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桑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08月

ISBN：9787532179343

定價：48.00元

四、寫作始于一次分神

那么，寫作，之于我，到底是什么？寫作只是如實寫下自己經歷了的生活？還是去重新構造自己、改變自己？或是用另一種方式來生活著當下的生活？

胡桑是我的筆名，諧音于湖桑，后者是我老家湖州的一個桑樹品種。家里的房子后面生長著一大片浩瀚的桑樹林。我曾經一直漫游其中。我在大學時開始使用這個筆名，漫游在異鄉，我卻與自己的故鄉和解了。我不想只生活在原名里。筆名是生活的增補和溢出。這種方式類似于寫作。寫作始于一次分神、忘我、偏移、構造。無可奈何的是，這又會被誤解為一種試圖逃離、甚至缺失了責任的寫作。但是這個筆名還有一層意思，我想要去轉化當下的生活，而不是逃離。因為我保留了我的姓，這是我與親人、生活、故鄉、土地的聯系。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曾在一個訪談中說過：“寫作是我理解人生的一種好方式。只有寫作，我才能理解人生。通過寫作來理解自己和家人所經歷的不幸。通過寫作正確地了解生存境況。在寫作時，很多事情變得清晰了，越寫越覺得寫作確實是應對失落、毀滅與生存的好方式。”通過寫作，我理解了自己和他人。那些幸運的、不幸的記憶都可以在寫作里融解而煥發出如夢似幻的氤氳，讓我激動不已，又恍惚迷戀。不過，終我收到了明亮日子的邀請。

寫作者是通過他者而成為自己，一個更豐盈的自己，關于自己的自己，一個元自己。我在寫作中一直試圖抵御頑固的本土、地方、民族，不想讓自己成為貼著地域標簽或民族標簽的作家。當然，我并不排斥自己身上的地域性或民族性，但前提是，我需要一種開放的地域性或民族性，讓寫作保持游走的流動性。我的散文集《在孟溪那邊》就是往這個方向努力的文本。孟溪就是我生于斯、長于斯的那個村子。世界文學則讓我得以辨認自己的封閉與貧乏，從而去渴慕敞開和流動。

只是當初我誤以為世界文學將我引向了另一個外在的世界。如今我驀然回首，悟出這個世界其實是從當下生活中發展出來的一個世界，一個更具有可塑性的世界，它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它是流動的，而不是凝固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猶如星叢，相互彌補、牽引，共同構筑了世界文學空間。當然，這是一個烏托邦。目前的境況是，巴黎、倫敦、紐約或者柏林充當著世界文學的權力中心。

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們去閱讀來自巴黎、倫敦、紐約或者柏林的文學作品，我們通過閱讀他者而更加豐盈，甚至我們必須閱讀，不然就只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于凝固的語言之井。這絲毫不妨礙我們用漢語寫作，甚至更需要我們用漢語寫作。因為，通過漢語，我們才能呈現這片土地上的生活，而通過外語或者翻譯中的漢語，我們能夠讓這片土地上的生活有了鮮活游動的層次。自我不是他者的影子，他者更不是自我的鏡像，他者是的，永遠保持著陌異，因而能夠糾正自我的妄自菲薄，打開封閉的自我。他者，因為其陌異性，也讓我們看到了生活中殘忍的法則、權力和束縛性的力量，因而可以讓我們去揭示，甚至去反抗，去消解那些龐然大物。

他者永遠保持陌異，糾正自我的妄自菲薄。

取道世界文學，我開始重新打量眼前的、當下的生活。我曾經渴望的其實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陌異的、變形的內在生活，超越束縛在日常認知中的生活，不斷被“翻譯”著的生活。我還想說，這是一種反抗民族、國家、文明中心的“翻譯”，不僅反抗西方這個中心，也反抗著中國這個中心。寫作，即轉化、提煉當下生活，并非臣服于趨向中心的生活，而是揭示去中心的、塑形著的生活。在這樣一種寫作中，我又開始愛上了當下生活。翻譯，讓堅不可摧的壁壘、鐵絲網、圍墻、戰壕土崩瓦解，讓語言流動起來，讓每一個人的生活流動起來。

