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空的云朵緩慢地升降、變形、飄散中，黃昏逐漸轉為黑夜。在你關注天空的幾個瞬間里，若遠若近的西邊天地之間一定有特別澄明的晚霞在作黑夜之前的渲染。這個時候，近在咫尺的池塘也發生變化，遠處的余暉似乎也回光返照在深黛色的水面上——這是我青少年時期在鄉村田野上時常見到的風景，后來，我在江南的池塘邊上又辨析出當年的光景。

我向往南方。但南方太遙遠和遼闊了，我的心思在江南一帶。這可能與我父親說到的“三槐堂”有關，父親記得曾祖父堂屋匾額上的三個字。我們真的是從明朝洪武年間從蘇州閶門北遷的嗎？我發現了我們家和鄰居在某些習俗上的差異。我因此而興奮，并開始想像八九百年前的先人如何跋涉。但除了那三個字和以為的差異外，沒有任何經驗支撐我的想像，想像太貧乏了。直到有一天，我從相城荻溪走過，看到了王皋故居，想像才落地。但仍然沒細節和故事。關于自己來龍去脈的記憶是空泛的，只有概念。王皋故居修葺后，當地領導命我題寫“王皋故居”，我忐忑不安地在紙上落下筆墨。

所謂江南，我的見識抵達之處只有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的杭州。我一直覺得，小時候的空間會限制一個人后來的世界。江南的信息斷斷續續，若有若無。我第一次吃到江南的食物，是父親從蘇州帶回來的。這個面包的味道早就忘記了。村上老人說起年輕時候的日子，冬天種過麥子之后，就去江南了。村上有不少人在解放前常常到昆山幫人干活，在河里罱泥。鄰居一位青年在蘇州北兵營當兵，他回來探親時帶了蘇州的粽子糖。太甜了，蘇州的味道是甜的。北兵營在蘇州城的西北，再往西北便是姑蘇城外寒山寺。我第一次去寒山寺，聽到一個和尚說蘇北話，突然覺得寒山寺不在姑蘇城外。那時我曾想，如果參軍，會不會也去北兵營？至于常州，它的“東方紅”手扶拖拉機是我在上世紀70年代見過的唯一現代化的農業機械。物理課老師講解手扶拖拉機的原理，又安排我們去操作，我踉踉蹌蹌被“東方紅”拖著往前走。我的一個中學同學一家是從無錫下放到我們公社的，無錫的泥人、油面筋什么的是她常常惦念的東西。這位個子不高、胖胖的女生是我們班唯一講普通話的同學。南京給我的概念就是《新華日報》，省城也是遙遠的。村上還俗的和尚雨香，他說他之前在鎮江天寧寺。

向往南方的想像中，上海令我戰戰兢兢，所以在后來填報志愿時，我沒有填上海的高校。青少年時期，我能接觸到的奢侈品都來自上海。我讀初中時開始每天用牙膏刷牙，偶爾用的牙膏是上海的“白玉牙膏”，這個牌子的牙膏遠比“中華牙膏”在我們那兒流行。在供銷社是買不到這種牙膏的，它太緊缺和昂貴了，必須找到熟悉的朋友才能買到。在出嫁的嫁妝中，如果有兩支白玉牙膏，所有的人會羨慕和側目，如同看貴婦人的兩顆金牙。白玉牙膏的殼子即使用來賣廢品，也比別的牙膏殼貴些。牙膏殼、破布和各種鞋底是少年時用來換麥芽糖的三寶。如果有白玉牙膏殼，我會單獨挑出來對賣糖的老人說：這是白玉牙膏呢。老人便會再多切一塊麥芽糖給我。那時，我只知道麥芽糖，不知道蘇州還有麥芽餅，像青團子一樣。后來在黎里，我說起麥芽餅，朋友說他們這里叫麥芽塌餅，春天的時令糕點。我仔細搜索，發現奶奶做的團子、米糕、菜飯和蘇州的味道是一樣的。

在上世紀70年代，自行車無疑是奢侈品，猶如80年代初期城里的小轎車。村上的第一輛自行車是外公和幾個村干部在50年代末合伙買的，等我在1974年學會騎自行車時，外公那自行車的殘骸已不知所蹤。外公說，縣人民政府給村上頒獎了，一只掛鐘。外公幾個人去領獎了，捧著掛鐘走了半天帶一夜，早晨才把掛鐘掛到了村部。可能受這件事情的影響，外公他們學騎自行車，然后湊份子買了一輛自行車。外公跟我說這件事時，已記不清自行車的產地，想了想說應當是上海產的。那時只有上海產自行車？想必是這樣。常州的自行車是多年以后才有的。如果有騎自行車到村上來的，通常都是公社以上的干部，或者是郵電局的郵遞員。我們村上有三輛自行車，書記一輛，學校校長一輛，還有一輛是在縣城某工廠上班的老陸的。我曾經向老陸借過一次。剛學會騎自行車，躍躍欲試，聽到自行車鈴聲響了，忍不住跑到老陸家，說：借我騎一圈，就一圈。老陸二話沒說，爽快地借給我了。老陸家住莊北，我由北往南，過了橋，一直騎到學校門口。這是1975年夏天，我初中畢業了，身高一米七五，不要趟車，跨上車，左腳一蹬，車輪就轉動起來。我萌生買一輛上海“鳳凰”自行車的想法就在這個夏天。在外村代課的那些日子，我也很想有一輛自行車來回，但這實在是太奢侈的想法。讀大學時，有自行車的同學開始多起來。好像是1982年，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為了實習，湊了一筆錢，合買一輛自行車。在商量買什么牌子時，我毫不猶豫地說：買“鳳凰”吧。

