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布面油畫） 張峻明 作

曙光就在前面——方志敏烈士就義（布面油畫） 孫景波 作

出征（布面油畫） 李 羅 作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顧歷史，美術創作與國家發展的脈搏共振、與時代進程共鳴，推動開展造型藝術學科回應時代主題、將藝術創作的本體規律與國家社會的主題緊密結合，是新世紀以來主題性美術創作的學術文脈。對于建黨主題美術創作，新中國歷史上曾開展過多次革命歷史畫的創作與研討，在創作實踐和理論研究層面形成了相當豐厚的傳統。進入新時代，美術家們深入體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精神內涵，以藝術的視角為歷史、為時代造型。

以中央美術學院參加建黨百年美術創作工程的作品為例，從《九一八事變》《曙光就在前面——方志敏烈士就義》《狼牙山五壯士》《信念：獻給西路軍女戰士》《轉戰陜北》《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大國姿態登上國際舞臺——1954年周恩來總理率團參加日內瓦會議》《梨園代代傳》《三線建設》《東方紅》《天塹通途——南京長江大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全國科學大會》《寶鋼建設》《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出征》《時代楷模張富清》，到形象展現新時代的篇章，包括《總書記與少先隊員在一起》《巍巍秦嶺》《科教興國戰略》《載夢之舟》《一帶一路》《高度：5G雄安》《笑迎五洲客》等畫面，真正用美術作品定格了建黨百年歷史瞬間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形象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矢志踐行的初心使命和篳路藍縷的奠基偉業。

歷史地看，從“革命歷史畫”到“主題性美術”的歷史敘事脈絡貫穿著如何表達、描繪和建構中國形象的問題，尤其是如何認識在國家創作工程主導推動下產生的一大批革命歷史和現實題材美術作品的價值意義。其中，重要的是從藝術本體語言層面追尋“主題性美術”與中國形象塑造、民族精神建構的關聯，這是身處當下歷史語境中的藝術家和理論家所要思考和實踐的時代課題。

從“革命歷史畫”到“主題性美術”：以關鍵詞為視角的歷史敘事

“主題性美術”所關涉的核心審美命題，是20世紀中國步入現代化國家行列所必須要正視的問題。就弘揚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國家形象而言，新中國美術歷史上的“革命歷史畫”在題材內容和風格手法上，具有主題性美術創作的典型“范式”意義。就“革命歷史畫”而言，它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現的新生事物。作為歷史畫的一種特殊樣式，它的本質規定是由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外部理論賦予的。1950年1月11日，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在上海邀集美術家座談國立革命博物館展品創作事宜，規定全國美術工作者“根據中國革命的四個時期：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進行創作，這里的“四個時期”就是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為依據的。爾后在南京成立的“革命歷史畫創作委員會”向全國美術界下達繪制革命歷史畫的任務，由此產生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批革命歷史畫經典。其性質亦得到了明確規定，其價值指向和歷史內涵就在于反映和表現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歷史。

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美術學院研究部”為例，研究部在成立之初即承擔著1950年兩項國家級的美術創作工程任務：一是由文化部藝術局與全國美協組織的蘇聯“中國藝術展覽會”創作運動；二是1950年的全國美展。某種程度上，研究部正是應這兩項國家重要美術工程任務的迫切需求而成立的，或者說是時代的產物。我們熟知的很多革命歷史畫名作，如徐悲鴻《人民慰問紅軍》、王式廓《井岡山會師》、戴澤《和平簽名》、胡一川《開鐐》、董希文《強渡大渡河》等，都是在50年代國家創作工程的推動下產生的。這里，“革命歷史畫”作為新中國美術的重要類型，自身構成了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敘事系統。

回顧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美術創作的歷史語境，由國家和政府層面發起并推動的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與中國步入現代民族國家行列、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緊密相關。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將民族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所呈現或需求的價值理想，轉化成繪畫性的視覺形象。這不僅是一個特定的創作任務的問題，而是關系到型塑整整一代人的視覺觀念、價值與理想。

國家創作工程與中國當代主題性美術創作的“當代性”重建

新世紀以來，受國家創作工程引導和規約的“主題性美術”的當代性意義，主要表現在它對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審美探索與藝術創造上。在創造性的轉化過程中，必然關涉到如何描繪、表達和建構“中國形象”的問題。

