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動的盛宴》里，海明威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們卻很年輕，這里什么都不簡單，甚至貧窮、意外所得的錢財、月光、是與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邊的人的呼吸，都不簡單。”

短短一句話，編織了人們對巴黎延續至今的印象與遐想。著名法語翻譯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袁筱一有時會想，當年那個在丁香園咖啡館里坐著的海明威，是不是變成了差不多大半個世紀之后，莫迪亞諾《青春咖啡館》里的露姬呢？在莫迪亞諾筆下，露姬總是在小廳最里端的同一張桌子旁落座。初來乍到的那段時光，她從不和任何人搭訕，日子一長，她認識了孔岱咖啡館里的那些常客。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翻譯家協會副會長袁筱一 主辦方供圖

“而年輕時代的海明威也在巴黎城中穿梭，認識了許多二戰以前的藝術家和作家們。他們和海明威一樣相信，他們能夠在古老的巴黎確定下年輕的自己。”12月19日，袁筱一做客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從飯店、咖啡館、沙龍等公共空間說開，與讀者們分享了一幅極具歷史縱深感的巴黎文化圖景。

劇場與咖啡館里的巴黎文藝

“浪漫”“文藝”“夢幻”……對巴黎，人們充滿了無盡想象與向往。

“‘巴黎式的情調’應該在中世紀后期就已經漸漸出現了，它是我們今天對巴黎美好印象的前奏。”袁筱一介紹，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某種程度上還原了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初期，尤其是路易十一制下的巴黎的模樣：“到了十五世紀，還是分成三個完全分開、截然不同的城市巴黎，各有其面貌、特色、風俗、習慣、特權和歷史，這就是老城、大學城、新城。”

而“三城完全分開”的局面在后來的幾個世紀得到了延續，直到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間，左岸、老城和右岸漸漸匯聚成一個統一的巴黎。在袁筱一看來，巴黎城市建設與文化的“合二為一”有兩個根本標志：一是在啟蒙、批評精神的照耀下，“知識界”在法國有了一席之地；二是以平等為口號的法國大革命劃去了宮廷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界限。

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劇場”。她說，在法國文學的古典主義時期，劇場還專屬于上流社會，但到了啟蒙時代，劇場已能容納各色人等。除了“劇場”，還有其他更加松散的公共空間，例如路易-塞巴斯梯安?梅西埃在《巴黎圖景》中提到的“六七百家咖啡館”。

Le Procope飯店

“大多咖啡館在今天都沒有了，但我們能從現在還在的Le Procope飯店里，一窺當年文人、冒險家和思想家在此聚集的場景。”袁筱一稱，Le Procope始建于17世紀末，是啟蒙的見證，更是18、19世紀法國藝術與哲學的中心。拉·封丹、伏爾泰、富蘭克林、巴爾扎克、雨果等等，都是這里的座上賓。這里還孕育出了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也遭逢過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侖的慷慨激昂，因此也算是孕育出了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今天，我們或許只能從飯店菜單上的‘革命者牛排’中體會到當年在此激烈交鋒的革命思想。”

法國文化名片“沙龍”，一度是矛盾的存在

而在劇場、咖啡館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公共空間就是“沙龍”——在今天的上海，它也成為大眾熟悉的存在。

袁筱一說，從17世紀到18、19世紀，作為一種文化空間的沙龍在巴黎有著不同的意義。17世紀的沙龍將巴黎與精英文化連接在一起，但18世紀的沙龍變成了某種“過渡”，既在某種制度上維持了精英文化，又孕育了反對貴族特權的革命思想。之后，沙龍轉向了音樂活動或文學活動，也是這一轉向意外地為巴黎成為各種文學藝術的中心奠定了基礎。在19世紀，尤其是后半葉，人們在沙龍圍繞著雨果、龔古爾兄弟、李斯勒或馬拉美討論文學問題，藝術界的人士也在沙龍里演出，開展小型的業余劇團或者音樂會。

“當時，和德語國家或者德語區的帝國相比，巴黎還缺少演出廳，所以沙龍往往成了非常正規的宴出場所。世界各地都會有尚沒有得到承認的音樂家飛奔來巴黎，在這里尋求機會，而李斯特、肖邦、帕格尼尼就經常在巴黎的沙龍里演出。在浪漫主義時代，沙龍于是成了非常矛盾的存在，作為精英薈萃之地，它卻保留了平民成功的可能。”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沙龍在三個世紀里作為文化空間的反復，袁筱一還特別提到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在小說里，新婚不久的艾瑪就對“鄉巴佬”丈夫產生了厭倦之情，她是一位“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因為巴黎這一特殊的同一文化的存在，她也模模糊糊地幻想著自己過上在淡雅的沙龍里談論政治、音樂和文學的生活。”

