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蟻后》孫惠芬著/接力出版社2021年7月版/35.00元

來北京開研討會的前一晚，孫惠芬收拾行李，想帶兩件厚外套。丈夫提醒她，外套要薄一點。“萬一人家批評你，你滿頭是汗，多不好。”于是，孫惠芬把薄外套塞進了行李箱。她不是畏懼批評，只是缺乏自信。“作為一個寫作者，我永遠在寫作那一刻自信。”同時，她也承認，一旦作品寫完，“把門打開”以后，不自信的心理就開始浮現。

這位以“歇馬山莊”作為地標的成人文學作家，曾以《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斬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60歲這一年，孫惠芬推出了新作《多年蟻后》，這是她首部兒童文學作品。為什么要寫一部童書？在孫惠芬的敘述中，這個故事是偶然來的——在準備下一部長篇時，意外插入的一筆。然而，一旦把時間線拉長，會得出相反的結論。

以另一種方式重回生命

多年以后，面對記者手邊的《多年蟻后》，孫惠芬回想起確信自己能成為作家的那個遙遠的下午。1997年，她正在寫《歇馬山莊》，寫到20萬字的時候，她突然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一刻——作為一名作家，自己能“站起來了”。那時，她正好參加全國青年作家會，在會上認識了出版人白冰。當時白冰在作家出版社，孫惠芬講起自己正在寫一部長篇。他說：“好好好，寫完拿給我看。”書寫完了，白冰也調走了，《歇馬山莊》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幾年前，也是在一次會上，孫惠芬再次遇到白冰。這時白冰已經是接力出版社總編輯，他對孫惠芬說：“你寫了那么多年，能不能給孩子寫點東西？”孫惠芬從沒想過寫童書，她沒有直接拒絕，而是說：“我不一定能寫得了，得看看有沒有感覺。”后來，白冰給孫惠芬寄了一箱子童書。拆開紙箱，孫惠芬挨個打開看，一本也看不進去。“我的生命里就沒有（童書）”，她無法進入童書，找不到自己和童書的聯系。眼看書被閑置，她把書分了出去。

另一樣與她無關的是自然。孫惠芬生在遼寧莊河青堆子鎮山咀小隊，門外是曠野，遼遠而可怖。螞蟻會猛地從地表涌出，草叢會竄出蜥蜴，夜風在林間呼號，直到把冬天屋頂上的苫草卷走，那時屋子就像丟了房頂，只剩空蕩的四壁。一年里，只有秋天的聲響使人心安，風刮起的麥浪聲，會喚醒大人嘴角的笑。孫惠芬恐懼自然，她以為自己會一直如此。

轉變以一種無法預料的方式出現。2019年，孫惠芬的愛人做了一次手術，小病大治，做完手術傷口老不見好，在家休養了小半年。當年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又是一段長達半年的居家隔離。解封后，孫惠芬從未如此渴望走出家門。為了給下一部長篇收集素材，他們驅車駛向故鄉最北部的山溝，試圖重新回到人與人的關系中。然而，計劃落空了——鄉民懼怕他們，就像懼怕一切外來者那樣。他們走出了家門，卻未走出隔離的境地。

他們只得駛向更遠處。蹚小河時，不知名的物體滑過腳背，孫惠芬驚得大叫。“你喊什么？這么大的人，你怕什么？”一位老人厲聲呵斥了她。孫惠芬的臉開始發紅，尊嚴像是從臉上脫落的冰雕面具，砸在地面摔碎。“是啊，怕什么呢？”她問自己。老人告訴她，看著你的恐懼，你就會戰勝恐懼。他講了一個故事：很久以前，當老人還是小孩時，他被狼攆過。意識到再跑會沒命，他突然站住，瞪著狼看，向狼撲去，結果狼被嚇跑了。后來，孫惠芬如法炮制，在山林間盯著螞蟻、毛毛蟲看。當她閉眼時，眼前仿佛有一條蛇爬動，冰涼的觸感從腳腕出現，蛇尾掠過背脊，想象中的蛇存在，但恐懼消失了。

老人在山中獨居，一日只吃兩頓飯，每天只做一件事——在河里搬石頭、清理河道。他們還是鄰居，夫妻二人常去聽故事，老人講山的歷史、鄉民的故事，講陀思妥耶夫斯基，講黃瓜須子如何引到白菜里……在瓜地里，老人指著西瓜說：“你們城里人傲慢，就像這西瓜籽，以為自己是中心，不知道西瓜里還有籽，不知道西瓜外面還有西瓜。”這個“西瓜籽”的比喻，扎進了孫惠芬心里。和丈夫斷斷續續聽了3個月故事，她也沒想好寫什么。