我現在還沒有戒掉香煙，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如果追溯歷史，或許與我少年時期對“飛馬”和“大前門”香煙的迷信有關。這兩個牌子的香煙，特別是錫紙裝的“大前門”香煙是不敞開供應的，需要有關系才能買到。這個狀況持續了不知多少年，后來不抽這兩種牌子了，流行上海產的“牡丹”香煙，也仍然要找關系才能買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仍然是這樣的狀況。當時一般的人都抽幾分錢一包的“經濟”牌香煙。有海綿煙嘴的香煙很晚才在我們村上稀奇地出現，因此，撿香煙屁股，是我讀小學時常干的一件事情。特別是在冬天，文藝演出和電影多，一散場，就可以鉆到凳子下面撿香煙屁股。如果撿到二十個，是很大的收獲呢。五個煙屁股相當于一支香煙。剝掉卷紙，將煙絲揉散，再合攏到一起，就是一盒煙絲。抽水煙的人，把煙絲塞進煙斗，抽紙煙的人，用煙紙卷好就是一支香煙。

僅僅是牙膏、自行車和香煙，就把一個繁華的上海打造出來了。在1975年暑假之前，我從未有過某一天能夠去上海看一看的想法，因為當時我連縣城也沒有去過。這年暑假，我隨船到了縣城，拿著勾刀，在縣城體育場跑道外，將茂盛的雜草成片割下，再運到船上。這些草是用來漚渣的，它和河泥混在一起發酵，用來肥田。這是中午，城里的人都在午休，我和幾個伙伴站在操場上，揮汗如雨。體育場的入口處在南邊，有水泥框架的門，門前一條東西向的小河將縣城一分為二。過了橋，馬路的右邊是縣委的家屬樓，左邊是一所中學。五年以后的1980年9月，我到這所學校補習。偶爾到體育場散步背書，總會想起自己拿著勾刀站在跑道上的樣子。在臨近考試的前兩個月，我在東方欲曉時，會悄悄起床，獨自一人出了學校門，過了小橋，站在體育場入口的門下，借著昏黃的門燈讀書。這時，我知道，自己有一天會有靠近上海的機會。

1975年縣城的模樣已經讓我進了大觀園，不必說未去的上海將會給我帶來怎樣的觀感。我同學的小姨和小舅在上海工作，過年時常常到這邊來。他們的衣著打扮和我們顯然不同，而且觀念也不一樣。我們在春節的那一天，即使有病，也絕對不能吃藥，因為大年初一早上起來就吃藥實在是不吉利的。我去同學家時，他的小姨打噴嚏不停，同學的舅舅就把藥拿出來，說感冒了，趕快吃藥。同學的媽媽說，大年初一，吃什么藥。上海的姐弟倆都笑了：姐姐還迷信呢。弟弟倒了水，姐姐吞了藥。因為有親戚在上海，同學家的糖果和我們村上的人家都不一樣。我們吃硬糖他們吃軟糖。軟糖是牛奶糖，我吃了以后才知道牛奶就是那股味道。我不喜歡軟糖，不僅是味道，關鍵是會黏在牙齒上，很難受。但軟糖的糖紙我非常喜歡，可以用它折成一個舞蹈的傣族姑娘，有幾年我特別喜歡折紙。

我那時非常奇怪，上海人為什么每年要到鄉下過年，不必說生活上的差異，光是路途勞頓就非同尋常了。而且要來，都是成雙結對。終于有一天，我從同學那里知道，上海的住房太擁擠了，他的小姨和姨夫、小舅和舅母也不能經常住在一起。舅舅結婚很長時間了，還不能懷孕，舅母歸咎于不常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也十分慌張。這樣的說法，在我到蘇州以后，完全認可了。我從小巷子里走過，看到貼著紅雙喜剪紙的窗戶，里面是個很小的房間，不用進去看就知道它很小，因為整個房子就那么大的空間。多數城里人也用馬桶，早上的公共廁所從來是擁擠的。即使在蘇州這樣已經算文明的城市，幾乎所有的公廁都異常骯臟。這樣的狀況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觀。1982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下了火車站，我在擁擠不堪的人群中挪著腳步，這才知道當年對上海的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有的向往，其實都是對貧困的釋放。在1981年那個躁動不安的暑假，我開始準備去讀大學的行李。盡管那不是理想之地，但畢竟是新生活的開始。以當時村莊的收入，要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湊齊是不容易的，還要買一張去蘇州的汽車票。首先是要置一只箱子，當時的村莊根本沒有皮箱子的概念。父母親找到了幾塊木板，木匠朋友到家打了一只木箱，又帶到鎮上，父親的另一位朋友幫忙油漆了。箱子拿回來時，我感覺就像嫁妝。這個箱子直到我大學畢業時帶回，我的小弟弟又帶它去讀書了。生活必需品差不多齊全時，我還是堅持帶上了高中畢業后就開始穿的一件綠軍裝，這是我最得體的一件上裝。1981年秋天到來時，我就穿起了這件上裝，在學校亭子里拍照。

家里人知道，我還差兩樣東西：一塊手表，一雙皮鞋。但我已經覺得很滿意了。父親想起，他年輕時候曾經穿過一雙皮鞋，從箱子里翻出來，發現鞋底已斷裂了，鞋幫與鞋底也差不多脫落。我還是好奇地穿了，在堂屋里走了兩三步，皮鞋終于散架了。我穿著涼鞋上了長途車，江南在我的前面，我把所有江南的體驗和想像也裝進那只嶄新的木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