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王先霈先生博聞強記，著述繁富，迄今已出版24部著作、發表200多篇論文，近期有8卷本《王先霈文集》行世，學術視野開闊，涉獵廣博，是一個成功的跨界者，典型的“斜杠”學者，集教授、作家、出版家、省作協主席、文化活動家等多種身份于一體；舉凡文藝理論、古代文論、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比較文學、中外詩學，甚至書法、音樂、美術、京劇等門類藝術史研究領域的學者，讀到他的研究論著，莫不興起會心的微笑，深感他是“同道中人”；藝術創作實踐者更是將其論著奉為案頭寶典，其精妙見解，往往予人啟迪，常讀常新，柳暗花明，別開生面。王先霈成功地實現了文藝理論創新與文學批評實踐的有機融合，取得了為人稱羨的學術成就，產生了普泛性的學術影響。我們在歷史性回溯中管窺其學術內涵、理論主張、思想路徑、研究方法，在體會其“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的創造快樂的同時，也欣賞其“常在于險遠的奇偉、瑰怪、非常之觀”的創造性發現，由此可以收獲難得的治學經驗和人生啟迪。

一、“桂子山上的大樹”

王先霈的學術研究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學術史。他遵循文化傳統綿延創化、守正創新的學術路徑，重視教學實踐、重視啟蒙功效是其最鮮明的學術特征。曉蘇曾經稱贊他是“桂子山上的一棵大樹”，令學生仰望、令同仁欽敬。60年來王先霈堅守華中師范大學（學院）中文系講壇，精耕細作，培育人才，樂此不疲，是不折不扣的“師范大學生的‘師范’”“人民教師的良師益友”。

王先霈1960年從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接著攻讀本校文藝學研究生，兩年后提前結業，分配至文學理論教研室擔任教師；196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進修班，受到蔡儀、馮牧、梁斌、范寧、何其芳、袁可嘉、趙樹理、周立波、林默涵、邵荃麟、張光年、陳荒煤、侯金鏡、袁水拍等名家大師的殷殷教誨和學術熏陶。在短暫地借調到《文藝報》從事寫作之后，王先霈全身心地投入了華師中文系的教學工作。

傳授知識是教師的本職所在，這就要求教師自身對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知識具備不偏不倚的態度，力求客觀公正、盡量沒有遺漏地梳理和講解，讓學生建立起初步的文學知識體系。這一點本來應該是常識，卻在鋪天蓋地的“研究型大學”建設熱潮中被人為地異化，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本職工作被看輕，轉而追求論著、課題、獎項等的數量多寡、層次高低，這就要求教師具有橫斷眾流的勇氣，敢于堅持以教學工作為先。王先霈就是這樣一位好老師。

在教學實踐中，王先霈始終堅持“求真”與“求好”的完美融合，既追求理論知識的歷史真實性，也追求傳授知識過程中的良好效果，在數十年的教學實踐中與時俱進不斷探索累積經驗，最終形成完備的教學理論體系。作為教學實踐的理論成果結晶，王先霈出版了國內第一部文學批評教材《文學評論教程》，這本書將文藝學的研究范疇界定為“文學理論、文學史學和文學批評學”，詳細“介紹有關文學批評的理論”“介紹文學批評學的基本內容”，“所討論的文學批評，是以一定的文學觀念、文學理論為指導，以文學欣賞為基礎，以批評家所面對的當代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包括文學創作、文學接受和文學理論批評現象，而以具體的文學作品為主）為主要對象的研究活動；它的目的和任務是對文學現象作出判斷、評判，指出其思想上、藝術上的得失和所以得失的原因；文學批評探究并確認所論作家作品的獨特之處，確認其在文學發展歷程縱線上的位置和在當前文學景觀的橫斷面上的位置，發現、認定正在形成、擴展中的文學思潮并判定其性質，分析它在文學發展中的正面和負面作用，以此對作家、作家群和當代文學整體的發展施加影響?！痹诖嘶A上，他接受教育部編寫“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的任務，結合多年教學實踐經驗，主編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原理》《文學文本解讀》等系列教材，最終修訂為包括《文學理論導引》《文學批評導引》《文學欣賞導引》和《文學發展論》在內的“文藝學系列教材”，成為第一批國家級精品課程的重要內容。王先霈說過：“我在教材編撰和教學研究上投入了頗多的精力。在教材中力求客觀準確全面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研究的已有成果，對這些成果作梳理和綜合，給予恰當的評價。”這是大學教育的根本，是知識傳授的題中應有之義，王先霈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而知識傳授并非冷冰冰的理性授予與接受，人文學科自具感性的吸引與審美的魅力。王先霈在知識傳授中，始終貫穿審美教育理念。如隸屬“中學生美學文庫”的《文學美》，重在啟蒙，志在培養中學生對文學的興趣。所憑借的就是“文學的美”。考慮到接受對象主要是中學生，他以深入淺出明白曉暢的語言，娓娓道來，細致分析詩歌、小說、散文各種文學作品的美。比如他將李廣田的詩作《一棵樹》，與曾卓的詩作《懸崖邊的樹》和勃洛克的詩作《槭樹》作對比性閱讀闡釋，突出了詩歌創作的意蘊豐富性、情感復雜性、時空背景的層次性，進而揭示出文學美的奧秘，“并不只是在語言，它還同別的一些因素相關聯，其中包括作者從獨特角度所攝取的生活內容，他對生活的思考和體驗，以及作品的種種技巧”，以此提升受眾群體的文學感知力。

