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六月，我有一次訪魯迅故居，看見魯迅當年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一切都保持原來的樣子，靠近書桌的壁上掛著藤野先生的照片，對面壁上是集《離騷》句的對聯：“望蜷磁而勿迫，恐鶼鳩之先鳴。”回想起我在一九二六年拜謁魯迅先生時的情景，恍如昨日，但是這中間過了將及半個世紀，祖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時我寫成一首絕句：

四十八年前舊事，笑談虎尾記猶新。大田轉眼迷陽盡，勁草眷華競吐芬。

這里的“迷陽”(即荊棘)、“勁草”、“春華”，都是魯迅晚年詩中用過的詞匯。魯迅用“迷陽聊飾大田荒”形容當時中國人民在國民黨反動派殘酷統治下顛沛流離，田野荊棘叢生的荒涼景象，但是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使他深信中國的革命一定會勝利，他在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為此他寫出“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充滿信心的詩句。而今大地上，荊棘不斷被茭除，代替的是反潮流、頂逆風的勁草與欣欣向榮的春華競吐芬芳。魯迅若是能看到今天的新中國，該會多么感到欣慰呵！我那首詩就是表達這種心情于萬一。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學讀書，從一般的課堂里，并沒有得到多少東西，作為精神的食糧、靈魂的藥餌，則是魯迅與封建復古派和帝國主義洋奴們戰斗的小說和雜文。魯迅的文章，在《語絲》、《莽原》等刊物上幾乎每星期都有新的發表，我們爭購、傳誦、討論，有時也和外地的朋友通信談讀后的感想。可是我們都還年輕，閱歷浮淺，對魯迅深刻的思想和寫作時的心情，體會是很不夠的。此外，則是魯迅每周一次的講課，與其他枯燥沉悶的課堂形成對照，這里沸騰著青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這本是中國文學系的課程，而坐在課堂里聽講的，不只是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別系的學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還有從外地特地來的。那門課名義上是“中國小說史”，實際講的是對歷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有人聽了一年課以后，第二年仍繼續去聽，一點也不覺得重復。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我第二次聽魯迅的課時，魯迅一開始就向聽眾交代：“《中國小說史略》已印制成書，你們可去看那本書，用不著我在這里重復了。”同時，他把他翻譯的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抽印的活頁發給我們，作為輔助的教材。但他也并不完全按著《苦悶的象征》的內容講，主要是發揮他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和意見。我們聽他的講，和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辟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近幾年，我們批判孔丘，開展儒法斗爭歷史的研究，我不禁想起魯迅在課堂上講過的關于秦始皇和曹操的評價。他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志演義》糟踏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象禰衡那類狂妄的小丑，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我對于魯迅先生的敬重，隨著他與北洋軍閥和為其效勞的“正人君子”們的斗爭的深入，與日俱增。我想去拜訪他，但由于自己感到渺小，怕干擾他的工作，幾次都欲行又止。只是把

與幾個朋友合辦的文藝刊物按期送給他，有時郵寄，有時在聽講后面交，面交時也不曾說出自己的名姓。直到一九二六年四月，魯迅發表了《野草>最后的一篇《一覺》，對我們的刊物給以很大的鼓勵，我十分激動地讀了這篇散文，才增強了我訪問的決心。

那時，北京籠罩在極其混沌、黑暗、恐怖的氣氛中。北洋軍閥段祺瑞在三月十八日大肆屠殺青年學生，又下令通緝所謂“暴徒首領”，隨后謠諑紛紜，流傳通緝人數竟達五十名之多，其中也有魯迅。在四月底，魯迅曾在法國醫院避難。現在從《魯迅日記》中知道，在四月三十日夜里他曾回家一次，五月一日的晚間又去醫院。也正是五月一日的下午，我和一個共辦刊物的朋友訪問了魯迅先生，那時我們并不知道魯迅在外避難，而只是這一天在家里。我們走到魯迅先生門前，女仆把門打開，看見我們的面孔生疏，有些猶疑不定，她不說在家，也不說不在家，經過我們懇求，才進去通報。但魯迅先生對我們熱情接待，絲毫沒有流露出在避難中暫時回家的神情，他跟我們談到我們的刊物，談到俄羅斯的小說，并問我們共同辦刊物的幾個朋友的情況，占去了他多半個下午的時間。他的談話親切而隨便，后來我們再次訪問時，青年人在敬重的前輩面前常有的拘束之感很快便消逝了。我們提問題，他都給以中肯的、明確的回答。我們也曾問到壁上那個西裝的日本人的照片是什么人(那時他還沒有寫出收在《朝華夕拾》里的《藤野先生》)，他便把他和這位日本醫學教授的關系講給我們聽，懷著深厚的感情。他的談話風趣橫生，并不講述什么“大道理”，但我們從他那里回來，每次都感到有了寶貴的收獲，聽到了在任何一個別的地方所聽不到的話。

一九二六年暑假，魯迅已決定去廈門，我不在北京，我的幾個朋友去看他，他取出一本德文譯的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叫他們轉送給我。我不記得在什么地方讀到過，魯迅在日本留學編譯《域外小說集》時，也曾有過翻譯《當代英雄》的計劃。他自己沒有譯出，希望有年輕的人能譯出。萊蒙托夫的這部小說，后來有兩三種中文譯本，但是我卻辜負了魯迅先生的盛意，并沒有翻譯，只是把這本魯迅先生的贈書一直珍藏到現在。

一九二七年以后，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深入發展，魯迅的思想起了巨大的變化，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現在他的著作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射出更為燦爛的光輝。

在我們祖國，山河再造，思想更新，個人的往事變得十分遙遠，越遠越微小，小得微不足道，惟有青年時期跟魯迅先生的一些接觸，以及從他那里得到的啟示和教益，并沒有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消逝，反而倍感親切。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

（原載1978年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魯迅回憶錄》第一輯，后收入《馮至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