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四四年，亞歷山大的隨軍地理學家尼爾庫斯，第一次在想象的地球上劃出了一條緯線。公元前三世紀，古埃及亞歷山大城圖書館館長埃拉托斯特尼，繪制了一張有七條經線和六條緯線的世界地圖。公元一二〇年，克羅狄斯·托勒密提出在地圖上繪制經緯度線網的概念，并將之付諸實踐。隨著科技的發展，借助這樣兩條創造出來的線，人可以定位地球上的任何位置。更有意味的是，如此創造的東西一旦出現，人就能夠用來開闊地思考問題，比如現在要談到的陳福民《北緯四十度》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書中附有一張“北緯四十度”手繪圖，沿著這條線出現的地名，有襄平、平岡、燕山、幽州、土木、平城、雁門關、呼和浩特、包頭、陰山山脈、高闕塞、賀蘭山、祁連山脈等等。與這條線相伴的另外一道風景，則是燕長城、趙長城和明長城。熟悉點兒中國文學和歷史的人，從這些地名就隱約能聞到些烽煙的味道。風化在文字里的那些塞外的風景，豪邁的期許，悲愴的感嘆，隱忍的思念，以及與此相關的著名戰爭，或多或少，都與上面的地名有分扯不開的關系。那些長條或環狀，鋸齒一樣分布在此線兩側的長城，更不用說，本身就昭示著戰爭的攻守之勢。

這真是一條奇特的分割線。線的北部，緯度越來越高，氣候越來越寒冷，生存條件相對惡劣；線的南部，緯度逐漸降低，慢慢過渡到平原，氣候更為宜人，生存壓力相對較小。北緯四十度附近的地帶，是貧瘠與豐饒的交織區，那些水草肥美的地方，不免會引得游牧民族覬覦，居于南邊的民族當然要想方設法阻擋。長城修筑，人喊馬嘶，殘酷的戰爭成了常態。

毋庸諱言，北緯四十度線，就是這樣一條民族戰爭線， 《北緯四十度》也難免是一部關于民族戰爭的書。全書十一篇，自戰國到有清，大半與戰爭有關。無論是劉邦身經的“白登之圍”，李廣、衛青、霍去病的縱橫叱咤，西東晉的邊疆亂局，還是唐玄宗養虎為患的“安史之亂”，明英宗幾乎咎由自取的“土木之變”，都是結結實實的殘酷戰爭。即便看起來稍顯溫和的篇目，像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王昭君出塞和親，以及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宋遼結下“澶淵之盟”，也無不與戰爭密切相關。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北緯四十度北邊的主人從匈奴換成了鮮卑、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定居的漢民族就像一個小學生，憑借著長城不斷迎接各種兇險而重復性的考試。他們能得滿分的時候很少，越到后來維持及格就顯得越發困難”。

凝視對方過久，對方也將回以凝視。在北緯四十度線頻繁爭戰的雙方，都不得不專注地凝視對方，尋找對方的漏洞，發現對方的優點，交流與融合在自覺不自覺間發生了。大概因為歷史著作大多是南邊的民族書寫的，也可能因為生于南邊的民族自然環境優越，有更多的時間思考文明問題，因而創造了同歷史時期更出色的文化和制度，所以乍看起來，很長一段時期一直是北邊民族向南邊民族的單向靠攏——更主動，當然也更兇猛： “騎馬沖過來的人發現，他們以前完全不明白的東西竟然那么新鮮有趣，他們開始嘗試把自己變成對方，并開始保護他們先前不懂的事物。因為他們發現，在他們更北方那些蠢蠢欲動的兄弟們，跟他們有著相同的熱望，區別只是比他們更兇險也更加不懂。”

看起來也果然像是這樣。不用說出身匈奴的劉淵建立政權之后仍然宗漢，北魏孝文帝遷都之后還要改（漢）姓易（漢）服，這是顯而易見對南邊民族的學習和認同。即便是“白登之圍”后的和親政策，不也可以被解釋成一種更文明的解決方案？即便是簽訂了讓南邊民族屈辱的澶淵之盟，遼國從皇上到群臣不都改成了漢族裝束，不也有契丹粉絲在蘇轍出使時打聽蘇軾的情況？ “潛臺詞相當明確：我是打不過你，但我比你有文化。”