一般認為，詩學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指對詩歌的寫作技巧的研究，二是指文學理論或文學藝術理論，三是指人類對精神家園的尋求，是詩意的、詩化的哲學”?！吨袊糯妼W十五講》重點討論第二種含義的詩學，同時也兼顧第一種和第三種的詩學；在第二種含義的討論中，又以文學理論為主，同時兼顧繪畫、書法和音樂理論等，出入自由，體貼文本，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力求使讀者“感受到本土文論的無窮興味，體會到古代很多文論著述有助于我們對一切文學的欣賞，有助于我們對音樂、美術乃至于對風煙云樹、花卉草木、巖壑溪流的欣賞，大有利于除煩祛躁，大有益于心理的純凈和精神的升華”。而這正是文學的“無用之大用”的獨特性功能。毫無疑問，王先霈的詩學研究成果著意于培育和提升讀者的審美感受能力，由此構成其美育教學實踐的重要內容。

根植于數十年的教學實踐，王先霈推出的系列理論研究成果，接地氣、近人心、重審美、線索清晰、知識豐富——這就迥異于近期學術界流行的以課題為中心的功利性的成果生產方式——它緩慢、執著、堅定、安靜，卻具有穿透時間重重迷障的無窮力量。

二、文藝理論實踐派

文藝理論研究成果雖然常常以理性邏輯的推演形式呈現，但文學批評實踐的起點卻往往來源于最初文本閱讀的直覺和感受。正如李澤厚在《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一文中所說的那樣：“評論首先要有感覺。沒有感覺，拉上一些概念和理論套將下去，那是不行的?！闭\哉斯言！文學評論實踐的真實感覺，來源于反復的閱讀、對抗性的細讀、深潛的體味和理解的同情。

