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化”：兩種文學的整體貫通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具有同源性。在百年發展歷程中，中國兒童文學受到現當代文學的話語支持與方法引領，但其并未喪失主體性。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融合不僅延展了“人學”的內涵，而且刷新了百年中國文學深層的話語結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相似，中國兒童文學內在地包含了“文學現代化”的質素。中國兒童文學既受到現當代文學思潮的引導，又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現當代文學思想、藝術形式的變革。兩種文學有著“一體化”發展的特點，但中國兒童文學并不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附屬部分，它鮮明的“兒童性”“文學性”彰明了其特有的精神品格。中國兒童文學是在百年中國文學所開創的“現代傳統”中發生發展的，也是在世界兒童文學體系中逐漸開啟“民族化”的發展道路的。

遺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并未從百年中國及百年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來考察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要么過分地強調外來力量的影響，制導了“非文學”的撰史邏輯，要么罔顧外在語境，導入了“純文學”的自我封閉之境。對于與其具有相同歷史語境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缺乏勾連的意識，缺乏在百年中國整體格局中區分、辯證和融通兩種文學的思維。其后果是：看似守住了兒童文學的“主體性”，卻因盲視兩種文學的“一體性”而最終走向“自我本質主義”的誤區。學界普遍存在的“低齡化”與“純文學”的理論預設是將兒童文學擠入逼仄空間的文化根由。同時，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也與世界兒童文學的整體格局密切相關。但目前以“在世界兒童文學中”的視域考察中國兒童文學的定位、性質與價值的研究還較為薄弱，難以對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互動作深入探究。

“主體性”：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化的堅守

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看，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就是學科化的開始。為了擺脫寄生的境遇，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化有了脫逸新文學結構的內在沖動，體現出一種析離性：先驅者以“復演論”為理論武器，通過強化兒童與原始人的共同性來增強其與成人文學的差異性。以“不是成人文學”作為界定兒童文學的話語策略，其實質是設置了絕對化的“界限”，切斷了兒童文學與五四新文學融通的可能性。從表面上看，這種分離有助于兒童文學主體性的確立。但以否棄“他者”來建構“自我”的界說方式，無異于削足適履，必然會抑制兒童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對話、溝通。其結果是在“發現了兒童文學”的同時也“孤立了兒童文學”，進而誤入熊秉真所謂“破壞性措置”的理論怪圈中。

“分科立學”是重審中國兒童文學主體性的重要方法與路徑。由于學科的界分，中國兒童文學的特殊性是其獲取學科性的基點。具體而論，中國兒童文學的學科特性集中體現在“中國”“兒童”“文學”這三個關鍵詞上。在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互視時，“中國”是其共通點，共同指向“百年中國”這一特定范疇。兩者一體化運行的基本原理是由共同背景知識所形塑的理論硬核，是一個整體性的知識化結構，而不是局部的、細處的理論構架。在《兒童的文學》中，周作人就從“兒童的”與“文學的”兩面來概括兒童文學概念的獨特性。在發生期，文學思想的深度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標尺，“兒童性”先于“文學性”是兒童文學生成的機制，這種機制既保障了兒童文學的現代特性，也造成了思想對于藝術形式的擠壓。在此后不同的歷史語境中，這一組關系依然如影隨形，貫穿于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化的歷程之中。

百年視域下兒童文學發展的整體觀

“人的發現”是一種嶄新的關于“人”的知識的建構，不僅是五四新文學發生的基點，也是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原點。其內在的邏輯是：唯有先承認“人”（“兒童”）的主體價值，才會產生“人的文學”（“兒童文學”）。從這一點看，五四新文學與兒童文學具有同源性。“人的發現”內含了“兒童的發現”，其之于百年中國文學及兒童文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人學”思想的現代變革上。從“人的文學”到“兒童文學”體現了啟蒙知識分子基于“人學”系統的推演，從而將“人”的內涵擴充至成人與兒童“完全生命”的畛域，兒童文學的發生脫胎于五四新文學的整體話語體系。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到抗戰文學，人的主題被切換為階級主題、民族主題。左翼文學的現代性并未割裂五四新文學傳統，兩者都屬于以啟蒙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左翼文學“大眾化”本身就包含了啟蒙大眾的旨趣。只不過語境轉變后，啟蒙的對象、范圍、力度、方案發生了改變，不僅關注“個人”，更關注人與社會革命、人與民族國家的命運。在抗戰語境下，“個人”“階級”顯得渺小，民族解放較之個人解放和階級解放更為急迫，革命文學作家也迅速轉向。“黨派”與“政見”讓位于“民族政治”及全民抗戰偉業。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在民族文學整體系統中被弱化，融入抗戰文學的主潮中。在“兒童本位”向“民族本位”轉型的過程中，兒童文學表現為一種現實型文學體系和文類秩序，其發展被烙上了時代印記。在此體系下，中國兒童文學在思想層面上更注重民族精神與民族意識，在藝術層面上更注重“民族形式”的探索，賦予了“民族文學”極其鮮明的“中國”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進入新階段。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都被納入國家體制，真正成為一種“國家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創了“人民的文學”新時代。“兒童”是“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新人”的代名詞。一旦被納入教育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偉大工程，兒童文學就成為“人民事業”的一部分，其思想性、教育性就被最大限度地激活。由此，中國兒童文學與當代文學的距離再次被拉近，都被統籌于“人民的文學”的大范疇內。

新時期文學的“重構”主要表現為重新理解人、人民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使命、作用，重新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的主體性”以“人的主體性”為基本前提演化而來。兒童文學界發出“兒童文學是文學”的呼吁，以一種同義反復的語言表述彰顯了文學主體性的自律特質，集中表現出擺脫從屬論、工具論的“去政治化”的美學訴求。此后的“文學向內轉”“語言學轉向”是上述文學去政治化的手段，也是產物。文學主體性的確立極大地解放了文藝生產力，文學迎來了新時期的繁榮。

1990年代的現代性話語是作為反思1980年代現代化敘事和啟蒙主義論述的思想資源被引入的。相對于1980年代中國文學那種以顛覆與革新為主線的思想局限，1990年代中國社會的多元形態所呈現出的思想形態是前一階段所掌握的思想方法無法解決的。市場經濟帶來的中國文學邊緣化無法再啟用“思想事件”來解決問題。這種邊緣化的窘境既有整個社會文化生態的制導，也有知識分子的分化而衍生的文學認知。1980年代提出的“兒童文學回到文學”的方法已不適應1990年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變化，逐漸被“兒童文學回到真正的兒童文學”取代。

進入新世紀，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已成為“世界文學”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全球華語文學創作的中心。在這種格局中，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有三個著力點：一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的視野，二是世界文學與文化的格局，三是中外兒童文學交流與傳播的空間。這三個著力點決定著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坐標，是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的三維空間。

新世紀中國文學不再是“追趕”式地融入世界文學，而是全球文學跨語言閱讀的重要結構性要素。一種不是依靠“身份政治”優勢，而是依靠本土經驗的書寫，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學釋放自信力的手段。

面對童年文化、消費文化和媒介文化的相互作用，新世紀兒童文學從兩個層面開啟新探索。一方面呼吁立足中國本土現實情境來書寫“中國式童年”。這種精神認同是兒童自我身份認同的核心，它通過文學方式隱喻地言說作為“中國人”應該是怎樣的，即為兒童打好“精神的底子”。另一方面提升童年的文化含量，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去探究更闊遠的未來文化圖景及精神家園。這種探索深植于中國民族化的土壤，但主題是世界性的，精神是人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