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魯著，宋爽、張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492頁，79.00元

這些年來，每每看到一些鮮活青春的生命因不堪承受之重負而凋謝的新聞，甚至看到那些仍嫌稚嫩的筆端之下溢出的決絕和控訴，就不由想起“漁夫和魚”的童話故事。當事者迷，旁觀者清。只有跳出來看才會發現，很多父母以“我都是為了你好”之名對子女所投射的期許、施加的壓迫，和漁夫家那個永不饜足的老太婆并無二致。在無限貪婪和內卷過后，一切歸零、回到原點。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日益增長的、沒有底的，教育的軍備競賽也是看不到頭的。什么時候知止，什么時候放過自己，什么時候求得解脫，是身處局中和自以為已經跳出局外的父母們都需要不時反身自問的。

兩個階級，兩種教育模式

時下，正是再讀安妮特·拉魯的教育社會學名作《不平等的童年》的大好契機。拉魯是專攻社會分層、家庭教育和兒童研究的社會學家。她在這部代表作中，通過一種沉浸式的“自然主義”觀察，對十二個九至十一歲孩子的家庭做了調研，又在十年之后做了跟蹤重訪。她調查訪談的時間約在1994年至1995年，那么這些孩子大體是出生于里根時代、成長于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八〇后一代（可比照1985年至1992年間美國熱播電視情景喜劇《成長的煩惱》）。這十二個家庭也覆蓋了不同種族膚色，但在拉魯看來，種族問題雖在，決定性的因素仍是階級。她從階層上分了兩大類：中產階級家庭，工人階級家庭和貧困家庭。兩者對應著兩種不同的教育模式，中產階級家庭對孩子進行“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工人階級家庭和貧困家庭則傾向于選擇“成就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模式。

拉魯的兩模式論本身并不新奇，我們幾乎可以從現代化歷史進程早期以洛克《教育漫話》和盧梭《愛彌兒》為代表的兩種傾向中覺察到這種教育思想的分野。洛克主張父母對子女具有教養規訓之責任，是從如何衣食起居“多喝水”這類生活常識到待人接物“有禮貌”，幾乎是事無巨細地撰寫了一部現代紳士養成指南。盧梭則取自然主義的立場，提倡尊重兒童的身心及本性，不能用各種枷鎖束縛他們，讓兒童過其應有的生活。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國社會和拉魯所觀察到的美國八〇后一代的童年成長軌跡，競爭的烈度已遠非洛克、盧梭的時代所能相比。為了確保自己的子女將來在進入社會時，能夠搶占先機、積累更多的文化資本、擁有更豐富的體驗閱歷，中產階級家長們“以時間換空間”，針對美國的“升學流程”和職業生涯規劃，早早地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即開始“謀篇布局”，將每一個周末排得滿滿當當，打卡簽到各式各樣“有組織的社會活動”。中產階級孩子在這種環境場景里學習，實際上是提早且加速其社會化過程，更早形成對社會角色和職業分途的認知。兒童與成人世界的界限變得模糊，孩子更傾向于從相對平等的身份和質疑的態度與成年人對話，孩子也在這種頻繁的家庭內外交往和溝通中錘煉思維邏輯的嚴謹性和話語表達的熟練度，進而生成一種優越感。

相對而言，工人階級家庭和貧困家庭在經濟上的困窘，使得家長們始終以謀生養家作為中心任務，對孩子教育的過問相對較少，更像是一種放任的自然狀態。在他們看來，孩子就是孩子，無需也無暇被當作“小大人”來看待和培養，教育孩子是學校的責任。這種情況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的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課余時間，但沒有自控能力的狀態下，自由支配的時間只是被投放到看電視上，這是九十年代中期孩子課余的主要娛樂活動，家長與學校的協同配合上也問題多多。孩子也容易在與那些能說會道、見多識廣的同齡人的比較中，形成一種局促感、自卑感和不信任感。

中國教育背景下的“拉魯問題”

身處今日中國的教育焦慮之中，初讀這本《不平等的童年》，很容易“走火入魔”。豆瓣上就有一位讀者痛心疾首地用“我幾乎沖動到要跟每個提倡自然生長理論的家長談及此書”為題，呼吁家長們千萬不要以什么“給孩子一個快樂童年”為借口，任孩子在沒有指點的環境下迷失。

我們有必要在中國語境下和中國教育改革的格局中，厘清一些根本差別，提出一些值得我們思考的真問題。

一、我們需要怎樣的協作培養？

中國教育政策中經常使用學校、家庭、社會三分法，主張三者三位一體的理想狀態。實際上，三分法中的社會一維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縫隙中逐漸發育和壯大的。而學校和家庭之間，重心在單位制的學校。當指令性計劃和單位制仍然強大的時候，當市場社會結構還沒有形成之時，童年，相對來說還是“眾生平等”、無憂無慮的那個童年。今天需要一紙文件來規定小學生放學時間需要與家長下班時間盡量趨近和接軌，而在九十年代初的各地，這是一個理所應當的基本配置，那時把下午三點以后的兩節課時間叫做“晚護”，也就是在班主任看護下，學生自習，或參加學校組織的興趣活動。

