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故事結束在一個新的開始》

作者：張悅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8月

ISBN：978-7-5594-5714-1

定價：55.00元

雅各的角力

雅各的角力，這個看起來有些奇怪的題目，或者可以表達我對寫作的理解。

從事寫作，與我的個人經歷有關。我大學的時候在新加坡讀計算機，而寫作只是藏在心里的一個愛好。新加坡對那時年輕的我來講，或許是一個十分乏味的國家，并且缺乏文化的滋養。這樣一種匱乏的環境，卻喚起了我對文學的感情。正巧我寫作的條件非常方便，因為每天都要對著電腦。只是在打開寫程序的那個program時，我一般是寫不出來的，可切換到這邊的word文檔時，寫得就很順利。在這兩者之間來回轉換的過程中，因為牽涉太多的心力，最后終于沒有辦法并行前進。于是我放棄了計算機，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寫作之中，好像是著魔了一樣。那時，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夠在寫作的道路上走多遠，甚至不知道寫作是什么樣子。

雅各的角力，其實就相當于寫作中自己內部的、內在經驗發生角力的過程，它如同我面對寫作時所作出的抉擇。這個典故來自于《圣經?舊約》，講的是雅各在很多年后返回故鄉，重返他多年之前逃亡的那條道路。他聽說，為了以往的恩怨，他的哥哥以掃召集了四百多人要找他復仇。他回憶起很多事情，也覺得很有負疚感。這天晚上，他一個人過河到對岸去，獨自思考這些問題。他思考的不僅僅是自己大難臨頭該如何自處，還有一些內疚，關于他們兄弟之間的關系等一些舊事。隨后，這個篇章里便出現了非常神奇的一幕，《圣經?舊約》里面是這樣描述的：雅各與一個人角力一整夜。

這一個人是誰？沒有說明。這個人可能是一個外在的人，也可能是內在的，是雅各的想象或者他內心的分身。他與這個人角力了一整夜，大腿甚至受了很重的傷，卻仍然不肯放他走。而那個人，其實是上帝派來的，他后來賜給了雅各新的名字：以色列。這就是以色列名字的由來，我們可以將這個名字理解為：與神角力可以獲勝的人。雅各通過一個晚上的角力、意志的對抗，獲得了一個重新的命名，這多少帶有些重生的意味。

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一次雅各的角力。不僅是文學創作，我們所做的一切創造性工作，都與雅各的角力相似。這其中，我們會不可避免地受傷，但作為一種交換，我們最終會獲得重生。曾有一個說法，人們寫作是因為他對人生有某種不適應，他跟這個世界不是有一個非常融洽的關系。如果一個人有一種緊張或者不和諧的感覺，卻又不能通過外在行動去改變，這個過程就可能變成內在的創作，一個必須在自身內完成的探索。寫作和藝術創造都要經歷一個過程——一個超越的過程。超越，其實就是要逾越意識的界限，深入潛意識的海洋。

也許寫作的過程，并非如我所說的這般玄妙，每個人都可以進行寫作。有一個建議，如果有人想寫作，最好的時間是早晨初醒來時，趁著潛意識還在，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首先沖到書桌旁去寫作。實際上，很多人都會有這種體會，寫完一個東西再去看，會感覺有些奇怪：這真的是我寫的東西嗎？覺得彼時所寫的和現在的自己無法做一個很順暢的溝通。很多東西都來自潛意識，寫作就特別需要這種潛意識。因為在有意識的環境下，人會有很多外界因素的束縛，這種束縛可能會影響到寫作的自由，甚至影響到寫作中人物的自由。

一個寫作的朋友曾有一個苦惱，他沒有辦法展現人物的惡，無法展現人物壞的念頭。一旦寫到主人公的惡，他就想到讀者會認為這個邪惡的念頭是源自他自身。他一直都有這種障礙，所以只能寫春光明媚、和風細雨。他認為這個“惡”不健康，與他自身的形象不吻合。他意識的里面有很多束縛，使他不能夠進入一個靈活的，用筆寫作的順暢過程。如果他進入了一個潛意識的層面，他可能就不會去考慮這些。因此，潛意識對于寫作或許是很重要的。

作為八十年代出生的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在寫作中，可以堅持一種個人化的表達。個人化的表達是一種自由的聲音，一種不受意識牽絆的個人表述。宏大敘事與個人化表達并不相對，也沒有優劣之分。在文學里面，或許不存在那種“現在這個一定優于之前那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觀。由于我們這代人所帶來的改變，宏大敘事很難再維系。即使很多人在提倡并且期待那種完整的畫卷，但這種表述在年輕一代中已經很難出現。集體的概念已經被解散，隨即出現的，是更小的自我。