沒人能造出只有一頭的棍子，交流也從來都不會是單向的，以上的情形有具體的事實，但也不可否認，其中或多或少包含著南邊民族傲慢的無知或偏狹的自信。實際是，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南邊民族對北邊民族的學習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盛唐之世首都里的胡樂胡語，蘇轍出使路上看到漢民百姓改穿契丹民族服裝，正是這一交流方向的真實體現。即便戰勝之后的劫掠與搶奪，“客觀上卻是早期文明交流最經典的方式之一——那些或多或少、水滴石穿的人員、器物與技能的流動與接受，必將改變一些事物”。書中這段話雖是說南邊對北邊的改變，觀看方向一轉，情勢其實是相似的。

不寧唯是，在北緯四十度線兩邊，南邊民族和北邊民族自身也在交流融合。從南邊來說，在戰爭或發展的壓力下，經濟文化的發展一直不停地南擴，中原文化與更南邊的文化碰撞后激發出更復雜的思想形態。從北邊來說，雖然記載沒有前者那么繁密，但根據史料可以推測，“在其彼此的文明演進過程中，他們的互相滲透與交融從未中斷，一直默默進行著”。就在這樣多方面的交流融合中，最終，不斷變換名稱的北邊民族與王朝更替的南邊民族融合在一起了。

這樣看，北緯四十度線，也是一條民族交流融合線， 《北緯四十度》也就是一部關于民族融合的書。始終是這樣，從某個方向看，戰爭是日常的例外狀態，是長長融合過程中的插曲或中斷，帶來的是殺戮和流離失所。換個方向看，戰爭是這個漫長融合期的一部分，以排山倒海的能量加速或阻礙了這一過程，帶來災難的同時也催生了繁榮。蹲踞在這條橫貫線上的是門神雅努斯，沒有人能夠只留下它的一面而切除另一面，它總是一邊朝向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一邊也朝向生意盎然和生機勃勃。

不只這條橫貫線， 《北緯四十度》本身也有著自己的雅努斯面孔。一面，這書要敘述準確的歷史事實，避免出現資料性的失誤；一面，這書也要盛放進文學的想象和心思，以期與每一個具體的人覿面相見。一面，這書探討每場戰爭背后的決策過程，具體分析每一個決斷者的是非曲直；一面，這書也推衍戰爭對此后世界的影響，把歷史事件放進更大的坐標中衡量得失。一面，這書要為守護這條線的將士立傳，寫下他們的不朽功業；一面，這書也追索將士們背后的深曲心事，看取他們的魯莽或審慎……雅努斯是歷史的必然面相，而歷史的事實正是“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

公元1690年的烏蘭布統之戰，雙方動用了火炮、滑膛槍等熱兵器， “以此為標志，北方游牧民族永久性地告別了它們引以為豪的騎射優勢”，從而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北緯四十度線上的戰爭： “在嶄新的長射程、精確性與無情的速度面前，悠久漫長而剽悍坦率的舊世界，終于在烏蘭布統結束了它的征戰大戲，那些偉大的古典武士失掉了他們的舞臺。”那時候的人們或許不會想到，伴隨著舊世界的結束，此前居功至偉的偉大長城，將會在未來遭到不由分說的質疑。這時，蹲踞在北緯四十度線上的舊雅努斯，面孔似乎已然合二為一，神情復雜地注視著烽煙里的往事。

從1690年再前行將近五十年，英國鐘表匠約翰·哈里森發明了第一臺準確測量經度的儀器，借助越來越先進的交通工具，人們可以在現實中沿經度線準確駛向北緯四十度上的任何一個點，對屬于中國傳統的北緯四十度線來說， “新世界將從海上、天空以及四面八方降臨，變得更加文明也更加險惡而且深不可測”。那么，讓我們再次打開書中的那張手繪圖，把北緯四十度線在想象中延伸下去，我們將陸續看到安卡拉、伊斯坦布爾、馬德里、紐約、華盛頓……遼闊的海洋上汽笛長鳴，北緯四十度生成了新的雅努斯，一面望向過往，一面望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