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是一項基礎性工作，但它并不比文學史研究、文學評論工作重要性低，術業有專攻而已。所謂“史料工作在視野、理論、素養、方法上的要求，一點也不比做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的低”。我們既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低估自己。無論是哪項工作，都要拿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成果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搜集、整理、編選、研究，絕非剪刀加糨糊之類的簡單勞動，它“有自己的領域和職責、嚴密的方法和要求、特殊的品格和價值”，它“不只在整個文學研究事業中占有不容忽略、無法替代的位置，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一門獨立的復雜的學問”（樊駿：《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有無雄厚的文獻基礎則是一個研究領域是否已經成為顯學的基本標志，也是一個研究領域能否穿越歷史的時空而在各種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都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王富仁：《〈魯迅學文獻類型研究〉評介》，《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中國古代、現代和當代文學的史料工作，盡管都需要遵循基本的史料工作規范，但由于各自所面對的研究對象不同，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不同，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也存在較大差異，需要不斷與時俱進、因地制宜。與此同時，盡管中國現代文學只有30余年的發展歷史，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作家的書信、日記、聲音、照片、演講、交游、社團活動、文學期刊、報紙副刊，都需要去搜集、整理和研究。無論是筆名的辨析還是版本研究，無論是集外文的整理還是文學史相關問題的探討，只有分工不同，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史料工作者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領域，要不斷摸索契合研究對象的工作路徑。

如今，隨著全國報刊索引、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抗戰文獻數據平臺等各類電子數字資源的問世，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好像真的只是某些學者所謂的“‘鍵盤俠’式的工作”，只需要輸入“關鍵詞”“作者”等信息，就可以一鍵搞定。近些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也經常出現“×××數據庫建設”的選題，這一切好像都在表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真的進入了“數字人文時代”。但是，在我看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迎來的不是“黃金時代”，而是“危機四伏”，正如樊駿先生所說的那樣，我們更需要“正視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包括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和自身暴露出來的日益明顯的弱點”。

借助數據庫發掘文獻，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得保持警覺，有時候數據庫里的文獻并非期刊原貌。“故紙堆”是需要研究者去親自翻閱的，不管是期刊還是報紙，得一期一期、一頁一頁地看過去。泛黃的報刊是有味道的，是充滿歷史感的，這樣才能準確把握時代背景。從事史料工作需要耐心，需要定力，不管是學院派還是民間業余愛好者，最重要的是要下真功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工作，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是一項接力者的事業，需要水磨功夫，需要“甘于寂寞、一輩子埋首故紙堆、以史料工作作為自己惟一事業的專門家”。看似進入這一領域的門檻很低，但實際上需要專門的學術訓練，真正具有扎實的史料功夫的“專門家”并不多。有不少研究者是半路出家或者是臨時起意，在翻閱文獻的過程中，看到一篇文章不見于已有的作家全集，沒有做過詳盡的文獻普查工作，就貿然地判定它是一個“重大發現”。已經收入作家自己編的集子，或者已經被其他研究者公布，還堂而皇之地被視為“重大發現”，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全集未收錄，不代表作家的年譜沒有記載，更不代表其他的研究者沒有公布。再者，現代作家的文章，有的發表不止一次，有多種版本，有時只是改換了題目，或者節選了部分，抑或文字上有較大的變動。判定一篇文章是否是佚文或集外文，需要慎重再慎重。每個人對于同一個文獻，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是首發權是需要尊重的，得做足功課，不然會鬧笑話。

