，薩瓦托主持出版了《不許重演》一書，書中公布了他對3萬余名失蹤者的調查結果，以此揭露了獨裁軍政府的暴行。作家的革命激情不減，直至90多歲還堅持每天聽新聞廣播，關心國家政局。他投身政治活動的經歷與他之前小說中描繪過的人物很相似，仿佛他的私人生活被他所寫下的那幾本小說指引著、干擾著，小說既是他真實生活的一部指南，又是一個個腳注……他的真實生活就是他在《英雄與墳墓》中描述過的那個陰暗世界，就像是力圖顛覆地面上那個偽善世界的“盲人幫會”。

阿根廷知名記者，作家胡安·卡洛斯·門迪薩巴在評論薩瓦托時說：“文學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盲人形象，如果我們盯向他們，我們會觀察到一個共同的現象：盲人比有視力者看得更遠。盲人是一個更深刻的告密人。”

但薩瓦托想告什么“密”呢？自己最終成為幾近盲人的命運？那些像他一樣失敗的革命者的幻滅了最后的希望？盲人作家的最終歸宿——在文學史上找到一個重要的夾頁用以憩身？就像飽受眼疾折磨，晚年近乎雙目失明的彌爾頓、喬伊斯，以及他的阿根廷同胞博爾赫斯？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與他一樣，仿佛也早就預感了自己的視力會被部分剝奪。

在“盲人報告”中，費爾南多的幻覺還回想起了早年在課堂上閱讀的《荷馬史詩》中盲先知忒瑞西阿斯的遭遇，感嘆黑暗作為一種懲罰能夠鍛煉人的知覺力和敏感性，并且最后總能讓你見到珍貴的光明世界或者說這個世界隱秘的核心。而失明，作為可視的反面，更代表一種有活力和有創作力的機制，也更能激勵內心和外部的交互作用。

的確，在薩瓦托筆下虛構的那一個布滿陰影或全是陰影的世界、“不能視物”的盲人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說才是一個為我們保存精神上的超視力的神秘處所。薩瓦托虛構的盲人世界與其現實命運的盲人身份最終相重合。除此之外，作家還是時代的眼睛,他看見了人性的幽暗,反思著時代的病癥。“失明”主題在他的文學游戲中，有著超越現實的深刻洞見。

（作者現為西班牙康普頓斯大學拉美文學在讀博士 ）

本文刊發于《創作評譚》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