毋庸諱言，一段時間以來，部分文學批評家擅長揮舞西方理論武器，不顧本土創作實際，喜好大詞新詞，追新逐奇迷途忘返，沉溺于理論空轉的快感，實際上卻是脫離具體文本實際的“不及物”批評，這就造成了理論話語的大面積失效，讀者對文學批評信任感的匱乏，即人所共知的批評失語。王先霈熟諳中西文藝理論，但他絕不濫用批評理論資源，而是執著于文本實際，采用看似笨拙實則最為有效的細讀方法，有一說一，堅持文本細讀——文藝批評——理論提升的實踐路徑，堪稱文藝理論的技術派。堅持實事求是是王先霈的根本人生態度，他教育孩子不要好高騖遠，而要立志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對《左傳》這部中國敘事學的“元典”所下的細讀功夫，就令人驚嘆，如對申生、急子、壽子等人堅守道德規范與創建歷史功業之間的矛盾的解讀；楚成王不殺重耳的政治與道德之間的倫理困境的解析；對《春秋》“謹嚴”向《左傳》“浮夸”轉向的敘事方式的審美性解讀，足以新人耳目?！段膶W文本細讀講演錄》縱向梳理漢代經生的細讀——微言大義和穿鑿附會、六朝文士品詩評文——印象主義的細讀、明清評點家的細讀、英美新批評派的細讀等研究方法，借鑒人類文化史上優秀的細讀傳統，對具體文本進行示范性的解讀，頗見功力：在詩歌文體中，古詩如杜甫《登高》、白居易《長恨歌》、賈固《醉高歌過紅繡鞋·寄金鶯兒》，新詩如朱湘《采蓮曲》、林徽因《別丟掉》、田間《堅壁》、海子《答復》等，俱下了細致深入的解析功夫，由此凸顯詩歌創作的審美性本質。而對譯詩的對比性細讀，如堪稱意象疊加的示范作品的龐德詩作《在地鐵車站》，杜運燮譯為“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一般顯現；濕漉漉的黑色枝條上的許多花瓣”，鄭敏譯為“這些面龐從人群中涌現，濕漉漉的黑樹干上花瓣花朵”，余光中譯為“人群中，這些面孔的鬼影，潮濕的黑樹枝上的花瓣”。究竟哪個譯本好？意象疊加具體美在哪里？王先霈循循善誘引導讀者或聽眾細辨文字的微妙之處，在美學天地里流連忘返。在小說文本細讀部分，分別對《世說新語》《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法國和俄羅斯19世紀小說予以細讀，對盧梭《懺悔錄》、司湯達《紅與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尤利西斯》等進行解讀，分析其精湛的創作技巧，比如敘述角度、敘事節奏、話語模式等的精心設置，及其產生的藝術效果等。在散文文本細讀部分，解讀先秦諸子散文，現代散文蘇雪林《溪水》，外國散文如丘吉爾《講演》，霍?！洞喝者t遲》等篇什，分析散文創作技巧，如文章氣脈、起承轉合、談言微中等。在戲劇文學文本細讀部分，重點解讀傳統戲曲京劇《罵閻羅》，現代戲劇丁西林《壓迫》，莎士比亞《李爾王》，戲劇技巧如系結和解結、巧合、悲劇性與喜劇性的融合，等等。此種細讀，既需功力，也需耐心，更需精微的審美感知力。

建立在大量的個人閱讀感悟基礎之上的理論提升，因其腳踏實地而令人信服，成為研究者和創作者的指導性理論，實踐性和可操作性較強，如《小說技巧探賞》分析小說創作的實用性技巧，具體到“長篇小說的開頭”、“短篇小說的結尾”等操作層面的技法處理，選擇的細讀分析對象皆為中外文學史上的名著，普通讀者耳熟能詳，經過畫龍點睛的提示，凸顯小說創作技巧的精妙，令人擊節三嘆?！杜腔苍谠娕c歷史之間——論小說的文體特性》梳理、勾勒小說文體觀念演變的歷史軌跡和未來趨向，分析小說與歷史的關系、小說家的歷史哲學問題、小說創作中的歷史內容表現、小說虛構與歷史真實問題，由此將小說文體界定為歷史內容的開掘與詩的意蘊的探尋，這是有關小說文體學研究的開創之作。立足本土實際，重視歷史材料，是王先霈堅守實事求是的文藝理論研究態度的具體表現。《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重點研究胡應麟、李贄、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凌濛初、金圣嘆、蒲松齡、紀昀、曹雪芹、林紓、王國維等人的小說理論主張，爬梳重要史料，勾勒發展線索，突出小說理論發展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這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在于，既能為“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供思想資料”，也能“對于今天的小說創作，有所助益”，還“有助于文學史的研究和對古代小說作品的欣賞”。不忘本來，借鑒外來，面向未來，這部著作堪稱重構中國文藝理論自信的示范性成果。