無論是拉魯描摹的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國，還是當下的中國，學校方面的基本態度，都是希望家庭、父母深度參與孩子的成長。當然，從善意的一面解讀，教育本就離不開家庭這個第一責任主體。不過，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學校“甩包袱”給家庭這種情形。至于大規模校外培訓機構崛起成為代表性的社會力量，實際上“學校、家庭、社會”的三位一體中，家庭就成了可以任人“宰割”的最吃重一環，同時也是這個體系的最不能承受之重。

毋庸諱言，協作培養模式中的協作，不僅體現在學校教育的目標和方法上需要而且也得到了中產家庭的配合，也體現為教育流程的標準制定上，后者實際上有著潛在的話語和地位優勢。不要說那些“貴族學校”，就是一般的學校，其課程設置、課余活動安排，整體上也是傾向于通過教育無縫對接成年人與未成年人，讓后者通過教育的規訓，以期更好融入年長者的世界，培養社會交往和話語表達能力。越趨向于現代，中產階級的標準越趨向于適應語言說理，至少是擺出一副講道理的架勢，中產家庭中的父母子女關系表現為一種形式上的平等（一切經過說服，以理服人，當然有時也會出現無謂的狡辯和廢話連篇）。事實上，無論是前些年的自主招生面試還是近些年的綜合評價錄取面試，邏輯思辨和表達能力都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茶壺煮餃子——有嘴說不出”必然是一個短板。知識見地、說理表達、人情練達，特別是與年長的成年人打交道落落大方、不怯場的素質，幾乎是學校教育和中產家庭日常生活中家長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重點。

二、我們需要怎樣的成就自然成長？

做完了一天的功課，我們來盡情歡樂。讓孩子獲得成就的自然成長，不香嗎？這取決于教育政策整體和局部之間的博弈，也就是這些年來教育部門一直在說的教育特別是作為一項基本保障的義務教育需要“均衡發展”，還需要“優質均衡發展”。教育的非均衡，表現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也表現在不同階層之間。教育是增進社會流動、促進公平正義的一個重要渠道，但全國一盤棋、城鄉一刀切，一點不顧及起點的巨大落差、先天的嚴重不足，顯然也有失公平。以仍在深入推進的高校綜合評價錄取和截至2020年被中止的自主招生模式為例，僅以同一城市為界限，不同學校之間的學生就存在著因學校師資、開設課程、綜合素養拓展等方面引起的差異（這種差異顯然主要歸因于學校而非學生），遑論不同城市、跨區域的深入比對了。

對工人階級家庭與貧困家庭來說，將義務教育階段的子女“托付”給學校，是無可奈何之舉。旁觀者對他們的刻薄指摘，在廉價輸出自身的道義優越感之余，也一道撕下現代社會的基本體面，暴露了現代教育規劃與決策的大權操之在誰的實相。

我曾有在原國家貧困縣掛職參與教育扶貧的親歷。要擺脫貧困，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勞動力輸出，背井離鄉外出務工，家庭經濟改觀了，但留守兒童也產生了。隔代培養難免溺愛，幾乎是在前現代的生活和學習節奏下，孩子們當然快活，反正有大把時光。但此種快活以父母角色的缺位為代價，兒童的成長過程中缺少與年長自己二十多歲的人打交道的經驗，這卻是城市中產家庭的孩子在家內家外、課內課外、校內校外純熟于胸的訓練。拉魯意義上的那種局促感，在脫貧攻堅時期的中國鄉村，主要表現為留守兒童這種看似自然成長但也缺少章法的野蠻生長。

城鄉兩顧，相得益彰

就我國的情形而論，無論怎樣以協作培養為名，家長對子女教育的參與，其重點不應降維到子女作業由家長代勞這種相當low的層面上。而成就自然成長模式下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放手，也不應該成為父母嚴重脫離子女教育的留守兒童模式長期存續的借口。

兒童的“誕生”、童年價值的“發現”，是一個相當晚近的事件。在漫長的前現代時期和早期現代社會中，兒童要么早早被視為成人的預備隊而接受嚴苛的訓練、行禮如儀，要么被視為家庭生產函數中的一個重要變量，參與到家庭財富的創造活動之中。好不容易跨過了基本的生存陷阱，兒童有了自足性的價值，又由于父母對填補自身遺憾的投射和對未來激烈競爭的預期，陷入無休止的教育軍備競賽的漩渦。

與拉魯觀察的美國八〇后不同，中國八〇后的教育模式，大約相當于拉魯提到的美國六〇后一代，整體上是在自然成長的邏輯下“散養”而成的。如今，這一代人也已為人父母，但他們卻不會有多少理解之同情，“雞娃”的程度難以想象。拉魯對兩個群體、兩種教育模式的觀察和評判，破除了美國夢的神話，實際上也講述了現代化的邏輯在家庭這個層面的表現，即家庭的“合理化”過程是怎樣打破原有的自然主義的教育邏輯、學習節奏和娛樂方式，進而誘發教育觀念和政策行動上的深刻變革。

