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來歲時，王蒙首次看了1938年敵偽時期上海拍就的電影《雷雨》。印象最深的是侍萍與周樸園重逢，侍萍提到三十年前的事，說：“那時候還沒有用洋火。”

少年王蒙聽到這婦人回憶往事，也感到心頭沉重，為一個在沒有火柴的年代生活過的人黯然神傷。

二十四歲那年，他讀到毛主席《七律·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肅然起敬，“恭敬而且慚愧，自卑而且傷感，反省而且沉重”。

那個時候，他尚不可能想象：一個即將滿八十七歲的寫作人，從六十三年前的回憶落筆時，應該出現什么狀態，什么樣的血壓、血糖、心率、荷爾蒙、淚腺、心電圖與腦電圖……

他畢竟還是寫了。在《猴兒與少年》里，他寫了若干只猴子。其中一只名叫“大學士三少爺”。它們是王蒙小說里的至愛。

評論家謝有順說，王蒙依舊在他的文字世界里熱火朝天地勞動著，他熱愛勞動，念念不忘土地、人事、歲月對于他的滋養。“常勝者常挫，常健者常恙”。的確，《猴兒與少年》是《青春萬歲》的回聲。

2021年12月17日，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在北京召開期間，本報記者專訪第八次參加作代會的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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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寫革命人的故事，離不開革命。政治在作品中出現，言簡意賅。通過主人公的經歷概括中國社會發展之變化，高度濃縮，高度凝煉。您如何處理作品中的政治？

王蒙：二十與二十一世紀，政治是中國人生活的決定性因素，誰的生活脫離得了政治呢？對政治的體悟、感受、態度，當然各有特色。友人詩里有一句：“為人不革命，此生不足論”，此警世警文壇之語也。

中華讀書報：在《猴兒與少年》里，英語、德語、日語、俄語一齊上陣，老子、曹雪芹、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康德先后亮相，化學、數學、哲學各有所用，京劇、相聲、電影點綴其間……這幾乎是百科全書了，十八般武器全操，縱橫捭闔，指點江山，大到對生命哲學的體悟，小到對一個詞語的解釋，但仍然詩意充沛、酣暢淋漓，您現在的寫作是否已如入無人之境？

王蒙：我說過，近七年，我恢復了以寫小說為主業，掀起了一個小高潮。寫起小說來，每個細胞都在跳躍，每根神經都在抖擻——嘚瑟。

我還說過，耄耋寫小說，回憶如潮涌，思緒如風起，感奮如雷電，言語如鐃鈸轟鳴。任何一個細節，任何一個句子，都牽連著光陰，親歷、親睹、親為，聯系著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聯系著四面八方、千頭萬緒、酸甜苦辣、悲歡離合，連結著多少愛戀掛牽，明明白白，回味無窮。你不撒開寫，難道要縮手縮腳地摳哧嗎？一天等于二十年，一輩子等于多少天呢？紀念著一個又一個一百年，懷想著幾千年幾萬里，用八十七年的生命教訓與幾萬里的所見所聞寫，與用十幾歲的少年初戀之情寫，能是一個樣兒的嗎？我還說過，我還是文學生產上的一線勞動力啊！

中華讀書報：很喜歡書里的一句話“所有的哨子，都吹起來吧！”還是《青春萬歲》飽滿熱烈的情緒！還是詩意的、激情的王蒙！為什么八十七歲的您還能保持十九歲的少年心和少年性？您是怎么做到依然葆有十幾萬“立方”（書中語）的激情？

王蒙：我趕上了激情的年代，沉重的苦難、嚴肅的選擇、奮勇的沖鋒、凱歌的勝利，歡呼與曲折，艱難與探索，翻過來與掉過去，百年——也許是更長的時間——未有的歷史變局，千年未有的社會與生產生活的發展變化，而我活著經歷了、參與了這一切，我能冷漠嗎？我能躺平嗎？我能麻木不仁嗎？我能不動心、不動情、不動聲色，一式36.5℃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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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炳炎兒時不就是一只小猴兒嗎，他的感悟與小猴又有什么不同呢？”——小說講述九十高齡的外國文學專家施炳炎的人生往事，“王蒙”的出現，總讓我在閱讀中有一種代入感，覺得施炳炎確有其人，“三少爺”也確有其猴。為什么想到采取這樣的敘述方式？怎么想到給猴子起這么一個名——“大學士三少爺”？

王蒙：這里有一個自我認同與自我分離的問題。每個人都是他自己，每個人又都是自己的發現者、觀察者、評點者、挑剔者與頓足批評者或憐憫寬恕者。大約四五歲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世界上有一個小孩，他正是“我”啊！驚奇、畏懼、被吸引，同時百思不得其解。《紅樓夢》里有賈寶玉與甄寶玉，一分為二，合二為一，這才是小說啊。

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早有沐猴而冠的說法，猴兒自以為是，自作聰明，有弼馬溫氣質，有天真的官迷氣質，又有少爺的任性與驕矜，又有學士的多才多藝，能干機靈啊。

中華讀書報：猴子與其他寵物的不同，是作品中施炳炎的思考，相信更是您的觀察和結論；作品中用陶制原始樂器塤的閉口吹奏聲音比擬猴兒鳴叫，對它的各種動作觀察細致入微。您對猴子是不是也有特殊的感情？

王蒙：我小時候沒少看耍猴兒戲。有了孩子，動輒帶他們到動物園看猴山。我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到處是猴子的大街上，由于對猴兒們指指點點，受過猴子的奚落和抗議，作鬼臉、出怪響。我也通過各種渠道，線上線下找猴子的生物學與社會學資料。為了寫這篇小說我還特別請教過善畫動物的美術天才韓美林兄，得到他的幫助，寫起猴子來，其樂無窮。