一天早晨，孫惠芬從睡夢中醒來，發現眼前有一只大螞蟻。她走到衛生間，螞蟻就在洗手臺上，她走到餐廳，螞蟻就跟到餐廳，她閉上眼睛，螞蟻還在眼前。一只巨大的螞蟻在眼前揮之不去。孫惠芬想，這大概是一種預示，讓自己寫點什么。“寫什么呢？”她想。3個月的下鄉生活在眼前浮現，山林、西瓜、螞蟻……如果一個活透了的老人要告訴孩子世界的真相，他會說什么？一個從未有過的念頭從心底升起，迅速升騰、炸裂。她告訴自己：我要開始了。

寫作常常是被推著走的

那段時間，孫惠芬正在構思小說，三哥打來了電話。他懷疑外孫子病了，孩子的眼神直勾勾的，一遍遍地問：“姥爺你高不高興，你高不高興？”那一刻，孫惠芬意識到，自己要寫的孩子結實地出現了。“這是件真事，要我編這個（情節），我編不出來。”她問過孩子，你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大人以為，他會答父母離異。結果他說：“奶奶上樓拿不動菜，我又沒力氣幫她。”一個內心敏感的孩子，過早地展現出慈悲的力量。

《多年蟻后》里的童童，就是這樣一個孩子。每當想起媽媽，他會躺在床上流淚，抱著小夾被嗅個不停——早先，這里有媽媽的味道，是媽媽的奶水；媽媽走了，又變成奶奶的檀香味，奶奶用檀香皂洗衣服。一只老蟻后轉述了老爺爺的話：“你看看這些西瓜籽，它們一個是一個，它們都以為自己是孤獨的，可它們哪個不是在媽媽懷里？”童童從床上跳起來，他明白了“世界就是大西瓜！我和媽媽都在西瓜里！”

寫到這里，孫惠芬把自己代入螞蟻的視角。“當你是一只螞蟻，你看西瓜多大，西瓜太大了，它就是地球，就是宇宙。”老人在瓜地里的比喻進入了故事，意義發生了變化——西瓜籽不再代表傲慢，而是一個個孤獨的個體。西瓜籽會和另一粒西瓜籽分離，但當夏天來臨，它們被埋在大地里，與河流、山川、草地、莊稼一體。童童一下子告別了童年，當世界是一個大西瓜，他和媽媽就一直在一起，因為萬物同在。

采訪中，孫惠芬講述了一個真實的生活碎片如何編織進故事。事實上，在更早之前“西瓜”這一喻體就和她產生過聯系。2009年孫惠芬在中篇小說《致無盡關系》里用“西瓜”比喻一個人巨大而隱秘的生命歷程。“一個人的背后，有著如此無限的、讓你無法想象的內容，一個人的生命背景，你一旦走進去，就是打開一個切口，就像一只西瓜打開切口。”

家里的電腦只用來寫稿、查資料。不寫的時候，孫惠芬是一個純粹的“家庭婦女”——這個詞她脫口而說出。每日待在家里，除了打掃衛生，就是圍著灶臺打轉，要么就是逛服裝店。她離網絡世界很遠，家里的電視不常開，沒看過《吐槽大會》，更不知道“諧音梗”。書名《多年蟻后》就像五線譜，也是偶然來的。一天，婆婆在家里看電視劇《小娘惹》，女主角說了一連串臺詞，講多年以后，兩人會如何如何。孫惠芬那天沒寫稿，電視里傳出不斷的人聲，她滿腦子都是“蟻后”，這時“多年蟻后”一下子就冒出來了。

“多年蟻后”第一次遇見老爺爺，是在她逃跑的路上。那時候，她剛做了媽媽，生了一堆孩子。熬過了冬天，蟻后造了個“假我”，“真我”逃出了洞口，奔向媽媽在的櫻桃樹。老爺爺一遍遍地說：“你的家不在這里。”蟻后蹬腿發泄：“我想不明白，媽媽為什么要生我？既然生了我，又為什么不要我？”后來，她又逃跑了兩次，哪怕第三次“還不等爬到洞口，她又開始生育”。蟻后不知道為什么，自己總有生不完的孩子。

寫成人文學時，孫惠芬常常思考女性的困境。她用一個女性的視角、一個母親的視角，追問螞蟻的生存規律：她一下子生200多個孩子，有沒有一刻想逃走？她想逃走，能不能逃走？逃不出去，她還會怎樣？在《致無盡關系》里，孫惠芬寫到了自己：一天早上醒來，看著丈夫和兒子，她陷入了困惑。“我想，這兩個人在干什么呢？這兩個人與我有什么關系呢？”婚后，女性就像一株苗連根拔起，栽到另一片土壤。適應了，就沒有委屈。從不適應到適應，這中間經歷了什么？孫惠芬關心這些。

故事最后，童童種下了蟻后留下的海棠樹種。最初，孫惠芬設計的是，童童一個人偷偷種樹。后來，她一想不行，現在孩子的所有舉動都受到大人監督，不存在偷偷種。于是結尾改成了：在大人的注視下，童童和幼兒園的孩子們種下了種子。“我有一個總體的感受，一旦人物活了，寫作常常是被推著走的，不受作者控制。”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