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恍惚有這樣的記憶，出事的那天外公沒有吃完碗里的午飯，撥到貓食盆里喂貓了，那以后他就再也沒有回家。那晚母親很早就讓我和哥哥去睡覺，半夜里我被各種動靜吵醒，好像有人低聲急促地說話，還有進進出出的腳步聲和關門聲。我再入睡的時候就睡得很淺，做了斷斷續續的噩夢。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預感，也許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沒有看見家里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兒園。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時候，母親站在門口等著我，把我帶到灶頭間，蹲下來摟住我說，外公死了。說著，她就哭了。那是我頭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著她不放。等了一會兒，母親松開我，擦干眼淚，拉著我的手去外公和姥姥的臥房。厚厚的窗簾拉緊著，昏暗的光線里姥姥背靠枕頭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歲。母親說后來姥姥曾經吞別針，企圖隨外公一樣去死，但是被搶救了回來。

外公死后的第二天，母親送我去幼兒園，教我說，別人問什么你都說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們跟往日一樣，洗完手洗完臉，排隊等著老師用玻璃試管給我們每人嘴里點一滴魚肝油，然后另一位老師給我們每人手上點一滴甘油抹臉。那時候糖是稀有物資，我們每天都等著這個時刻舔甘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著甘油回頭說，我爸爸說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殺，什么是畏罪自殺？我低頭說不知道。我的確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義的四個字卻嵌到了我的腦子里。

在那之后的許多年里，大人們從來不在我面前提到外公，所以我對他沒有什么記憶。1981年我出國留學的時候，隨身帶走了家里僅存的幾張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準備四年大學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紙、替換衣服、被單、字典和幾本書籍，不知為什么外公的照片也在這箱生活必需品里。一旦有了剩余的錢，我就到一家叫Arron Brothers的鏡框店，買回幾個“買一送一”的鏡框，并用很寬的硬紙邊襯托著，把那幾張又小又黃的照片分別掛在墻上、放在我的書桌和床頭柜上。

外公站在一個陽臺上，身后有洋樓和花園。他身著淺色西裝，梳著中分頭，嘴角帶著一絲溫和的笑意，目光卻是十分堅定的。那是他相片里最年輕的一張，也許是在上海醫學院期間？

外公坐在一艘賽艇里劃船，身穿白襯衣加一件西裝背心，打著領帶。照片中那條河，河邊的樹和那座小橋似乎是牛津大學。那應該是1937年到1940年之間？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橋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頭頂上飄著柳枝。他身著西裝大衣，英俊瀟灑。那是他出國留學之前，還是他剛剛留學歸來？

外公和幾個斯文青年，站在一條泥濘的路上，身后是一棟矮樓。外公身著西裝大衣，戴著皮手套，個子比其他人高很多。這張照片背后寫著：1945年于前中央衛生實驗院，化學藥物系藥理室（重慶歌樂山）。

外公戴著棉帽，裹著海軍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古老的城墻。他身邊站著一位我不認識的男子。從衣服上看像是19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許是出差到北方講學，在那里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里抱著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著中山服，胸前戴著“為人民服務”的胸章。他抿嘴笑著，是個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1960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為鏡框擦灰的時候，我都會仔細看照片里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溫和典雅，目光里充滿抱負和理想。我總是在心里問自己，是什么讓他這樣決絕地離開人世？難道沒有任何一種依戀能夠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歲，據母親說，他精力充沛，連體重都保持在青年時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發的心血管病、糖尿病、關節病之類他全沒有。而在那個寒冬臘月的夜晚，他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么才能理解他？

外公因是畏罪自殺，家屬得不到任何津貼，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后，也停了薪水，每個月只有幾塊錢的生活費，我們的家境變得很拮據。母親和姥姥都不會過日子，心血來潮的時候，母親會去買話梅、桃板、醬芒果干，姥姥也會買椰子醬、面包、烤子魚罐頭那樣的奢侈品，經常是到發工資前幾天就維持不住了。這種時候，母親和姥姥就會互相責怪、爭吵。吵架開始都是為了菜錢，但是很快就變成了母親對姥姥的控訴：我才五歲啊，你就把我丟給人家，自己去了英國，我吃蛀掉的米，褲子破了用書包來擋，后媽都不會這樣對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親多次提起，每次吵到這個地步姥姥就只好不響。

有幾回，在沒錢買菜的時候，我不知道從哪里學會了用糧票去跟人換雞蛋。印象里那人像農村來的，雞蛋放在一個竹籃子里，上面蓋著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鄉下老家后，我開始掌廚。那時我大概十一歲，還在長個，周圍的煤氣灶、水槽、砧板都顯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課就把書包往背后一推，開始燒飯。我能把很小一塊肉切成很細的肉絲，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進鍋一起煮爛，勾芡后放味精，就是一大鍋很香的“爛糊肉絲”。我還能把一根很細的帶魚，做成兩大碗“苔條面拖帶魚”，分兩頓飯吃。弄堂大門外的水果攤上，常有爛了半個的蘋果或鴨梨。我總是會很便宜地把它們買回家，去掉爛的部分，切成小塊，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這些都是我非常樂意做的家務，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廚房的善后工作，那些全都推給哥哥去做。哥哥畫畫，需要我做模特兒，我常用洗碗作為交換條件，同時還要求他，必須把眼睛畫得比實際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從小熱愛美術、詩歌，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畫畫好。但是為了避免畢業后插隊落戶，父親逼他參加過游泳隊、水球隊和劃船隊，硬是把一個文弱的男孩，練成了一個渾身腱子肉的少年運動員。哥哥所在的劃船隊，每天在長風公園訓練。有一天，他在湖里逮了十來只蛤蟆，回來后放在浴缸里。它們長腿大眼睛，丑得可愛，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們做成菜。母親到家后，站在浴缸邊看一會兒，然后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只蛤蟆，拎著它的腳往浴缸邊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動了，就在嘴上剪開一個口，拽一把，整張皮就撕了下來。

