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天生具有某種歷史氣質。從我國的早期繪畫半坡彩陶盆上的人面魚紋，到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歌謠“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再到戲曲舞蹈萌芽于遠古先民祭祀娛神的典儀活動等，都承載和包含著訴說、回憶、記錄歷史的作用及功能。從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先秦諸子散文，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它們作為形象生動的文藝作品，也是不同時代歷史變遷的藝術反映。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一次文代會和第十次作代會開幕式上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把握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反映中華民族的千年巨變，揭示百年中國的人間正道，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唱響昂揚的時代主旋律。”這里提出“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對當前文藝創作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所謂“大歷史觀”，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用全面、客觀、辯證、聯系發展的眼光透視廣闊而深邃的歷史時空，不僅分清歷史發展的主流與支流、整體與局部、本質與現象、規律與偶然、成功與失誤、經驗與教訓，而且對某段歷史、某個事件、某位人物，都能在把握歷史走勢中對其位置、作用、價值等做出準確的判斷和定位。樹立大歷史觀，就是要站在高處以宏闊的眼光觀察對象，不為事物的假象所蒙蔽，獲得高瞻遠矚的境界和效果。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活著的歷史。對深沉厚重的歷史、對鮮活喧囂的現實，都要豎立起正確觀察事物的坐標系，透過現象看本質，這樣才能不被波譎云詭的世事變幻和紛繁復雜的生活表象所迷惑，才能在洞穿歷史和現實底蘊的基礎上，對歷史進程和世道人心做出準確有力的刻畫和呈現。

有沒有正確的歷史觀，相當于一個人有沒有正確的思想，對于能否創作出優秀的文藝作品影響極大。北宋末年，山東濟寧境內水泊梁山曾活躍著一支以宋江為代表的起義隊伍，施耐庵的《水滸傳》把他們寫成大鬧州府、救濟百姓的英雄好漢，而俞萬春的《蕩寇志》則將他們寫成對抗朝廷、為非作歹的匪徒賊寇。與此相呼應，胡應麟、沈德符、李卓吾、金圣嘆等圍繞小說所做的評點，也頗多不同意見。同一歷史事件和人物，產生兩部意義截然相悖的作品，塑造出兩種面目彼此對立的藝術形象，并引發評論家矛盾對立的觀點，要害乃在于不同的歷史觀所致。原因很簡單，文藝作品為文藝家所創造，他對表現對象認識正確與否、深度如何，直接關系到藝術形象是否能夠立得住、傳得開。由此可見藝術家的主觀能動性，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對于文藝創作是何等重要。

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當然包括注重抒寫中華民族數千年悠久而輝煌的大歷史，注重描繪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的大時代，但這絕不意味著只能表現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只能搞大題材、大主題、大項目、大制作。文藝總是以具體形象來反映生活。由這一根本特征所決定，文藝創作不能像社會調查那樣，以擴大統計的數量與規模來保證歸納定性的可靠性及價值，而只能通過賦予具體形象更加鮮明特征和更為深厚意蘊，來增加藝術形象的典型性和概括力。

當然，我們贊賞小切口寫出大氣象、大境界，絕非表示對那些咀嚼一己之歡、有意消解對歷史嚴肅性等不良現象的容忍，相反，它們恰恰是文壇所應清除的污垢。一段時間以來，某些文藝作品熱衷于“戲說歷史”“消費歷史”甚至“解構歷史”，貶低崇高、譏諷道德、調侃英雄，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主流化等歪風屢禁不止，以致屢見不鮮。在這些作品里，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等宏偉圖景，多半被演繹為陰謀、爭寵、篡權、奪位等；塵世煙火和人生百味等美好生活，往往被置換為食色、情愛、算計、玩樂等原始生命本能的宣泄和展示，其間充斥著戲謔、濫情、暴力、刺激等娛樂性因素，缺乏對歷史、對社會、對人生起碼的尊重和敬畏。這種文藝現象應引起我們的警醒、反思和整改。

當代中國，江山壯麗，人民豪邁，政通人和，前程遠大。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節點，文藝工作者擔負“展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寫中國人民奮斗之志、創造之力、發展之果”的莊嚴使命。這尤其需要廣大文藝家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擦亮眼睛，洞明世事，在貫穿古今縱向尺度和融通中外橫向尺度的交織考察中，感受和把握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砥礪前行的鏗鏘腳步與豪情壯舉，以源源不斷的精品力作，為攀登文藝高峰，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