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麗絲·萊辛

1954年，多麗絲·萊辛獲得毛姆文學獎。這個獎項只鎖定35歲以下的青年作家，萊辛恰好“封頂”。一萬兩千英鎊的獎金化解了她生存與寫作的困境，再加上以后的《金色筆記》，青年女作家萊辛又美又颯。像許多不甘于在寫作道路上循規蹈矩的作家一樣，寫著寫著，萊辛就想玩點兒“花樣”了。只不過她另辟蹊徑得有些另類——竟玩起了化名投稿的游戲：把長篇小說《好鄰居日記》署名“簡·薩默斯”投向出版商。

《巴黎評論》記者曾這樣采訪萊辛：“能跟我們再多談一點兒你是怎樣用‘簡·薩默斯騙局’愚弄了評論家的嗎？”

萊辛不承認“愚弄”，但她直言“像別的作家一樣，我多年來一直想化名寫一部小說”。化名投稿之前，萊辛非常審慎地研究了讀者調查報告，得到一個意料之中的提醒：新作家們的發表和出版必須仰人鼻息，忍受鄙夷。于是她想親身嘗試。她對此也有相當的自信：“我確信多數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們不知道，而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過我從一開始就打算最終還是要和盤托出的，只是想做個小實驗罷了，以此觀察評論界和讀者反應。”

《好鄰居日記》封筆之日，萊辛告訴她的經紀人，她想把這當作一位倫敦女記者寫的第一本書來賣。他們計劃把《好鄰居日記》首先投給萊辛以往的出版商，這樣才“公平”。在英國，萊辛通常有兩個出版商：喬納森·開普出版社和格拉納達出版社。經紀人按照萊辛的授意，把書稿發了出去。

開普出版社立刻退稿。格拉納達出版社猶豫不決，最后說這書“太叫人郁悶，不適合出版”。遭到兩個出版商拒絕，萊辛看了看閱讀報告：“內容非常傲慢。真的是很傲慢！”

經紀人轉投其他出版商。邁克·約瑟夫出版社是萊辛第一本書的出版商，當時的經理菲麗帕·哈里森是一位聰明精干的女性，她看了《好鄰居日記》，對萊辛的經紀人說：“這讓我想起了早期的多麗絲·萊辛。”

這不禁讓萊辛一陣“驚慌”——她不想讓菲麗帕此時揭開“謎底”。她請菲麗帕一起吃飯，說：“這就是我的書，你相信嗎？”剛開始菲麗帕還有些失落的樣子，但接著她真的變得“很喜歡”。她認真傾聽了萊辛的全部想法，并興致勃勃地參與了計劃——暫時掩蓋真相。

不久，遠在美國的克諾夫出版社編輯鮑勃·戈特利布，也猜到了這本書出自萊辛之手。當他得知萊辛的處心積慮，便欣然同意讓計劃繼續實施。于是，大洋兩岸的這兩家出版公司共同守住了秘密，這讓萊辛覺得自己的“計劃”非常刺激。倒是萊辛的那些密友，后來收到《好鄰居日記》，卻沒人認出作者是萊辛。這似乎很諷刺。

在歐洲大陸，共有法國、德國、荷蘭的三家出版社買下了《好鄰居日記》。有一天，萊辛接到法國出版商的電話，告訴她，他們剛剛買下一本書的版權，那個簡·薩默斯讓他想起多麗絲·萊辛：“你是否幫助過簡·薩默斯？”

事件“戲劇”起來，萊辛覺得“捂”不住了：這些明察秋毫的人認出來了！這讓她思索：他們辨認出的到底是什么？畢竟萊辛在寫作過程中特意改變了風格，“但在這背后一定還有另一種記號，獨立于風格”——萊辛這樣揣度。這一基礎語調，或者語氣，到底是什么，從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萊辛看來，出版商似乎也在傾聽、回應一個作家的精髓、基調。

事已至此，萊辛決定實話實說，但請他們必須嚴格保密：“我們都希望這本書面世時，每個人都在猜想誰是作者。”在正式出版前，研究萊辛作品的專家每人都收到了一本署名“簡·薩默斯”的樣稿，卻沒有一個人猜出真正的作者——“所以，結果非常棒！這是天下最好的事了！”萊辛對于這樣的保密工作十分滿意。

就在公開書的真正作者之前，萊辛還接受了加拿大電視臺的采訪。記者問：“你覺得將會發生什么呢？”萊辛答：“英國的評論家們會說這本書不怎么樣。”果然，作者“簡·薩默斯”第一次發表小說，萊辛看到了那些“酸不拉嘰的、令人討厭的小評論”。只是那些來自女記者的文章，能與小說女主人公高度“共情”。同時，“簡·薩默斯”還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大都來自非文學界，并且多是由于照顧老人而要發瘋的人。還有很多社會工作者對于書的觀點正反皆有，但都非常高興“簡·薩默斯”寫了這本書。

這樣的結果，均在萊辛的意料之中：“我對文學界這架機器已經了解了很多年。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知道將要發生在這本書上的所有的事！”

初試成功，萊辛對“簡·薩默斯”簡直著迷，意猶未盡：“我應該再寫一本！”第二年，萊辛如法炮制，寫出續作《歲月無情》，仍由邁克爾·約瑟夫出版社把“簡·薩默斯”作為新作家推出。《好鄰居日記》和《歲月無情》寫于20世紀80年代，耳順之年的萊辛已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而此時的英國，上帝被疏遠了，多少年凝結起來的濃重的宗教意識淡化了，去教堂做禮拜、受洗禮、懺悔、結婚成家的人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對傳統的疏離和信仰的缺失，導致了人們的精神危機，人情淡漠、倫理道德滑坡甚至淪喪，這些歷史背景成為多麗絲·萊辛創作《好鄰居日記》和《歲月無情》，并呼喚人類相愛和社會和諧的基本調性。

評論界能把“簡·薩默斯”當成一個新人，對作品客觀評價，不讓萊辛繼續享用此前的名氣利息，這正是萊辛想要的結果。“那種囚籠，每個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學會居于其中。想要預測評論家們會說什么，實在很容易。”她渴望掙脫名氣與標簽的囚籠，“不過請注意，標簽是會變的。我的就變過好幾次。從《野草在歌唱》開始：‘作為作家，她專寫膚色屏障、共產主義、女權主義、神秘主義’；‘她寫太空旅行小說，科幻小說’。每個標簽管上幾年。”

萊辛也想以此鼓舞年輕的作家，她懂得年輕作家寫作生涯的艱難。她想讓他們看到，“他們不得不屈從的某些態度和過程死板機械，與他們是何種人，有何種才華，或者有多大才華，統統毫無關系”。萊辛也想知道，若是自己換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稱寫作，能不能體驗到解放，能否自由地以從未嘗試過的方式進行創作。這讓我們看到一個勇于探索的萊辛，不甘心被盛名所累，而是想要以一個陌生渠道試探一個全新樣式。她也明白這里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所以萊辛的“簡·薩默斯騙局”體現的首先是勇氣，其次是智慧。

當然在這樣的“實驗”中，萊辛也飽嘗了來自文壇和非文壇形形色色的千般滋味。或許正因如此，《巴黎評論》記者甚至覺得萊辛用假名為兩部長篇小說署名的做法很有“雅量”——“你讓世人了解了年輕小說家們的遭遇”。

直到1984年，萊辛將兩部小說合為《簡·薩默斯日記》一書出版，此時方恢復真實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