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安妮日記》感動了全球無數讀者。而最近的一項調查似乎確認了出賣作者安妮·弗蘭克一家、向納粹告發這一家人行蹤的嫌疑人身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和她的家人為躲避納粹追捕，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間密室藏身兩年多，用日記記錄了自己25個月的密室生活，也使這本《安妮日記》成為了納粹統治下的人民苦難生活的目擊報道。后來安妮一家還是被發現了，她于1945年死于德國的一個集中營，年僅15歲，死因可能是斑疹傷寒。她的親人中，只有父親奧托·弗蘭克（Otto Frank）活著走了出去，他在戰后出版了女兒的日記。

上周，作家羅斯瑪麗·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出版了《安妮·弗蘭克如何被背叛：一件懸案的調查》（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 A Cold Case Investigation）一書。該書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退休調查員文森特·潘科（Vincent Pankoke）領導的懸案調查小組所收集的資料編撰而成，調查人員使用人工智能來確定是誰出賣了安妮·弗蘭克一家。該書于1月18日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了轟動。根據一封寄給奧托·弗蘭克的匿名信，懸案小組斷定阿諾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一名公證人和納粹指定的猶太人委員會（德國當局強迫猶太人建立的行政機構）成員——向德國人提供了猶太人的藏身地址以換取自由。調查人員聲稱，這些地址中包括奧托?弗蘭克的辦公樓，也就是弗蘭克一家躲藏的密室所在地。

安妮?弗蘭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負責人羅納德?利奧波德（Ronald Leopold）夸贊了這項調查，但他也建議不要把調查結果看作是決定性的。他說：“我非常感謝這一團隊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這項研究是認真，研究人員發現了很多新信息，并理由充分地跟蹤到了公證人范登·伯格的蹤跡。最特別的發現是那張字條的副本。但許多謎題仍然存在。關于猶太委員會的名單，關于字條，關于公證人本身。為了加強這一理論的可信度，所有這些都需要進行調查。”

他的發言尚有保留。不過很多歷史學家對于這項調查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和質疑。

歷史學家約翰內斯·豪文克·滕凱特（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在接受《以色列時報》采訪時表示：“重大結論需要重大證據。我無法相信猶太人委員會的成員會為了自由而供出同胞的地址。委員會被廢除后，其成員如果不躲起來，就會被送到集中營。”

作為阿姆斯特丹大學大屠殺研究的名譽教授，豪文克·滕凱特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研究德國占領下的城市。根據他的說法，范登·伯格在1944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在躲藏。

“范登·伯格的特殊地位（作為委員會成員和其他受保護的地位）已經被納粹撤消了，”豪文克·滕凱特說，“如果他背叛了弗蘭克一家，他就必須公開露面，而這正是他試圖避免的事情。”

由美國聯邦調查局退休調查員文森特·潘科領導的懸案小組聘請了40多名核心成員和顧問，花費了6年時間來進行這一項調查。參與這個項目的還有幾十名顧問、數據科學家、犯罪專家和其他專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這本書的99頁致謝和注釋中被點名并表示感謝。

沙利文的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重提了安妮·弗蘭克作品中最具煽動性的內容，并著眼于“線索”，找出可能是誰在躲藏時背叛了猶太人。在298頁的敘述中，她只在228頁介紹了懸案小組令人震驚的“發現”：范登·伯格背叛了安妮·弗蘭克。

在戰爭期間和戰后，猶太委員會因與納粹“合作”而受到嚴厲批評。該組織的一些成員，包括1950年去世的范登·伯格，在大屠殺后接受了審判。然而，豪文克·滕凱特說，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委員會擁有猶太人藏身地的名單。 

“研究人員未能解釋范登·伯格究竟是如何看到這個所謂名單，以及弗蘭克一家的地址是否在這樣的名單上，”豪文克·滕凱特說，“所以實際上還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研究人員聲稱他們有85%的把握，這充其量是一種夸張和奇怪的說法。”

沙利文本人也多次承認，懸案小組的發現以及這本書可能會讓人們感到不安。沙利文寫道，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是，調查結論可能會強化對猶太人的負面刻板印象，認為他們自私狡猾。

“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結論是多么有力，多么令人沮喪，他們已經準備好應對世界的反應。”沙利文寫道，這指的是懸案小組。

沙利文寫道:“一個受人尊敬的荷蘭猶太人很可能把地址傳給了（德國人），而一個與奧托·弗蘭克本人沒有太大不同的人竟然是叛徒……這令人震驚。”

而《以色列時報》1月20日表示，其采訪的所有荷蘭歷史學家，都對這么一項 “垃圾”調查表示失望。

“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充斥著‘最有可能’、‘這似乎是合理的’等術語，但最終這些發現被呈現為某種事實。”美國國家戰爭、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所的研究員兼講師勞里安·瓦斯特豪特（Laurien Vastenhout）說。

