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的南端有一座叫做塔斯馬尼亞的島嶼，距澳大利亞最近的陸地還有一百公里，作家理查德·弗蘭納根出生于這里。在塔斯曼尼亞土地上居住生活的，要么是流放犯的后代，要么是原住民的后代，弗蘭納根的家鄉在一個采礦小鎮上，鎮子在一大片古老的熱帶雨林中間，鎮上大概有八百人。

如此強調弗蘭納根的出生地，因為這是一個遠離世人之地，講述它就有了一種特殊的意味。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一個旅行者到流放地參觀行刑表演，這里有一臺殺人機器，執行刑罰的軍官帶領旅行者參觀對一個士兵的行刑表演時，這個本來的執法者卻用殺人機器親手殺死了自己。當看到這本書時，弗蘭納根不禁想起了從小到大生活的這片土地以及他們所經歷的事情，這里同樣是流放之地，流放犯和原住民的后代經歷了種種苦難而深受影響，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人會描寫塔斯馬尼亞的生活，沒有人去描寫他們生活中的悲與喜，起與伏。于是，弗蘭納根決定為塔斯馬尼亞提供一種聲音。

1994年，弗蘭納根寫下了處女作、長篇小說《河流引路人之死》，16歲時他輟學回家當了一名河道導航員，小說正是以這段經歷為背景，描繪一位河流引路人在塔斯馬尼亞富蘭克林河里的激流中船只傾覆、溺水而亡的故事。溺水的彌留之際，記憶隨著湍急的水流旋轉，生出層疊幻象，在河流引路人眼前匯成無數斑斕的漩渦，視線沿一圈圈擴散的水波望去，他看到了他、他的父母、這片土地上他所有的族人活過的生命。透過河流引路人的眼睛，講述了塔斯馬尼亞作為流放之地的悲慘歷史，殖民主義者對大自然和塔斯馬尼亞島原住民殘酷的踐踏蹂躪。如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所言，“透過主人公意識擴張與收縮的棱鏡，弗蘭納根把個體的私人故事與其祖輩傳承、與塔斯馬尼亞的神話歷史緊密綁縛。”近日，弗蘭納根的這部處女作由新經典引進出版，這也成為《深入北方的小路》后他被引進國內的第二部小說。

事實上，弗蘭納根的祖父母并不識字，只有父親是家里唯一接受過非常基礎的學校教育的人。父親對文字的美感和魔力有著非常強烈的感受，在他看來，人如果有機會接觸到文字，會是多么自由和超然，人可以用它來窺測宇宙。這讓弗蘭納根幼年時就有了“當作家”的想法，“那些世代識文斷字的人可能已經失去對這種自由、超然之力的感觸，但我從父親那里得到了它。文字對我來說就像一張魔毯，把我從這座小島上帶到了遠方。”

弗蘭納根欣賞威廉·福克納、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作家，在于這些作家給予了他寫作上很深的影響。在談及卡夫卡時，他說卡夫卡給了他一種寫作的啟示，“有時候你要揭露現實的時候，未必需要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有時候用非現實的角度來寫，其實能更深刻地揭露現實。”由此不難理解，在《河流引路人之死》中，弗蘭納根為何將故事以一個溺亡者的視角展開，整部小說也像是一個語言萬花筒，夢幻、故事、傳統、歷史在這里逐次呈現，魔幻而又現實。

而對于福克納，弗蘭納根認為，他給自己最大的震動是他對于那些小人物的描寫，“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那些人物，在他的作品中，都展示了非常豐富的內心以及復雜的情緒，都保留了尊嚴。”同時，福克納和他還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是南方人，福克納來自密西西比，當時在美國也是一個不太受重視的地區。所以當我讀到和我有類似背景的福克納的作品的時，我發現原來我也可以像他一樣描述我的生活。”而福克納描寫人物內心活動、人物語言對白時呈現出的一種詩歌的韻律感，這種韻律感又寫得不那么刻意，和我們生活中的語言也有很多的共通之處，也讓弗蘭納根對于自己小說的語言更為斟酌，他善于深思、審慎、精確的風格在他的寫作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小說敘述的分寸和節奏的把握上尤為顯著。

2018年，弗蘭納根來中國參加第十一屆澳大利亞文學周，曾與作家余華展開一次對談，圍繞的是他獲得布克獎的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小說以泰、緬交界處的死亡鐵路為背景，以弗蘭納根父親的經歷為原型，雙線講述身為俘虜的澳大利亞醫生多里戈·埃文斯，白天竭力營救手下的士兵，晚上獨自一人時追憶生命中唯一一次愛情。戰爭過去，他卻再也不會與人分享，也不懂如何去愛。布克獎頒獎詞說，“文學的兩大主題是愛與戰爭，《深入北方的小路》正是這樣一部關于愛與戰爭的巨著。弗蘭納根用其優雅的文字敘述了一個充斥著罪惡和英雄主義的故事，將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實相連。”

余華則細述了這部小說的好處，“主要人物都在第一章的回想或者是那種恍恍惚惚的回憶里出現，讀第二章以后，這個故事一下子打開了……讀完以后，又重新回來讀第一章，我覺得第一章就是他一直想打開的這個小說的門，作為一個作者，他要打開一個長幅，看看他的路通往什么地方。”而在第三章中，弗蘭納根寫澳大利亞的故事，描述修死亡鐵路中饑餓、疾病、瘟疫流傳等各種各樣生活，“從弗蘭納根選擇寫什么，他怎么又把那些東西表現出來，你就知道那個家伙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作家。”

這與弗蘭納根的自述可以做一番對照，“在我最開始寫作的時候，以為寫東西必須要有很好的寫作技巧，要有非常高深的寫作功力。但是后來我才發現其實在寫作上還有更重要的因素。任何成功的作家，他們是通過他們的言語，他們的作品傳達出了他們的內心。說起來容易，但是實際上做起來很難，很多作家并不能真正地以他們的手寫他們的心。每一個作家都會經歷這樣的一個過程，試圖探索怎樣真正呈現他們的心聲。”

英國文化協會曾如此形容弗蘭納根：“弗蘭納根的作品是對塔斯馬尼亞、對口述傳統故事的贊歌；是對常常被故意忽視的、失落過去的愛意再現；是慶祝，是安魂曲，是對諸多沉默的憤怒；它充滿了對這片土地的深情，就對澳大利亞知之甚少的人來說，是一種大開眼界的感覺。”自《河流引路人之死》起，他就書寫出塔斯馬尼亞的泥土、氣味、炎熱和血液，書寫那些被席卷而去的無名者、那些看似要被壓垮的、默然不語的人，書寫他們的尊嚴和意義。如余華所言，“弗蘭納根已經是當今在世作家中杰出的一位，他寫下的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的故事，他家鄉的故事，已經在當代世界文學里占有了不可或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