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又爆了一個冷門，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獲此殊榮。授獎辭說，之所以授獎給他，是“鑒于他對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對文化與大陸之間的鴻溝中難民的命運的毫不妥協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古爾納真的是冷門作家嗎？還是我們的關注點抑或考察和接受方式出了問題？

形成獨立的審美判斷

其實，英語文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始終勢頭強勁。從起初英國文學的“一枝獨秀”，到美國文學崛起后的“花開兩朵”，到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印度、加勒比海地區及南非、肯尼亞、尼日利亞、津巴布韋、索馬里等多個國家和地區英語文學遍地開花的“眾聲喧嘩”，再到沃萊·索因卡、納丁·戈迪默、德里克·沃爾科特、維·蘇·奈保爾、庫切和愛麗絲·門羅及現在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等“非主流”作家，特別是非洲作家相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國際重要獎項，已經出現了“喧賓奪主”的勢頭。二戰以后，作為“非主流”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非洲文學逐漸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壇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對此我們卻很少關注，學界的研究也非常不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較多跟隨西方人的價值和審美判斷，而具有自主意識的文學評判和審美洞見較少，批評的自覺和自信也相對缺乏。

非洲文學實際上存在相當不同的定義和表達，存在非洲本土文學、西方建構的非洲文學及其他國家和地區了解與理解的非洲文學。中國的非洲文學也在“其他”范疇內，這是由一段時間內的失語現象造成的，也與學界對世界文學的理解有關。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當下學界認定的世界文學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文學，更不具備文學多樣性。盡管世界文學本身就是多樣性的，但我們現在所了解的“世界文學”其實是缺少真正多樣性的“世界文學”，因為真正的文學多樣性被所謂的西方主流文化或者說是強勢文化壓制和遮蔽了。因此，許多非西方文化無法進入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關注視野。

實現真正的文明互鑒

當下的世界文學不具備多樣性。從歌德提出所謂的世界文學，到如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文學，甚至我們學界所接受和認知的世界文學，實際上都不是世界文學的全貌，不是世界文學的本來面目，而是西方人建構出來的以西方幾個大國為主、兼顧其他國家和地區某個文學側面的所謂“世界文學”，因此也就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明互鑒。

文學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之一。文學是人學，它以“人”為中心。文學由人所創造，人又深受時代、地理、習俗等因素的影響，所以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作品囊括了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習俗和心理等多樣性元素，而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區域和不同時代的作家作品更是蔚為大觀，豐富多彩。但這種多樣性并不能在當下的“世界文學”中得到完整呈現。因此，重建世界文學新秩序和新版圖，充分體現世界文學多樣性，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很長時間里，在我國和不少其他國家，世界文學的批評模式主體上還是根據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和學理建構，缺少自主意識。因此，我們必須立足中國文學文化立場，打破西方話語模式、批評窠臼和認識閾限，建構中國學者自己的文學觀和文化觀，繪制世界文化新版圖，建立世界文學新體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明互鑒。與此同時，創造中國自己的批評話語和理論體系，為真正的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實現和文學文化共同體的構建作出貢獻。

在中國開展非洲文學研究具有英美文學研究無法取代的價值和意義，也有利于均衡吸納國外優秀文化。非洲文學已經成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引起了各國文化界和文學界的廣泛關注，我國應盡快加強對非洲文學的研究。非洲文學雖深受英美文學影響，但在主題探究、行文風格、敘事方式和美學觀念等方面卻展示出異質性和差異性，呈現出與英美文學交相輝映的景象，因此具有世界文學意義。非洲文學是透視非洲國家歷史文化原貌和當下及未來進程的一面鏡子，研究非洲文學對深入了解非洲國家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等具有深遠意義。（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征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另外，站在中國學者的立場上，以中國學人的視角探討非洲文學的肇始、發展、流變及譜系，探討其總體文化表征與美學內涵，對反觀我國當代文學文化和促進我國文學文化的發展繁榮具有特殊意義。

厘清三種文學關系

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文學文化的養分，對于繁榮我國文學文化、滋養中華文明大有裨益，對于“一帶一路”倡議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和中國夢的實現也具有重要意義。我們進行非洲文學研究，應厘清主流文學與非主流文學的關系、單元文學與多元文學的關系及第一世界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關系。

