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于是有人慨嘆，以為青年們對于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于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嘆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斗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志《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并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并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

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

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斗爭，和“××”的×××斗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斗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后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源于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后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漸為昭示后世計，自藏其鋒铓。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于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于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于期刊的斗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于《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斗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愿為弟子者綦眾，至于倉皇制《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斗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戰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