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哪個角度上來講，《有生》都可以算是一部大書，它有時間上的恢宏也有命運和人性上的恢宏，當然也包括其在“寓言”意味上的恢宏。在寫作中，有志趣的作家往往會有意地為自己的小說寫作構成“雙重文本”，它是二十世紀以來文學寫作的一個普遍樣態，幾乎是種共識——所謂雙重文本，即是在呈前的故事文本（顯文本）之后構筑具有深刻性和寓言指向的寓意文本（潛文本）。顯文本講述生活、生命經歷和有滋有味的細節，而潛文本則建立象征和意味，建立寓言性指向，建立更為深厚、復雜的“言外之意”。雙重文本互為表里。也就是說，顯文本在書寫故事走向、細節和人物的時候其考慮也不是單一向度，它在設置伊始就考慮到其中的“寓言”含量，甚至部分的情節、細節完全是由寓言性訴求來“主導”的，潛文本有力有效地影響著顯文本；而在潛文本的設置中，它也不得不時時調整，以同具有故事性的顯文本呼應，需要避免“削足適履”的可能性……雙重文本的設置為小說寫作加大著難度，但同時也增加著魅力和耐人尋味，增加著我們在閱讀中進行“智力博弈”的快感。

在《有生》中，胡學文有意而且是極度精心地為整個故事建立了一個巨大的、具有體系感和環扣感，同時又照顧到普遍微點的“寓言系統”，它有著總括性的象征，又有處處的分枝和伸延，枝蔓豐茂……無論是在體量上還是寬闊度上，《有生》的潛文本都要比它的顯文本大得多。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潛文本構成一個網狀體系，相互鉤聯并具有整體感的小說并不多見，尤其是在東方的小說寫作中——因此，在我看來胡學文的這一潛心建筑值得特別重視。

整體上，“有生”本身就是生命衍繁、時代衍繁、命運衍繁和文化衍繁的寓言化象征，同時是一種對平等的認識和對規律的認知的象征，“此萬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類為尤著”——《天演論》中的這句話對于理解“有生”的寓言意味提供了途徑，當然在胡學文的寓指中它包含更多。他希望通過對于時代中“有生”的（尤其是人的、國人的）體察和認知，言說自己的思考和吁嘆，言說自己的體恤、追問和悲憫。作為核心性的負載，作為生的接引者和死的窺見者，“祖奶”既是小說的主人公也是小說寓言性最為強力的載體之一，她身上的寓言性負載是多向度的，而且具有整體性。就是“祖奶”這個詞本身也具有豐富的寓言意味：祖，是祖先和傳承，是長者和經驗的多重；奶，則是母性和孕育，是生殖力和生出的象征，是柔性和愛的象征。祖奶的核心身份（接生婆）與“有生”的衍繁寓指緊緊銜接，喻指的是生殖、延脈和新生，也意味了未知的、新到來的和慢慢彰顯的力量……在她的身上，接生這一“職業”本身就具有某種萬物平等的寓言指向，所有的生命無論男女，無論是富足、高貴還是貧窮，無論是親近的還是敵意的，在生的過程中都會獲得祖奶的平等對待，而他們落地時的狀態也是“平等”的，看不出之后的差別；在對接生這一“職業”的闡述中，胡學文也不斷地利用細節向我們提醒：“生”并不只是單向度的，它是所謂的“大德”但它可能直接連接著死；為了保障這個“生”和盡可能地保障“有生”，有時需要你狠下心來，做出“殘忍”的決斷……這里面，就包含了對于生命和生存規律的種種寓言性理解。有意思的是，胡學文并未讓祖奶“即時地”獲得這一身份，而是在確定她的這一身份之前先給予了另外一個身份：錮爐匠，而且它是從祖上那里得來的傳統手藝。“錮爐匠的手藝是使出現裂痕的盆、碗、碟、盤、罐、缸等經歷過修補，它就會滴水不漏，即使漏，也不會從鋦釘的地方開裂”。我相信，胡學文在為祖奶安排這一“職業”的時候也曾經歷過極為審慎的考慮，他肯定曾在諸多的職業中挑挑揀揀，最終找到了這一和“祖奶”身份、命運相匹配同時又與她后來的“接生”寓指相匹配的另一寓言性職業。這里包含著修補的指向。包含著讓“破”重圓的指向，也包含著讓已經荒廢的舊事物“重生”的指向，在這些寓言性指向中，它和祖奶之后的接生職業密聯在一起，并且構成輔助性推進。“祖奶”的生命歷程和生命長度也是寓言性的一部分，它包含著經歷和時代之變，包含著生命衍繁、時代衍繁、命運衍繁和文化衍繁的經久性。而小說中，“祖奶”還在漸變成神，成為“神婆”——它與我們傳統的、習見的生殖崇拜有關，與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有關，與我們習慣性“造神”讓她完成生命指引也有關。而在這背后，我們也看到胡學文其實指出的還有另一層更為深邃與冷徹的寓意：上升為象征性的“神”，她的個人性意志將被大大地剝奪，她將變成“物”，與個體生命和生命意識越來越遠。