瓦斯特豪特說:“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現了更多的批評言論。”

荷蘭國家大屠殺博物館館長格林戈爾德（Gringold）說：“猶太人委員會有隱藏地址名單的說法沒有得到證實或展示。”

格林戈爾德說：“到目前為止，我知道的所有專家都證實這不是真的，而指明泄密者是阿諾德·范登·伯格的說法更甚。”

荷蘭學者表示，總體而言，在考慮猶太人委員會在納粹占領時期是否保留了猶太人藏身地的名單時，應該運用“常識”。

瓦斯特豪特說：“人們似乎不太可能向猶太人委員會提供他們或他們家人的藏身之處的信息，因為其主席公開遵循與德國人合作的合法途徑。此外，該委員會受到德國當局的嚴密審查，所以保留這樣的名單是非常危險的。”

根據萊頓大學的巴特·范德布姆（Bart van der Boom）的說法，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委員會列出藏匿地點的前提“毫無意義，也沒有任何嚴肅的證據支持”。他說:“如果像書中所說的那樣，猶太人委員會的領導人編制這些名單是為了自救，那為什么在1943年夏天，猶太人委員會被解散時，他們沒有使用這些名單呢？”

總的來說，《安妮·弗蘭克如何被背叛》并不能澄清圍繞著猶太人委員會活動的種種疑團，包括這樣一個迷思：是委員會而不是德國當局決定了哪些猶太人被驅逐到死亡集中營。

瓦斯特豪特說：“這是有問題的，因為對猶太人委員會這個組織已經存在很多誤解。調查小組在處理這個話題時應該非常謹慎。至少，他們可以去找一位處理過這個話題和檔案的歷史學家。但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

他補充說:“一種更謹慎和保守的方式——沒有事先對研究結果保密，也沒有圍繞著這些發現的宣布進行整個營銷活動——將會更合適。”

范德布姆說，這本書和調查表明“猶太人委員會的普遍觀點是多么不切實際和憤世嫉俗”。“荷蘭報紙最初不加批判地報道了整個（調查）事件；顯然，他們并不認為（調查結果）不可信。”

懸案小組的結論是，猶太人委員會擁有猶太人藏身處名單，這是基于一封戰后寄給奧托·弗蘭克的匿名信。在那張字條中，范登·伯格被認定是供出弗蘭克一家地址的叛徒。

范德布姆說：“這張匿名字條實際上是唯一的真實證據。它的存在和內容早在2003年就已為人所知并發表，但懸案小組發現了它的副本，并確定它是奧托·弗蘭克制作的，這值得贊揚。”盡管范德布姆認為是懸案小組追查到了這封信，但他對這份文件被用作“證明”猶太人委員會擁有隱藏地點的名單表示異議。范德布姆說：“這張字條只能證明，在戰后不久，有人相信，或希望奧托·弗蘭克相信，范登·伯格就是叛徒。”

荷蘭戰后充滿了尖刻的言論，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仇殺。范德布姆說，在將這張字條作為范登·伯格是叛徒的“證據”時，必須考慮到這種氣氛。他說：“只要我們不知道是誰寫的字條，就無法知道它有多可信。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而這本書幾乎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總的來說，范德布姆覺得《安妮·弗蘭克如何被背叛》的核心結論“非常荒謬，應該受到譴責”。

“也許一旦這本書證明不了什么，這一切很快就會煙消云散。但是考慮到媒體的鋪天蓋地的報道，損害可能已經造成了。安妮·弗蘭克，全世界無辜受難者的象征，被一個猶太同胞背叛了。”

歷史學家阿爾德·范·利姆特（Ad van Liempt）是研究大屠殺時期荷蘭“賞金獵人”的專家，他說，這次調查是一次錯失的機會。

“在我的印象中，這些（其他荷蘭）歷史學家是對的，因為懸案小組研究人員似乎匆忙得出了結論，使他們的研究在歷史和商業上取得了成功，”范·利姆特說，他的文章被引用在這本書中。

“（這項調查）很令人遺憾，”范·利姆特說。“這是找出背叛阿姆斯特丹263號公路上八個人的罪魁禍首的最好機會。但恐怕他們沒有成功。”

他說，最終，懸案小組使用人工智能和元數據與范登·伯格被列為頭號嫌疑人的原因沒有什么關系。

瓦斯特豪特說：“目前還不完全清楚這些高科技工具是如何在他們的最終發現中發揮作用的。他們所提供的證據非常不可靠。”

大多數學者都懷疑安妮·弗蘭克的背叛者——如果真的有的話——是否會被確定。

“納粹出于他們自己的原因，銷毀了95%的有關迫害猶太人的檔案，所以背叛者會把這一秘密帶入墳墓——如果真的存在背叛的話。”豪文克·滕凱特說，“弗蘭克一家冒了太多的風險，所以他們被逮捕也可能是自己缺乏謹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