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精粹》一書的選文體現了一個重要事實——諾姆?喬姆斯基是一位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令人矚目成就的多面學者。但首要的，值得我們充分認識的，就是喬姆斯基在語言學領域的卓越貢獻。作為生成語法理論的奠基人，他于1957年發表的《句法結構》引發了語言學界以及哲學界的“喬姆斯基革命”——語言學由此掀開了新的篇章，發展成為一門可以與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學科交叉的重要理論科學。

本書精選了喬姆斯基在不同時期的八篇具有代表性的語言學文章，內容分別涵蓋生成語法理論的哲學基礎、科學性質以及生物語言學屬性，這幾篇選文的時間跨度近五十年。縱深地、多層面地呈現了該理論從默默無聞，到欣欣向榮，最終邁向輝煌的發展史。在這幾十年里，生成語法理論經歷了五大發展階段，見證了數次來自理論內部和外部的分裂與混亂，但危機蘊含著轉機，喬姆斯基不斷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論，積極地面對和解決各種理論難題。正如他曾坦言，自己是摸石頭過河，如果一條路走不通，那就回頭去尋求新的方案。他也一直堅信，反例并不能推倒一個理論，只有新的理論才能取代舊的學說。這種科學理念始終貫穿了他的學術實踐，也正是這種不斷自我否定、不斷自我突破的學術精神，為生成語法理論注入了強大生命力。

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與進化，如今的生成語法理論已經與其最初的版本相去甚遠，但喬姆斯基最開始提出的幾個重要課題卻未曾改變，包括：①語言知識包括哪些內容；②語言知識是如何獲得的；③語言知識是如何使用的，等等（詳見本書《展望未來：心智研究的前景》）。喬姆斯基將第一個問題稱為“柏拉圖問題”（Plato’sproblem），將第二個問題稱為“洪堡問題”（Humboldt’sproblem），將第三個問題稱為“笛卡爾問題”（Descartes’problem）。

喬姆斯基對前兩個問題的回答構成了生成語法理論的哲學基礎，即“心智主義”（mentalism）和“理性主義”（rationalism）。該語言哲學觀較早見于喬姆斯基1959年發表的一篇針對美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斯金納的重要著作《言語行為》的評論文章（詳見本書《評B.F.斯金納著〈言語行為〉》）。在這篇長達兩萬字的長文中，喬姆斯基通過大量例證，批駁了斯金納將人類語言納入行為主義心理學框架，并利用刺激、反應、強化等概念來加以描述和解釋的理論主張。在此基礎上，喬姆斯基進一步提出：

從某種意義上講，學習語言的兒童根據自己對句子和不是句子的那些表達的觀察，就能為自己構建語法。研究實際觀察到的說話人的能力，即如何區分句子和非句子、發現歧義等，顯然讓我們得出結論認為這種語法是及其復雜和抽象的，而且兒童已經能出色地進行理論構建。況且，這項任務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完成的，幾乎所有的兒童都能夠做到，而且很大程度上不憑借智力上的高低。（P.498）

喬姆斯基認為，語言與人腦結構功能相關，是基因遺傳的產物，是人類進化的結果，喬姆斯基將人類的這一屬性稱為“語言機制”（facultyoflanguage）。必須承認，與以斯金納為代表的行為主義理論相比，以上觀點在解釋兒童語言習得的方面體現了明顯的優勢。兒童在出生后的短短兩三年里，在相對貧乏的語言輸入條件下，熟練掌握了自己的母語。更有趣的是，兒童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基本遵循相對固定的習得規律，會犯彼此相類似的語言錯誤，而且這些錯誤不會在成人有意糾錯下得以改正。就這一點而言，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論”似乎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

如果說喬姆斯基所持有的“心智主義”和“理性主義”有力地挑戰了20世紀5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行為主義”和“經驗主義”，那么喬姆斯基在他所秉承的哲學基礎上所建立的生成語法理論則成功取代了以“行為主義”和“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以布龍菲爾德為代表的美國結構主義理論，結束了后者在20世紀早期的美國語言學界一統天下的局面。盡管喬姆斯基在賓州大學讀書時，師從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澤里格?哈里斯，但是他在用結構主義理論研究希伯來語時，對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產生了懷疑。在他看來，一個好的語言學理論應該能夠實現三個目標層次，即“觀察充分性”（observationaladequacy）、“描述充分性”（descriptiveadequacy）以及“解釋充分性”（explanatoryadequacy）（見本書《〈最簡方案〉導論》）。在他看來，結構主義語言學頂多做到了前兩個層次，還遠遠沒有達到第三個層次。因此，他決定退出結構主義陣營，自立門戶，建立了生成語法理論。喬姆斯基強調：

我們有必要把語言能力（competence，即說話人-聽話人對自己語言的知識）和語言運用（performance，即在具體情景中對語言的實際使用）從根本上區分開來……在自然話語的錄音中，會有許多說錯了重來的情況，還有不符合語法規則以及中途改變主意等情況……一種語言的語法旨在描寫理想的說話人-聽話人內在的語言能力。（詳見本書《方法論初階》，P.503-504）

喬姆斯基認為，結構主義語法僅對具體的例子進行分類和描述（“語言運用”），這與主流的科學研究方法背道而馳?，F代科學研究很多都是先提出假設，然后再經過驗證，不斷完善，最終上升到理論的層次，旨在揭示現象背后所隱藏的規律和機制。生成語法理論遵循這一研究范式，利用內省法識別人腦中的內在語法知識（“語言能力”），建立語法規則來解釋人們無以名狀的所謂語感。

既然語言具有生物屬性，語言機能就是人腦器官，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無論說哪種語言，他們內在的語法系統卻應該是相同的，喬姆斯基將之稱為“普遍語法”（見本書《語言與自由》）。至于語言之間的不同，喬姆斯基則將它們歸納為“參數”。世界語言共有的普遍原則與體現語言差異的參數共同組成了“原則參數理論”（詳見本書《展望未來：心智研究的前景》）。在這一理論視角下，人類語言沒有所謂先進或原始、高級或低級之分。如果利用喬姆斯基的語言習得理論來解釋，就是所有嬰兒在剛出生時，他們的內在語法系統都為初始狀態（L0），在成長過程中因為獲得不同的語言輸入，就逐漸習得了不同的母語（L1,L2,L3,L4……）。正如著名的“交換機隱喻”（switchmetaphor）所傳達，所有語言的初始狀態都被設為默認值，而個體語法則是從默認值切換到了不同檔位而已。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語言都是先天（nature）與環境（nurture）共同作用的產物。

近年來，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的學科定位做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的觀點（詳見本書《語言與大腦》）。在他看來，人類的語言如此精巧，體現了大自然的完美設計，那么一個真正好的理論就應該能夠揭示這種“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中接近完美無缺的產品”。如今盡管已超九秩高齡，喬姆斯基卻不曾慢下腳步，仍在孜孜不倦地寫作與演講。雖然他的生物語言學觀仍有待未來神經科學和基因工程發展而獲得驗證，但喬姆斯基理論的革命性、遠見性卻不容我們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