“我們也能夠理解，福樓拜并沒有對艾瑪進行自上而下的道德評價，他只是忠實地記錄了在19世紀，我們稱為‘法國文化’的東西，究竟是怎樣進入每一個非巴黎人的內心的。”袁筱一說。

左岸的巴黎何時迎來文化的曙光

而這樣的巴黎文化，要到20世紀才真正被顛覆。袁筱一強調：“從地理空間上，我們必須理解一個巴黎城市建設的事實，那就是第二帝國時期奧斯曼重新規劃的巴黎，它是隨后到來的20世紀巴黎文化的基礎。嚴格意義上，我們今天看到的現代巴黎，絕大部分就是奧斯曼規劃的巴黎，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左岸文化的崛起，也和奧斯曼的規劃不無關系。”

1853年，奧斯曼任塞納省省長一職，徹底實施了對巴黎的改造。他為新的巴黎增添了114公里的新街道，拓寬了無數條街道，載了十萬顆樹，還改造了巴黎的地下世界。現代巴黎的城市面貌基本確定下來。而地理空間相對固定下來之后，就等待著文化場景一一填入其中了。從此，巴黎不再只是右岸的巴黎，左岸的巴黎也迎來了文化的曙光。

袁筱一接著帶領讀者特別回顧了20世紀初巴黎所經歷的文學和文化的大事件。“只有當我們理解了其中的大眾化和世俗化的意義，我們才真正地理解了‘左岸’的精神。而多虧了在20世紀初來到巴黎的海明威們，他們通過他們的筆把巴黎——無論是右岸還是左岸——又拼接成了一個新的整體。”

她提及德雷福斯案件、電影的出現、現代奧林匹克的興起、先鋒藝術與現代文學的誕生等等。“繪畫領域野獸派的德蘭、馬蒂斯、畢加索，文學領域的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介入文學，音樂領域的斯特拉文斯基，無不脫離了精英文學和精英藝術的軌道，你會看到世界作家們都在這里寫作，比如喬伊斯在巴黎完成了《尤利西斯》，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打開了平民文化的可能性，這些平民化、世俗化、大眾化的努力把巴黎的左岸與右岸重新拼接成了一個整體。”

莫迪亞諾《青春咖啡館》

巴黎之所以是巴黎，說到底還是因為人

在講座最后，袁筱一梳理了巴黎的“文藝咖啡館”。幻燈片一一閃過海明威筆下的丁香園咖啡館，和畢加索有關的圓頂咖啡館，留有于斯曼、古爾蒙、薩特痕跡的花神咖啡館，等等。“從西岱島到右岸，再到左岸，我們驚訝地發現，從巴黎歷史不同階段留存下來的，竟然是穿越了近代的時光的咖啡館。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來，倘若我們要在上述那些文化的，文學的世界里找尋一些什么，那就是我們都能夠看到在這些先鋒人物的背后，都有一個或者多個咖啡館的存在。”

袁筱一說，我們似乎有一種幻覺，《青春咖啡館》里的露姬，或者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薩特在虛構與真實的世界里交替坐在巴黎左岸咖啡館的“專座”上，為我們呈現或虛幻或真實的巴黎，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張又一張的巴黎城市文化的“底片”。

“事實上，我們喜歡談論巴黎，無非只是因為巴黎和我們不同，和上海不同。但沒有一座城市能夠成為另一座城市的模式，因為城市說到底，還是由傳統、人以及不斷變化著的時空構成的。巴黎之所以是巴黎，說到底還是因為來來往往、熙熙攘攘的人，而不是因為咖啡館或別的什么。咖啡來到了巴黎，遇到了巴黎的人和事，如此才構成了巴黎的咖啡館，和包括巴黎咖啡館在內的巴黎文化。”

她笑言，或許一百年后，也有一個法國人，在巴黎做一個類似的文化活動，他/她的話題是：建投書局和上海文化。

本季“建投讀書會·澎湃北外灘”從今年12月起至明年2月共開設6場讀書會活動，在“城市之光”的主題下，選取巴黎、紐約、東京、倫敦、圣彼得堡、米蘭6座國際城市為討論對象。

“建投讀書會·澎湃北外灘”自2017年至今，已推出了“上海史”、“大師”、“江南”三大系列。據悉，本季“建投讀書會·澎湃北外灘”從今年12月起至明年2月共開設6場讀書會活動，在“城市之光”的主題下，選取巴黎、紐約、東京、倫敦、圣彼得堡、米蘭6座國際城市為討論對象，分別從城市公共文化空間、街頭文化、城市精神、濱水空間、文學地標、時尚藝術6個文化領域為話題切入，與讀者在北外灘一同閱讀城市，思考城市，看見城市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