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邵麗的小說創作從此前關注城鄉問題轉向更具歷史深度的家族題材。《天臺上的父親》收錄了作家近年創作的10部中短篇小說。邵麗挖掘出被歷史塵封已久的“父親”“母親”，并以此刻為坐標勾連起家庭往事，將他們的人生命運置于歷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現。將歷史置于當下的時間結構之中考察，意味著將歷史被壓抑的內容重新釋放出來。在大多數歷史敘述中，那些弱小者的痕跡被毫不留情地抹去，邵麗試圖將它們聚攏起來，填充進時間的空缺，不僅保留了歷史所忽略的因素，而且隱含著對當下境遇的反思。

邵麗曾多次強調“父親”對她的影響，認為“關于父親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父親在小說中充當了敘事、情感和認知的功能。父親的死不僅始終推動著情節的發展，連接起不同人物與父親之間的故事，以及他們自身的現實處境，而且帶給他們情感上的巨大沖擊，使其不得不重新思考父親的歷史和自身的責任。但是，僅僅將父親置于親情的層面來看待是不夠的，因為父親在作品中遠遠超過了家庭內部兩代人所能容納的范圍，他攜帶了太多的歷史信息。這些發生過的事情從歷史的窄門側身而入，顯示出歷史強大的穿透力，最終在此刻匯集成了凝固的當下。

那個從天臺上縱身而躍的父親究竟為何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表面上看，父親退休后性情大變，常年累積的抑郁導致最后的悲劇。盡管小說寫了父親與我們這些孩子之間的巨大隔閡，甚至令“我”深感自責，但這其實并不是父親跳樓的主要原因。“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不是跟我們的隔閡，而是他跟這個時代和解不了，他跟自己和解不了。曾幾何時，他是那樣風光。但他的風光是附著在他的工作上，脫離開工作，怎么說呢，他就像一只脫毛的雞。他像從習慣的生命鏈條上突然滑落了，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可以依賴的別人。除了死，他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退休前的父親整天待在單位，熱衷開會到令人發指的程度，更事無巨細地將所有工作記錄在案，但也恰恰因此而幸免遇難。小說在不斷交叉的敘事中逐層揭開事情的“真相”，但這個“真相”并沒有宣告故事的終結，反而將小說引向更多的可能，因為父親的身上背負了太多的歷史和時代的枷鎖：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之后任縣委武裝部長，后來因為亂放炮被整下鄉，吃了半輩子苦頭，這令他不得不學會保護自己。父親小心翼翼地活著，不僅忽略了子女和家庭，更導致自身被異化，以致徹底喪失了自己，也喪失了生活的能力。

如果說這位退休的父親以在場的方式帶給全家巨大的折磨，那么《黃河故事》中的父親則始終以死亡這種“缺席的在場”令全家人重新找尋父親的歷史。《黃河故事》同樣以父親的死為線索，但是以更為細密的方式展開敘事，也更能體現出父親所攜帶的巨大歷史能量如何涌入當下，乃至形成某種無物之陣亦如幽靈般圍困我們身處的現實。小說以“我”為父親尋找墓地為起因，經由我們五個兒女的講述串聯起父親生前的歷史。在我們各自不同的視角中，父親呈現出頗為矛盾的形象，但在母親的眼中，父親卻自始至終被否定得一無是處。這是因為，在經濟困難的特殊時期，父親對“吃”的熱愛和鉆研成了頭等罪狀，甚至給全家帶來了恥辱。恨鐵不成鋼的母親對父親徹底失望，以致于父親不堪其辱投黃河自盡。但是，多年后的今天，年邁的母親對父親的死多少產生了一些內疚，仍然保留著納好的鞋底這個細節，體現出母親對父親多了些許理解和懷念。小說結尾則直接表明了敘述者想要為父親正名的意圖：“他再也不是我們家的恥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親未竟的夢想。”

盡管小說始終圍繞父親展開，但母親絕非可有可無的角色。至少，父親之死的背后都與母親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天臺上的父親》中，父親跳樓其實早已在母親的預料之中，母親只不過成全了想要尋死的父親。她在最后一刻時的放手，更多的是出于妻子對丈夫的愛，還是和孩子們一樣無法忍耐父親而獲得了解脫？同樣，《黃河故事》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父親的死因，但很多細節已經暗示出父親因為難以忍受母親的苛責而死于黃河。但是，小說中的母親并非不通事理，她知書達理，與父親感情頗深，但她表達愛的方式是隱忍的，她把自己全部奉獻給了家庭。母親對幾個兒女的人生或多或少地干預、控制，但都以失敗告終，孩子們的婚姻很難說得上幸福。《黃河故事》中的母親形象帶有極大的隱喻性。母親的觀念和做法都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常見的。在她眼中，只有走上仕途光耀門楣才是正道，所以始終瞧不起子女憑借開飯店的手藝謀生。這的確是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原文化根深蒂固的觀念和價值標準。相反，離開家鄉而遠赴深圳打拼的“我”卻用自己的行動打開了新的天地，不僅事業蒸蒸日上，也收獲了童話般的愛情，甚至可以說“是這座新興的城市成就了我”。

邵麗對于歷史的書寫顯然不是為了直面歷史的苦難，而是要通過家族兩代人的歷史變遷深入到人的命運、情感和現實之中。無論是被權力異化的干部，還是與時代齟齬的父親，他們的命運從來都不是任由自己掌控，而更多地被時代裹挾。這和那位佇立在風中的母親有著極為相似之處。《風中的母親》塑造了一個此前作品中絕無僅有的母親形象：她既不勤勞，也不能干，更不會像上述兩篇小說中的母親那樣掙扎在自身的命運之中，因此說她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也不過分。值得思考的是，作家何以用“風中的母親”來概括這位母親的一生？它暗示著全家人的命運，也可認為是被“時代之風”“歷史之風”吹落的結果。母親雖然與世無爭，但也無法擺脫社會本身的發展演變。事實上，這種影響早已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說《風中的母親》寫了個體在社會歷史中的有限性，那么《天臺上的父親》《黃河故事》又何嘗不是？盡管兩篇小說中的父親母親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個體的作用，卻也只能在時代的風暴中任其吹落飄零。《黃河故事》中，如果不是恰逢經濟困難，父親很可能會成為大廚，或者像子女一樣經營飯店。“風中的母親”似乎總是無法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稀里糊涂地過日子，只是在跳廣場舞時表現出超乎常人的天賦。邵麗在給予“父親”“母親”某種超常天賦的同時，卻始終未能令他們各盡其才，而是極力壓抑著他們的才能。不妨說，他們既依附于那個時代，又不屬于那個時代，是被時代剩下的個人。他們無法被納入到歷史進步的神話之中，只能作為時代的剩余物散落成歷史的碎片。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邵麗完成的不僅是人在時間河流中的涌動與銷蝕，也包括無法踏入同一條河流的人們如何在歷史的幽禁中找到心靈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