一管就死，“死”到助長惰性、成為“扶不起的阿斗”；一放就亂，亂到“早當家”的平民子弟沉迷于各類電子游戲而荒廢學業。如何既保證教育的基本公平和人才培養和選拔的嚴肅性、權威性，又能夠兼顧現階段城鄉之間的現實差異，讓城市與鄉村的子弟各有其靈氣、保持其特色，尊重自我又賞贊他人，各美其美而美美與共，特別是讓農村的孩子也能夠如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一樣，自信豪氣地講出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人生閱歷？

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在社會主義的敘事傳統中經歷過一個變化過程。五十年代是“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八十年代是“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教育思想，2018年的全國教育大會的新表述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些大詞背后的指向，是趨向于增進城鄉理解，逐漸縮小乃至夷平階層差距。“貴公子”逍遙遠遁，“做題家”蝸居小鎮，不同階層的人群孤芳自賞，封閉在自己的舒適區內坐井觀天以至于不能一覽真實中國之全貌。理想狀態應是，在城望鄉，在鄉望城，城鄉兩顧，相得益彰。

扶貧的時候，我曾在學校支持下，選送過一批優秀的貧困縣高一學生來上海參加“財經素養公益冬令營”，我深知他們對此是頗為陌生、既興奮也不免有些膽怯的。臨行前我鼓勵他們，講了三條：

一是抓住機會，開闊眼界。之所以選高一的學生，就是因為你們可塑性正強，敢折騰，肯探索，有夢想。很多人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去上海，百聞不如一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帶著問題去閱讀上海，去感受上海。

二是厚積薄發，有備無患。新高考改革從你們下一屆開始，但最近幾年就已經在高考命題、試卷的難易程度和其他導向上起變化了。課外閱讀量的大量增加，對學生綜合素質的要求極大提高，都是既成事實。這就需要把綜合素養的提升當作一回事，你們雖然是貧困縣的學生，但你們的游學不是窮游，也不是玩耍，正是有意識補足短板，種下種子。

三是大膽表達，真誠交流。這類活動的課程設置非常具有開放性和前瞻性，絕不是那種傳統課堂教學的單向度灌輸，一定有很多互動、討論、交流的機會。應該敢于表達、善于表達，而不要妄自菲薄。你們固然來自貧困地區，但你們并不差。你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能干的父母，農民，既會種田、又會做工、還會蓋房子、還會開挖機、還會做小買賣，什么都會干，一身的本事。其他地區特別是發達地區的高中生，在某些見聞上勝過你們，但在某些方面也未必，你們抬頭就看得到綠水青山，從小就浸潤于世界文化遺產，你們是獨一無二的。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對等交流、取長補短、增益其所不能。

對國家來說，城與鄉，是手心手背的問題。任何教育者，無論身處城鄉，身處教育的任何學段，都應當從對學生成長負責任的態度，對一些固有觀念祛魅，讓他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形成健全的人格，引導他們理性、健康地形成自己的判斷力，而不宜用土豬與白菜一類不恰當的比喻去潛移默化，導向一種內卷甚至內斗，人為加劇和制造新的城鄉隔閡與階層對立。

2020年第11期《求是》雜志刊發的《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一文提出：“目前，我國約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絕對規模世界最大。要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作為重要政策目標。”筆者堅信，本輪教育改革的基本出發點與立足點，是旨在與國家在未來的十五年到三十年內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目標相契合的。正因如此，在改革的推進過程中，研究和汲取西方國家教育政策變遷的經驗、避免他們走過的彎路乃至墜入的陷阱，尤具當下的針對性、緊迫性。而《不平等的童年》一書警示我們的一面在于，如何確保政策制定的階層普惠性？如何避免教育軍備競賽由學科類轉向非學科類？當體育、美育等某種程度上需要更多物質和精神投入才能取得成效的課程，在兒童成長升學各環節中的評價權重趨漲后，如何用好考核評價的新指揮棒？高收入群體甚至不需要指揮棒，類似《三十而已》中的那種馬術班之類，即便與考試無關也被熱捧。而一旦按照中等收入群體的尺度來定義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游泳、琴棋書畫之類的體育和藝術培訓，是否會成為地無分城鄉、家無分貧富都要加大投入的標配課程？經由“做題家”改變命運的小鎮青年落腳城市后，作為新市民，對子女教育的心態大抵是既不希望重走自己瘋狂刷題、投入低水平重復勞動的老路，也不敢完全“躺平”，“坐吃”身份政治的老本，此種背景下出臺的“雙減”教育新政，是否有助于引導這些新市民家長們養成一種理性平和的育兒觀念？

這些問題，這本二十年前的作品也不可能給我們提供現成答案。教改遠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