作為國內美術界近些年探討最多的話題之一，藝術的當代性問題在界定上充滿爭議。一種占主流的觀點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對其“當代性”的實現往往是通過對繪畫在視覺藝術中傳統優勢的挑戰來完成的。巫鴻所著《作品與展場》從若干個案入手，歸納總結出中國當代藝術的五個特點：1.顛覆繪畫、顛覆現有藝術類別與媒材；2.當代藝術題材（廢墟的表現、隱匿個性的自畫像、自嘲等）；3.視覺的自發性（非理性、視覺性）；4.社會環境因素的內化；5.和中國人的歷史經驗、記憶與身份相關的全球化反應。這五個方面實質上是作者對“八五新潮”以來中國前衛藝術在藝術思維與表現手段上創新的總體觀察。如果以之為標準來判斷和把握藝術的當代性，那就非常容易把“當代性”看作是藝術家個體經驗或個人化敘事的介質，從而忽略了個體敘事之外的受國家創作工程引導和規約的“主題性美術”的“當代性”意義。

就此而言，范迪安在《文化資源與語言轉換》一文中談到，當今中國已被置于世界文化的共時性狀態之中。今日中國的國力已促使中國藝術家的民族國家意識高漲，因此更需要“重視本土文化的價值，在弘通西方藝術精要的基礎上復歸本宗，開創當代‘中國藝術’具有中國特色的整體態勢”。探討新世紀尤其是新時代以來主題性美術創作的當代性問題，其要義在于梳理、認知與重建國家創作工程主導下的主題性美術創作與“本土文化”的“價值”、精神意義以及國家形象塑造的關系。重構當代性，意味著要通過國家層面推動和支持的“主題性美術”營造一套新的敘事系統、話語系統和意義系統。

在當代中國，一方面，“主題性美術”的創作實踐離不開國家工程的強有力推動；另一方面，國家工程的設計、組創及其獨特的運行機制，又是在具體美術作品的創作指導、價值規范過程中不斷完善的，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由國家創作工程推動的主題性美術創作實踐，包括文旅部藝術司2017年在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中國美術館等單位組織實施的“國家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研究班”，最重要的是要將民族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所呈現或需求的價值理想，轉化成繪畫性的視覺形象。在創造性的轉化過程中，必然關涉到“主題性美術”的兩個核心審美命題：一是如何架構一種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相匹配的視覺敘事模式；二是如何以一種當代視野的自覺，實現基于個體生命體驗的民族國家歷史與現實的審美創造。

重識“主題性美術”與“民族國家”這一宏大主題的關系

就新世紀以來國家創作工程推動下的中國當代主題性美術的價值意義而言，需要明確的是“改革開放”這一歷史語境，它是我們重識“主題性美術”與“民族國家”這一宏大主題的關系的大前提。筆者的觀點是，改革開放歷史背景下的主題性美術創作在歷史邏輯上構成一個獨立的論述空間或研究范疇，這一時期各種藝術潮流的發生、發展及演變都必須放在這個大的論述空間中加以認識。為了配合“國家重大現實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啟動，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等高等藝術院校相繼成立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研究機構，這些舉措都內在于“改革開放”這一項正在進行的國家系統工程的論述空間中。

描繪、表達和建構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在新的歷史語境中仍然是個問題。從新時期尤其是新時代以“創研班”模式推動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工程的開展來看，以重大歷史和現實題材為載體、全面動員藝術家描繪與建構一個“新”的“中國形象”的國家主題性美術，它們在根本上都是要架構一種與社會、時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需求相匹配的視覺敘事模式，以此指向更宏大的民族國家文化定位問題。在這里，“民族國家”是一個召喚結構，同時，又是一個有待重識的問題，需要我們將作品置于它發生當時的直接語境之中，反觀那些具有明確主題指向性和意識形態規定性的創作主題的建立與實踐過程，后者直接關切到我們今天對主題性美術創作實踐及其“當代性”價值的基本認知。

時至今日，如何認識“主題性美術”與“民族國家”“民族精神”這一宏大主題的關系，仍然是當下與未來很長一段時期的主題性美術創作研究的重中之重。

（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助理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