局部中，《有生》背后有一個寬闊的、運轉良好的寓言系統，而支撐它良好運轉恰恰是小說中的局部設置，它們與“有生”、“祖奶”構成統一，同時又有自己的獨特延展和獨特意味。我們來看小說中的具有象征指向的人物設計，譬如喜鵲。小說中有意地加入一只被貓按住但不斷地撲棱著翅膀反抗的“喜鵲”作為深度象征物，它寓指命運的重壓和無可躲避，也寓指這個個人身上的反抗性，她和它都是生命的一重總括性的向度，一種不甘和無論處在怎樣的境遇中都試圖掙脫的掙扎感，一種積累的、但可能未必有效的“活力”。在她那里，有重壓、有重創但無哀鳴，更無倒地匍匐的順從。小說中胡學文也為喜鵲這一類人設定了屬于她們的“人生哲學”，那就是“樂也一生悲也一生，何必要苦著臉呢”？小說中有一個愛花人如花，胡學文不厭其煩地書寫她的愛花、癡花，甚至有意地強化了這一愛和癡的象征性，變得有些許溢出于生活的夸張。“如花愛花，確實不僅僅是愛好。人與花的生命在時間的長河中都是短暫的，易受摧殘，但在這個短中呈現的是最真的狀態。但‘真’未必被人懂，如花的后來被他人視為的魔怔即是這樣。這是其一。其二，如花能聽到花開的聲音，想的是人與萬物與人平等，但懂者甚少。第三，因為如花認為丈夫變成烏鴉，有愛花這樣一個鋪墊，后面的行為更說得通……”（胡學文語）而在我看來，如花的愛花還包含對美的珍視和部分的虛榮性，如花的愛里有幻覺的、純粹的和有意讓自己的生活獲得一種絢麗的寓意在。在《有生》中，重點被塑造的還有錢玉、羅包和北風，他們是被祖奶接生來到人世的人，攜帶著的，是不同的命運和不同的寓指……在這里，我想再談一個局部的寓言設置，關于北風。在白天，他是營盤鎮鎮長楊一凡（好一個“凡”字），而在空閑下來的夜晚，他則成為了詩人北風。鎮長身份，它強調的是公務性、非個人性，是謹慎和按部就班，是大小事務的“統盤考慮”，包含著嚴謹、呆板、規范和現實；詩人身份，它強調的則是個人性，情緒主導，靈活、狂放、非現實的浪漫，甚至有部分的不羈在……這兩個身份標明的是兩種極不相同的思維方式，甚至各持極端。因此，兩種身份聚集于一個人的身上，它寓指的是人的多重拉扯，它不斷地出現于公共和個人、欲望和克制、道德和人性、幻覺性想象和堅硬的現實之間，成為分裂性負重。胡學文有意選擇，讓北風成為觀察和審視個人的“極端矛盾體”，讓他兼具公務的和詩人的雙重，同時又為他塞入與養蜂女之間的情欲矛盾，以及“匿名短信”的逼迫……事實上，從一個“整體性”的角度，由祖奶一人接生、后來承擔五種不同命運和可能的五個次要主人公也是寓言性的，分別象征五種不同的人生價值和生存取向；一人接生當然也具有寓言意味，它在敘事上保證了寓言的整體統一，同時又強化了“此萬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類為尤著”的規律意味。而小說中出現的種種的物譬如螞蟻、獵槍、蝴蝶、烏鴉、蜜蜂等等，也都帶有局部的寓言性。

