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南·阿爾托是20世紀法國最神秘、最獨特的思想家之一，以其“殘酷戲劇”理論著稱，被譽為“西方當代戲劇的精神領袖”“圍繞歐洲劇場上空的幽靈”，對20世紀后半葉的劇場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傳記《安托南·阿爾托》一書中，美國學者大衛·A.謝弗追溯了阿爾托激蕩、殘酷、孤獨且痛苦的一生：阿爾托抑郁孤僻并早早接受神經衰弱治療的童年，他與超現實主義團體的過從甚密和迅速決裂，以及他在巴黎嶄露頭角后《新法蘭西評論》、伽利瑪出版社、安德烈·馬松等重要陣地和人物對他的高度認可。作者還展示了阿爾托在電影和戲劇領域的創作和角色扮演，重點再現了他在墨西哥和愛爾蘭的文化尋根之旅并試圖用古老的異域魔法救治歐洲現代病的努力。蘇珊·桑塔格說“阿爾托是有文學史以來受苦最多的一個例子”，作者依據大量的相關人物回憶錄、阿爾托文本、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等材料，向讀者呈現了一個飽受折磨的阿爾托。 

在1996年的一次采訪中，法國文化理論家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斷言：“每個人都應該與阿爾托有一種獨特的個人關系。和他在一起，我們總是處于一種很不堪的境地。他成了一個非人格的存在。”鮑德里亞似乎是說，肉體的阿爾托的離去導致了一種質變；在這個過程中，阿爾托幾乎達到了神話般的地位。其他人，包括那些最接近阿爾托的人，也認同這個結論。2012年4月，阿爾托的外甥塞爾日·馬勞塞納，阿爾托最后一位在世的親屬，在和我的談話中提到了兩個阿爾托的存在：一個是曾經在世的，另一個是我們觀念中的。換句話說，阿爾托已經成為某種重寫本（palimpsest），在那上面我們寫下我們想要在他身上找到的，甚至在我們自己身上找到的東西。

在某些方面，阿爾托以兩種方式促成了這一點。首先，他對文學表現方式的選擇引人注目，同時又讓人暈頭轉向。他寫的很多東西旨在超越傳統交流的界限：這是模糊的象征主義、故意混淆、性愛假正經和怪異而污穢的類比的混合物，再就是作為追逐者的“詛咒和符咒”（curses and spells）——然而，這種奇怪的混合物又寫得極好。其次，在為墨西哥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瑪麗亞·伊茲奎爾多籌辦的作品展覽所寫的一篇文章中，阿爾托指出，客體移動時，它們會交換屬性并發生變形。就他而言，無論生前還是死后，他的人生旅程導致他人格的相應改變，這有什么奇怪的呢？

很明顯，鮑德里亞無意抹去阿爾托似乎故意涂在思想之窗上的淤泥，而我也欣然認同，研究阿爾托意味著要尊重他那看似被凱夫拉纖維（Kevlar）蒙著的腦袋的不可穿透性。但盡管如此，我讀得越多，就越覺得他的思想有其邏輯性。為了讓文字更清晰，進精神病院之前的阿爾托與那個在法國精神病院關了近十年，卻獨自存在于他腦子里的家伙相比，簡直是小兒科。無論他在1937年第一次被送進精神病院時是否精神失常，他在戰時法國精神病院的艱難歲月對他的精神健康都沒有任何幫助。最后幾年禁錮在羅德茲（Rodez）期間，他接受了電擊療法，這可能使他重新振作了起來，為重返社會做了準備，但對阿爾托來說，這是個體易受符咒影響的又一個例子。考慮到強權勢力對他的影響，人們很容易將這些對符咒的指涉歸結為他對唯靈論（spiritualism）的嗜好，但除此之外，阿爾托還能如何理解這一切呢？

阿爾托的作品和思想始終如一；它們喊出了（有時真的是喊叫）異化和反叛：對他年輕時愚蠢的資產階級價值觀的反叛；對西方文化規范特權的反叛，包括理性（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對權威的反叛；對財富的力量的反叛；以及對自然的顛覆。除去即使不是不可理解的，也是怪誕的象征主義和無稽之談，阿爾托的思想與法國革命傳統的理想是一致的，它挑戰了普遍的統治，尤其是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19世紀的法國革命者將他們的挑戰置于社會政治領域，而阿爾托的革命則集中在意義、理解、表征和符號的文化空間。

盡管身邊有朋友和仰慕者，阿爾托的人生旅途仍然是孤獨的，他得到的安慰轉瞬即逝。他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情感，他內心的殘酷的天賦，他遣詞作文時的質樸，他所受的痛苦折磨和他那空靈的神態，使所有遇見他的人都為之震驚；對他們來說，只有在舞臺上或銀幕上表演時，他才是真正的表演家。阿爾托認為他的生命是一場漫長而混亂的本體論危機，是一場他和強權勢力之間的他自己永遠無法贏得勝利的激烈競爭——他所在的小圈子充斥著強權勢力，但作為一種被制造出來的存在的產物，它卻不能被完全信任。對我來說，阿爾托是個神話般的人物，他優美的散文激發了我們的想象力，而他的人生故事則吸引了我們的好奇心。同時，他也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深入地審視和揭露了一個殘酷的世界，或者說一種殘酷的戲劇。

《安托南·阿爾托》， [美]大衛·A.謝弗著 ，唐建清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