史料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要符合基本的學術規范，要落到實處，需要精耕細作。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都會或多或少地使用工具書，比如作家的筆名錄、年譜、研究資料以及文學期刊目錄、文學編年史等。工具書最重要的功效是使用。因此，判定好壞的唯一標準是它們是否切實地起到了工具書的作用。編纂一部“覆蓋面廣、收錄齊全、內容比較精確可靠而又檢索方便”（孫乃修編：《劫后文存——賈植芳序跋集》，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的工具書，是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并非一件易事，需要花費大量的心血。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徐迺翔、欽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的唐沅、韓之友、封世輝、舒欣、孫慶升、顧盈豐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盡管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是可用的，我們可以按圖索驥。而有些期刊著作或者編年史，體量很大，卻不實用，想查某個作家在某期刊的發表情況或者某年的文學創作實績，要么一團亂麻，要么一片空白，大而無用。《中國現代文學資料匯編·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收錄的數十種作家研究資料，包含作家傳略、生平活動、著譯目錄、研究論文選編、研究資料目錄等，花費了編者們大量的精力，限于當時編選條件的困難，不可避免地會有各種遺漏或者錯誤，但今天依然可以使用，查找起來讓人感覺踏實。如今編選條件比那時便利多了，但有不少當代作家研究資料，編選的水平亟待提高，名為作家研究資料，實為論文選，名不副實。有的作家年譜只是作家重要文章的羅列，并未真正呈現作家的創作史、交游史，最多只是加長版的創作年表而已。作家的自白、回憶不能直接入譜，有時說法不一，不能全信，特別是作家后人所寫的傳記、評傳之類的文字，多有溢美、掩飾之詞，使用起來更要慎之又慎，需要互相參照，認真考證。從年表到年譜，再到年譜長編，絕不只是字數的增多，而是更為詳實更為立體地呈現作家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可信可用的工具書永遠不過時，豆腐渣工程只能速朽。

史料工作需要理論的總結和提升，但它更需要身體力行的耕耘和摸索。它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發現問題，進而尋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現代作家的聯名宣言、聲明、創作等集體署名的文獻，版權人究竟是誰？報刊上刊載的作家演講稿是否是作家講演的原話？作家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比如檢討書，是否是作家的本意，是否都應該收入作家的全集？這些特殊文獻的情況非常復雜，需要我們反復討論、論證。單是《魯迅全集》《徐志摩全集》已經有了數個版本，但至今還存在各種問題亟待解決，更何況其他作家？作家全集的編纂不可能一勞永逸，其他史料工作同樣如此。中國現代文學需要做減法，進行經典化，也需要做加法，進行拾遺補缺。當然拾遺補缺也不是沒有限度，散佚的經典作家的作品或者一般作家的重要作品，都需要打撈。我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從事史料的搜集、整理，是為了摸清中國現代文學的家底，是為了深化作家研究和文學史研究，不是為了“沉渣泛起”，不是為了打撈而打撈。

史料文章有各種寫法，無需拘于一格，但要言之有物。樊駿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長達8萬字，陳子善自言“此文寫于22年前，我多次重讀，至今仍讓我感到親切和富于啟發。我后來指導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和博士，一直把樊先生此文列為必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文獻之一”（陳子善：《記憶中的樊駿先生》，《文匯報》2011年12月10日）。陳子善的《不日記》系列每篇都不超1000字，既有料又有趣。樊駿的長文不會讓我們感覺冗長，陳子善的短文也不會讓我們感覺“虎頭蛇尾”，它們都能給予我們深刻的啟發。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但如今有些史料文章動輒上萬字乃至幾萬字，實際上千字文就能說清楚的問題，繞來繞去，最終也沒解決實質性的問題。同時需要注意的是，行文一定要簡潔、切題，“不矜才使氣，不炫博爭奇”，才能做到“敘述明白曉暢，字句平易淺近”（胡山源：《文人綜論》，大東書局1948年版）。同時，文章需要反復打磨。前文提到的8萬字長文，樊駿前后用了長達6年半的時間。文章在收入論文集《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時，他又增添了若干例子。這篇文章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嚴家炎評價此文是“現代文學史料學這個分支學科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作為“現當代研究生的必讀篇目和新文學史料學課程的必讀教材”（嚴家炎：《史余漫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文學史料研究是慢工出細活，千萬急不得。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山東大學齊魯青年學者項目資助”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