寫作讓我們克服（而不是舍棄）了當下現實，克服了其封閉性和束縛性，給了我們一種想象別樣生活的可能性，去構造另一種更敞開、無限、流動的生活的方式。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世界文學”這個概念。“世界文學”能夠解放寫作，正是因為它的異質性。它是在民族之間產生的，是在翻譯之中形成的，它永遠不可能超越翻譯，也不會凝固于一個中心——趨向中心的翻譯也應是對中心的進攻、滲入、占有和棲居，是對中心的瓦解，對固有語法的擾亂和增殖。翻譯意味著相互的改變和塑造。不存在一個中心可以凌駕、侵吞其余的語言、民族、國家和文明。世界文學是包容異質性的文學，而不是排斥異質性的文學。我們需要世界文學。可能的生活不是想要排擠當下的生活，而是更好地認知、提煉、改造當下的現實生活，拆解其幽暗不明的那些束縛性的法則。我們需要可能的生活。寫作就是去中心的，朝向他異的，朝向陌生的，朝向可能生活的語言行動。

文學是什么？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寫作者需要回答的。如果文學可以是一切，那就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沒有意義。從廣義而言，文學可以是一切表達，進一步而言，是一種創造性的表達。文學對創造性的表達有著天然的執著。什么叫創造性表達？倘若文學只能用固有的語法和詞匯去書寫一種特定的、一成不變的、無從改變的生活，就失去了意義。文學總是對某種生活、某種特定的書寫進行糾正甚至超越。文學作為表達，可以是政治的，哲學的，審美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超越創造性的表達本身。文學是對語言建制的不斷更新和超克。語言所傳達的精神一經流散，就無從徹底根除。不過，漢語具有強大的變形能力，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文明可以在現代徹底地重新開始，但需要對漢語的表達形式及其精神內容的建制不斷地改造。漢語自古以來就是一門極為開放的語言，不斷在吸收中變形，卻沒有被任何一種外來語代替。變形和翻譯要在星叢關系中完成，而不是在趨向中心的運動中懶惰地完成，不能將自己整個地交出去。

我們應該有勇氣去變形，而不是回避。在實踐中，可以吸納他者的力量，但不是復制他者。如果我們一直讓文學只表達一種生活，一直用一種方式表達同一種生活，那么文學的創造性就消失了，生活的頑固的暴力也就變得不可一世。我們也不能直接搬運一種外在的生活。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作家必須書寫何種生活。外國文學的意義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表達，表達同一種生活的不同方式，或者重新審視同一種生活的不同方式，同時會形成認知的開放性和流動性。這樣的外國文學屬于世界文學。但是，如果外國文學成為了寫作的模板，固定的形式，那么，它就已經背叛了世界文學。我從來沒有拒絕過去關注生活，或者說，從未停止過熱愛生活。不管熱愛何種生活，但是文學作為一種書寫手段，必定擁有特殊的形式和方法，我們不能忽略這個形式和方法。熱愛生活，首先是去感受生活，深入認識生活的面貌。外國文學所提供的方法，必須在我們自己的語言和生活中改造、變形，必須被熔煉成我們看待自己生活的方法、感受我們自己生活的能力。任何具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都是還原了而不是縮減了生活的復雜性，都展現出對生活本身的不可約束的想象力。我們需要面對當下生活的倫理和政治。一個作家，除了能夠寫作，需要完成生活所要求的其他職責：倫理、政治的職責。作家不應該只能夠寫作。

在“世界文學”的時代，寫作仿佛成了能夠跨越邊界的事情，不僅是跨越語言、民族、文明的邊界，也能跨越階層的邊界，年齡的邊界，性別的邊界。如此，寫作浩大、開闊，在邊界上任意穿行。不過，說到底，寫作依然是一件自由的、自然的事情，起源于一個人對語言和表達的愛，一份屬己的愛、權利和快樂。只是當每個人想要去探索寫作的尺度，就要調適和語言的關系，辨認自己的語言能力和語言特征，聯結文學傳統、當下生活，建立與他人及其共同體的關系，穿越重重邊界，從陌異語言及其文明那里吸收潛能。在這樣的尺度里，寫作是公共的事情，不僅可以討論，甚至可以判斷、爭辯。但這依然不影響屬己的權利和快樂。正是這樣的權利和快樂一直激勵著我去閱讀，并寫作，寫下我在閱讀中的發現，寫下日常中錯綜復雜的語法和規則，寫下生活賜予我的生命的律動，以及思想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