中華讀書報：“照鏡子”一節寫得奇妙。施炳炎從鄉民們對三少爺照鏡子的言語中，想起《紅娘》中紅娘侍候鶯鶯照鏡子，也是自戀自憐。您觀察過猴子照鏡子的真實反應？

王蒙：照鏡子是人生的一大奇跡。鏡子與鏡子相對而照，出現了無數鏡子的映象，叫作長廊效應。賈寶玉曾經在鏡子中睡覺，夢見了甄寶玉，這個構思極其有趣，哲學的趣、人生的趣、文學小說學的趣與社會學的趣。甄寶玉沒有寫立體、寫生動、寫真實，這是《紅樓夢》的一個遺憾，但是，這個構思仍然是超級觀察與想象的絕門兒。許多讀者與評論家注意猴兒照鏡子的情節，使我至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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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病乎”一章耐人尋味。您在小說里凝聚了自己對生命、對生活、對當下、對歷史的種種思考。

王蒙：我有一些這方面的實際遭遇與觀察體驗，急劇的發展變化，帶來個中角色的心理健康問題，這是具有文學意義的醫學話題。一切的發展，都令人歡呼歌唱，一切的進步，也都有自己的代價與新的挑戰與麻煩，這才是真實的生活啊。

中華讀書報：大核桃樹峪的民歌，是確有其歌？第六章“高峰大樹”，開篇有說詩歌不是詩歌，像詞不是詞，又壓韻上口的一段，是性之所至隨手寫下的嗎？總之這部小說充滿音樂的節奏感。

王蒙：除文學外，對音樂我也是最為迷戀的。這也是中國小說的傳統，里頭加詩歌體、詞賦體、繞口令體、乃至其他文體的筆墨，使小說變得充分立體化，其范例就是《紅樓夢》。掄起來了，您就颼颼颼地往圓里掄吧。

中華讀書報：劉長瑜說吳素秋是“女才子”，小說中王蒙回應施炳炎的疑問時，提到部里有文件“避免男孩子的女性化偽娘化”；作品中贊賞紅娘，譏諷張君瑞是“愛情的乞兒”，是否也是對當下某些現象的一種反諷？

王蒙：封建主義使男生弱弱的，也是確有其事。但張君瑞的情況不是女性化，而是書生懦弱化。查字典或找《荀子》看看，儒字甚至可以與懦字相通。嗚呼。

中華讀書報：施炳炎轉述給“王蒙”的侯東平“有活兒論”，很經典。這本書也是充滿哲思的作品，既有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也有“炸糕八里地，白薯一溜屁”等民間諺語，整部小說如您所說“生活的熱氣蒸蒸騰騰”。孔孟老莊易經您也都有研讀。您從中國傳統文學汲取了很多智慧。

王蒙：如果你接地氣，如果你接觸過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如果你聽過地方戲，就會自然而然地有中國特色了。藝術從業人員喜歡用“活兒”一詞，我聽一位歌唱家說到國外的一位樂隊資深指揮，說“他社會地位很高，就是活兒糙”。我明白了。你喜愛了、進入了、從事了文學藝術，可關鍵是您得出活兒。讓活兒說話，靠活兒立身，以活兒貢獻，為活兒忙活。

中華讀書報：小說借主人公說：這是中國，您要到山里來，到村里來，否則仍然是沒見聞過中華醇香。這是主人公對土地的眷戀，是對人生過往的總結和懷念，我理解這也是一種深入生活的呼喚，您覺得是我過度詮釋嗎？

王蒙：您詮釋得太棒啦！在中國，我們說生活，常常離不開山溝，今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好多朋友大談毛主席喜歡講“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今年更講山溝里脫貧的偉大成就，當然還要結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全球化、人類命運共同體，講山溝文化的創造性轉變與創新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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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參加幾次作代會了？有怎樣的體會？

王蒙：從作協三大開始，參加作代會應該是第八次了，但作協九大沒有參加，上次開會時我正在圣彼得堡參加文化論壇，忙著見各國的文化人與俄羅斯的領導人了。會上與會下，國外與國內，我都沒有忘記我們的父老兄弟姊妹。生活經驗是基礎，文學想象是翅膀，多方面的經驗與知識學問是資源。然后，要的是熱情與勇氣。

中華讀書報：“后世的小友，不懂得我們那一代人的快樂和天真天趣與哭笑不得。”您寫的時候，除了紀念、懷念，是不是也有些悵然，有交流的欲望？

王蒙：與其說什么悵然，不如說是經歷過實實在在的艱難，還有克服困難，化險為夷，遇難呈祥，終結善果。薪盡火傳，一代與又一代不會斷裂，不要用斷裂嚇唬人。但一代一代不會重復，各有各的青春萬歲，各有各的萬里長征。誰都會成長成熟老練堅定；誰都不是吃素的。

中華讀書報：施炳炎是樂觀的，但他也不出聲地大哭過一場，哭得昏天黑地、蕩氣回腸、天旋地轉、痛快淋漓、落地扎根、刻骨銘心。為什么哭，是因為侯東平對他的寬慰嗎？

王蒙：施炳炎曾無師自通地跳到圈外，觀察他本人與大千世界，有“七個我”，經歷了風云激蕩、奔突沖撞的世紀，經歷了碰壁與風險、坎坷與雷地，有些人甚至曾經認為他是個不無晦氣的可憐蟲，但是小小農村少年居然對我們的主人公作出政治思想的正面結論，侯東平他們是不在乎這些的，他們是很實際的。

中華讀書報：小說最后您說“鼓搗新的小說創作”，是否又有新的計劃？

王蒙：再醞釀一下吧，說得急了容易被動，而且涉嫌吹噓——網上叫“newbe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