首先，厘清主流文學與非主流文學的關系。近年來，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重心已經從以英美文學為主、德法日俄等國文學為輔的“主流”文學，一定程度上轉向了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特別是非洲文學等“非主流”文學。這種轉向絕非偶然，而是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是百年難遇的新時代的大形勢使然。它標志著非主流文學文化及其相關研究的崛起，預示著在不遠的將來，“非主流”文學文化或將成為主流。非洲文學當然指的是非洲作家的文學創作。非洲作家流派眾多，作品豐富多彩，不能忽略這樣大體量的文學存在，或只是聚焦西方人認可的少數幾個作家。同中國文學一樣，非洲文學在一段時間里也被看作“非主流”文學，這顯然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左右。

其次，厘清單一文學與多元文學的關系。世界文學文化豐富多彩，但長期以來的歐洲中心和美國標準使我們的眼前呈現出單一的文學文化景象，使我們的研究重心、價值判斷和研究方法都趨于單向和單一，使我們受制于他者的眼光，成了傳聲筒，患上了失語癥。我們有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文學存在的多元化和多樣性這個事實。非洲文學研究同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意義一樣，都是為了打破單一和固化的刻板狀態，重新繪制世界文學版圖，全方位呈現世界文學的真實樣貌。

的確，非洲文學較早進入了西方學者視野，在英美等國有著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我國的非洲文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然而勢頭比較強勁。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需引起重視，那就是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不能像對其他外國文學的研究，尤其是對英美德法等所謂主流國家文學的研究一樣，從文本選材到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甚至到價值判斷和審美情趣，都以西方學者為依據。這種做法嚴重缺少研究者的主體意識，因此也就無法在較高層面與國際學界對話，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外國文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

最后，厘清第一世界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關系。如果說英美文學是第一世界文學，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包括亞洲的日本文學是第二世界文學的話，那么包括中國文學和非洲文學乃至其他語種和地區的文學在內的文學則可視為第三世界文學。這一劃分對我們正確認識文學現象、文學理論和文學思潮及其背后的深層思想文化因素，制定研究目標和相應策略，保持清醒判斷和理性思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實際上，目前真正呈現給我們的非洲文學，首先是西方特別是英美世界眼中的非洲文學，其次是部分非洲學者和作家呈現給我們的非洲文學，最后才是中國學者在接受和研究了西方學者和非洲學者成果之后建構出來的非洲文學，這與真正的非洲文學還相去甚遠。我們在對非洲文學的認知和認同上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不應是劍橋或牛津、哈佛或哥倫比亞等某個大學的相關研究的翻版，不應是轉述殖民話語，不應是總結歸納西方現有成果，也不應致力于為西方學者的研究做注釋、做注解。中國的非洲文學研究者應展開田野調查，爬梳一手資料，深入非洲本土，接觸非洲本土學者和作家，融入非洲文化腠理，植根于非洲文學文本，從而重新確立研究目標和審美標準，建構非洲文學的坐標系，揭示其世界文學文化價值，進而體現中國學者獨到的眼光和發現。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應以中國文學文化為出發點，以世界文學文化為參照，進行跨文化、跨學科、跨空間和跨視域的學理思考，積極開展國際學術對話和交流。

世上的事物千差萬別，這是客觀情形，也是自然規律。世界文學也是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要正確進行文明學習借鑒”。故而，我們要以開放的精神、包容的心態、平視的眼光和共同體格局重新審視和觀照世界文學及其文化價值。

尊重世界文學多樣性

和世界上的“非主流”文學特別是非洲文學一樣，中國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被非主流化，處在世界文學文化的邊緣地帶。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沒有中國文學的世界文學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世界文學。讓中國文學文化走進并融入世界文學文化，使世界文學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學，從而用長期以來被邊緣化并處在非主流地位的中國文學去充實世界文學多樣性，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東西對話和文明互鑒。

中國文化自古推崇多元一體，主張尊重和接納不同文明，并因其海納百川而生生不息。“君子和而不同”（《論語》），“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和”是多樣性的統一，“同”是同一、同質，是相同事物的疊加。和而不同，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樣性，是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的傳統。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對待世界文明的四條基本原則，即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尊重各國各民族文明，正確進行文明學習借鑒，科學對待文化傳統。共棲共生，互相借鑒，共同發展，和而不同，相向而行，是現在世界文學文化發展的正確理念。

英語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窄化為英美文學，非洲基本被視為文學的“不毛之地”。這顯然是一種嚴重的誤解。非洲文學有其獨特的文化意蘊和美學表征，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文學也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在非洲這塊擁有3000多萬平方公里、約13億人口的大陸產生的文學作品，無論如何都不應被忽視。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絕不是說諾貝爾文學獎又一次爆冷，倒可以說是瑞典學院的評委們向世界文學的多樣性又邁近了一步，向真正的文明互鑒又邁近了一大步。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19ZDA29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