我不會忘記母親那天的手，她自信、簡練的動作，好像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浴缸后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漸暗的天色里，蛤蟆在搪瓷上徒勞地趴著跳著。母親緊閉著嘴不說話，只聽到蛤蟆和浴缸暴力相撞的啪啪聲和撕皮的刺啦聲。

現在我也為人母，可以懂得，母親面對蛤蟆時的勇敢和無情其實是給我做的榜樣。她總是有意無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時刻”，教我去學會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歲的樣子，母親教會我打靜脈針。那年，她接到了一項重要科研任務——從神經藥理的角度，尋找針刺麻醉的鎮痛原理。實驗室有動物房，我喜歡去那里撫摸頭皮里埋了電極的小老鼠和大白兔，還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親常帶著我用水管沖洗猴子的籠子，然后把糞便清掃掉。有一次，我們發現水管不見了，前后左右找不到，好半天后才注意到，幾個猴子不知怎么把管子勾到了籠子里，然后一起坐在上面，顯然是不想讓我們用水沖它們。母親笑出來，夸那些猴子聰明。那天，她打開一籠做過實驗后廢掉的小白鼠，抓起一只，給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里的四條血管，然后把著我的手，教我把針頭扎到靜脈里，再把針筒往回抽一下。她說，你看到回血就是扎準了，現在注射空氣進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幾十年后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醫院做緊急剖腹產，那是我這輩子頭一次打靜脈針。針頭扎進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里痙攣的小白鼠，眼睛盯著輸液管，沖著護士大叫，里面有氣泡！

許多當年母親教給我的科學常識，像是寫在我眼皮底下的課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見它。有時候，我會捕捉到自己跟女兒們重復我母親的話。比方說，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后洗的話，會丟失太多的維生素；想要青菜出鍋時是綠色的，鍋蓋就只能蓋一回，揭開以后再蓋上一定會發黃；煮干豆類的時候先不要加鹽或糖，這樣才容易煮爛；還有，洗臟衣服用水泡沒什么效率，需要重復擠掉臟水吸入清水，洗滌是通過這樣的交換而完成的。

最難忘的常識，是關于水和油。我剛開始炒菜的時候發生過一個事故，我把油倒進了一個濕的炒鍋，結果臉被滾燙的油濺到。母親嚇壞了，拿了筆和紙，跟我仔細解釋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點和油的沸點的區別，為什么鍋子必須是完全干的才能把油倒進去。在母親眼里，炒菜變成了一件極其危險的事，她最大的恐懼就是我的眼睛會被油爆瞎。后來我到美國留學，母親給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加上一句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濺到眼睛里。那些年我面對的人生危機母親無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擔憂，而眼睛被滾油爆瞎這一形象，象征著一切可能發生在她女兒身上的邪惡。

母親雖然喜歡教我科學常識，但是對我青春期身體的變化只字不提。那段時間我喜歡打乒乓球，上學的時候總是把一塊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把掖在褲腰里。有一天，我感覺到球拍觸到胸口時很疼，意識到那里長了兩個硬塊，以為自己生了什么病。又過了一陣，胸就鼓了起來。有一天，在田徑課跑步的時候，我突然發現男老師盯著我跳動的胸脯，臉唰的一下紅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領衫，修剪縫制成勒胸的內衣，勒到喘不過氣來才放心。

那個愛趴在窗前發呆的妹妹，越過了一段尷尬的年齡后，長成一個含苞待放、明眸善睞的少女。記得那段時侯，我總是在等著隔壁鄰居家一個卷發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飛速拿起羽毛球拍沖下樓，氣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裝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親正好騎車過來，看見我和男孩在說笑，就把我拉回了家。她嚴厲地說，他是個吊兒郎當不愛學習的小流氓，你還去跟他胡調情，以后再也不許做這種事了。我不知道“調情”和“這種事”是什么，但它們讓我聯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傳》插圖里面，有一張男人和女人在一條公園長椅上接吻，每次翻看都讓我感覺暗流涌動。我直覺“調情”和“這種事”都是羞恥的、罪過的，是我不應該做的事。

這樣的欲望和抗爭，就是從亞當夏娃延續下來的原罪嗎？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對這個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類是為了征服欲望，而創造了輝煌的精神世界嗎？所有的藝術不都是欲望的升華嗎？還有愛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給欲望的禮物嗎？

……

（未完，全文見《上海文學》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