文學的創造發生于人的內部，更接近雅各的角力。《圣經》中所展現的，不是雅各和以掃，及以掃帶來的四百人進行的戰斗，而是雅各自我的戰爭。這帶來的變化是無可挽回的，卻通向一條更加合理的道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和一個集體捆綁在一起的時間太久了，而所謂的宏大敘事就是向集體的價值觀、趨向、道德標準看齊——我并不同意這些。比如，對所謂底層群體以及對于鄉村描述的文學，它們都屬于一種集體式的捆綁。這種集體式的捆綁，對于一個研究文學的人來說可能沒有較大的影響，但是對于一個創作的人來說，如果這種捆綁凌駕于自我之上，那就會損害自我的創造力。必須回到個人，讓個人去自由地運籌帷幄，而不是把集體的價值觀強加給他。

記得有一個很受關注的年輕作家曾經寫過一個片段，是一位農民第一次見到攝像機的經歷。他寫出了一個農民第一次看到攝像機對著他的時候那種好奇、懵懂、張口結舌，那是種像對著槍口的感覺，但是卻不能不說，他是把一個預先設定好的價值標準放到里面的。有沒有可能，這個農民看到攝像機時并不是這樣一種感覺？他對這個攝影機沒有任何障礙，也沒有想象中的對這種東西的驚奇？

所以，寫作要回到個人身上，不要被集體的價值取向以及預先的設想捆綁。寫作不是一種簡單的連線，而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化的過程。一個作品的主人公可能有很多擺蕩。如果是報仇，他這一路上一定不只想的是要把那個人殺掉，他還可能想到很多和殺那個人有關的，或者完全無關的事情。只有展現出情景的豐富性，展現出角色本身在做重大選擇的時候，也像角力的雅各一樣有對立的兩面時，人物才可能變得豐滿。

現代文學在拿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比較的時候，更多地會去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理念，認為他作品的現代性以及其他層面會比托爾斯泰的意義大。我并非意欲以此比較二人優劣。托爾斯泰的寫作并不容易，他有強大的意識控制，比如他的道德感、他的身份（他在很早的時候就獲得了聲名）、他為拯救某個群體所表露出的強大悲憫心和責任感。雖然他的意識很強大，但是在很多時候，還是會有一些東西超越他的意識，比如說安娜?卡列尼娜之死。這個情節或者可以說是托爾斯泰超意識進入潛意識的一個偉大創作。安娜不是必然去尋死，而是出于一個偶然的時機，但在冥冥中，她仿佛又必然會去死。其實在那個過程中，安娜?卡列尼娜不斷地跟自己說了很多話，很像一個人在跟自己角力。托爾斯泰并不想把安娜?卡列尼娜寫死，這與他之前對自己的要求和他意識的束縛是有所違背的。而在這個時候，這個角色決意臥軌，他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他的人物，他的人物因而獲得了一種強大的能量，沖破了他意識的束縛范圍。所以毫無疑問，《安娜?卡列尼娜》是托爾斯泰最偉大的作品，也因為安娜?卡列尼娜之死，托爾斯泰也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超越，完成了一個更高層面的創造。實際上，很多作品都是如此，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之死的時候也非常痛苦。其實創作中最讓人著迷也最讓人痛苦的部分，莫過于這樣的部分，那就是不斷探索。

寫作，其實是引領讀者與你一同走一條路，你并不知道進的是怎樣的入口，也不知道哪個地方才能出得去，因為你也在尋找。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創造本身都會令你完成一種超越。

“80后”一代或者正處于從集體到個人的轉變過程，年輕一代的創作也是在進行如此的探索。個人化表達將會帶來的一個問題，可能是對故事的創造的影響。如果我們追溯到故事的起源，故事的發展，會發現，實際上故事是需要集體的。比如編排一個情節，別人可能會參與評判離奇與否。很多的判斷標準是依賴于一個他者的經驗，這個經驗實際上附帶著集體的烙印。當徹底地擺脫一個集體，故事情節的發展只是需要尊重你自己的路徑，不需要管周圍的人怎么樣的時候，可能這個故事就不再是一種能夠引起廣泛共鳴、使內心獲得巨大觸動的故事。所以說，怎么樣處理“自我的表達”和“故事”的關系，是現在創作的一個問題。

我們確實需要故事，但是在個人化表達和集體問題的解決上，卻沒有近路，也不能跳躍性地走，我們必須考慮國家的現狀，文學必須得先完成集體到個人的轉變。經歷這個過程，我們才有可能甩掉陳腐的故事，甩掉跟我們的集體相關的訴求，比如說陳腐的形象、已經模式化的農民形象、一個下崗工人的故事，或者是一個大學教授的故事。我們需要把這樣的陳腐的事項先通過個人化表達剔除、清洗，然后作家才能夠去找到更好的故事，更自由地撰寫故事。村上春樹編故事的自由度，也許比一個中國的作家大很多。中國有特定的現實主義傳統，而村上春樹卻可以漫溢出現實主義的邊界，在更自由的領域里編故事。

我們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那就先從集體中解脫，然后考慮故事的復興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