細節里，有了整體性的寓指，有了局部的、統攝于整體的寓指，《有生》的寓言性潛文本就已骨骼性建立，而細節中所滲含的寓言指向則使整部小說變得“血肉豐滿”，汁液充盈。而建立既與人物的故事命運相連并形成推動和吸引、又構成潛文本中寓言化深入的雙重交融的細節，對于作家的能力始終是一個大考驗，在這點上，胡學文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他的能力和天賦。閱讀過《有生》的讀者朋友一定會注意到，“螞蟻”在小說中的存在至關重要，它幾乎出現于整個文本的每一環節，成為故事連貫的另一補充之線。關于它的寓言性設計，胡學文坦承他在這點上的用力：一是神秘性喻指，祖奶人生的幾次大小變故都與它相伴，它的存在有種“不可測”的成分在，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的小說中時常做出的那樣；二，遍地螻蟻，而如蟻者往往又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三，活著，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煩困，而這種煩困幾可用寓言化的方式完成，把“理念的煙化成真實的魔鬼”，它們也就變成了具體的螞蟻。張學昕教授則指出，“（爬在祖奶身上的）螞蟻是不為人知的，只有祖奶感覺這個東西在自己的身上亂竄，這是否也隱喻著他人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烏鴉、螞蟻、蝴蝶等）這些意象都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空間。”張學昕的發現當然是極為有意的補充，在我看來螞蟻在這里還有另外的一層寓意存在：已經被“物化”和“神化”的祖奶，只保留了很小的一點兒屬于個人的感受力，而它，還是不能與人道的部分，別人所意識不到的部分……在多數時候，螞蟻的存在保持著相對同一的寓言向度，但到具體的細節，它則偶然地、“意外”地生發，偶然地、“意外”地生出另外的寓意，譬如，小說中寫喬大梅的父親在為喬大梅置辦嫁妝的途中遭遇土匪，父親遇害。喬大梅找到父親的時候看到的是，父親的胸前流竄著紅的黑的白的螞蟻大軍，胸口靠左的位置出現一個窟窿，“紅蟻黑蟻白蟻在爭搶那個窟窿。蟻群互相撕咬、推打、撞擊，螞蟻的尸體越積越多，有一些掉進大洞，有一些被后來的螞蟻踩在腳底，而同時，更多的螞蟻后備軍從各個方向往窟窿奔竄。蟻群要把那里作為洞穴吧，瘋狂，殘酷，不顧一切。”在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一文中曾象征性地寫過螞蟻在火堆中的踩踏，它象征人類在危難當中的急躁和盲目，而在胡學文的《有生》中，它則生出了不盡相同的寓指：除了某種急躁和盲目，它還象征著具有沖動感和不再分辨的“群氓性”，象征著一種被烏合的力量集中起來、被血污和腥氣激蕩起來的“野蠻力量”。黃板入獄出獄“判若兩人”的細節足有寓言的意味，他的“男人性”的喪失足有寓言的意味；養蜂女的蜂毒療法的細節足有寓言意味，北風將詩歌當做藥劑的細節也足有寓言意味……它們密布于小說的每一處環節，閃爍著或明或暗的智慧之光。對于它們的尋找，如同我在《鐵皮鼓》和《百年孤獨》中的尋找，包含著忐忑和興奮的雙重。

為小說建立一個與顯文本同樣渾闊、豐富的潛文本，是許多優秀小說家的夢想之一，他們試圖通過對一段故事的書寫來完成對于人生、命運、時代和生命意義的多重書寫，完成一個“容納一切、包含一切”的大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學文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