如果說文本細讀更多地體現為文藝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那么，“圓形批評理論”則是王先霈治學的標志性理論“符號”。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蓖跸撒J為，治學的“預流”，“不是追逐一時之風氣，而是仰承學術發展的主脈，參加到本時代重大問題的探討、思考和解決的攻關之中”。如何建構20世紀的本土文學理論，如何在古今中西文化傳統背景下將域外理論有效地“中國化”，這些都是他一直思考并努力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他認為最需要本土化的西學資源，在于“問題意識”和“問題情境”，而非淺層次的“表述方式”，即重實質輕表相?！拔膶W理論不同于自然科學理論，現成地沿用西方的尺度，來衡估、解析、闡釋中國的詩歌、散文、小說，總是難以盡善盡美的，總是無法使人滿足的。文學理論的本土化，關鍵是不停止于把外國人的思想‘翻譯’為中國式的表述，而要從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從現代中國人的‘情緒化存在’中，提煉出自己的話語，并且融入本民族的語言體系，與本民族精神形式的傳統相銜接”。王先霈針對本土文學批評中慣見的橫向移植西方哲學、美學、文藝學學派理論成果的現象，批評其為偏執的“直線批評”，進而倡導融合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感性因素與西方文學批評的理性因素的“圓形批評”?！皥A形批評”既是一種融合感性與理性的審美批評觀念，同時也是一種批評原則與闡釋方式，“貫穿在批評活動之中，貫穿在文學批評主體對批評對象的把握過程之中，貫穿在主體思維活動的形態之中”。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圓形批評，最有代表性的有兩大類：一種是司空圖式的得環中而超象外，依倚主體接觸作品的瞬時覺態和其后的沉潛涵詠，突出一種味覺美感，而將自己的印象與感受用美妙的文字傳達出來。另一種是劉勰式的圓照之象，要求廣博的學識、豐厚的鑒賞經驗和深邃的理性智慧，而將自己的深思細究所得用清晰縝密的文字敘述出來”，傳統批評的優點在于審美意蘊豐厚，語言優美，思維綜合，整體把握，缺失在于細節分析、解讀不夠，因此需要吸收西方文學批評的長處，尤其是闡釋學的體貼具體文本的優長，將傳統文學的“審美的智慧”與西方文學批評的“科學的智慧”融會貫通，“從而使得文學批評的世界無限的豐富多彩”，“在歷史中融合，在歷史螺旋發展的每一個點上，達成意義的客觀性與解釋的主觀性的統一”。王先霈撰寫了《圓形批評論》《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等系列論著，系統闡發“圓形批評”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學術影響。這種文學理論的“創造性轉化”工作，迄今仍在路上，本土特色的批評理論之建構依然任重道遠。毫無疑問，王先霈先生在此領域首開風氣，具有開創之功。如同王國維“三重證據法”、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顧頡剛“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李澤厚“實用理性”、楊義“還原研究”等，“圓形批評”已然成為王先霈特色鮮明的理論符號。

三、文化闡釋空間與治學風格

王先霈治學立足于本土文化傳統，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肥沃土壤，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學一直是其文藝理論闡釋的重要背景和文化空間。

《中國文化與中國藝術心理思想》研究“由和而樂”的儒家藝術心理思想基調，“由忘到適”的道家藝術心理思想基調，“發憤”說與“興論”的心理機制，玄風影響下人性的自覺與詩性的自覺，佛學對藝術心理思想的影響，理學與反理學思潮下的藝術心理思想等等問題，是以現代意識對過往文化史、藝術史、藝術心理思想史的重新觀照、發現、闡釋與評判，蘊含著熱烈的建設現代“精神”“心理”的拳拳“用世之心”。論著視野開闊，闡述本土藝術心理思想時，時時不忘與域外藝術心理思想作比較研究，在此基礎上，他歸納出中國藝術心理的幾個民族性特點：以倫理為中心；非主流知識分子的超脫心理給民族藝術心理打下深刻烙印；宗法社會的組織形式與運作方式對不同藝術類型的發展、文體心理、形式美感影響至大；抒情文學為正宗、主干，以種植為主的農業經濟模式決定了藝術心理的模式和類型；傳統哲學方法論重內向認識、重瞬間體悟，輕視外向認識、較輕精細持久的觀察，影響了傳統文藝創作重詩畫、短文和書法，輕戲劇、敘事作品，這些學術論斷是令人信服的。

《佛語哲思》以生動形象活潑的語言講述佛教典故、禪宗公案，落腳點卻在于建設現代文化生活，“尋求精神的愉悅和樂趣”。比如“一絲不掛”章，在講解了佛教典故的基礎上，分析其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性，進而延展至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領域，引用《明儒學案》卷五十八高攀龍的《與周季純》：“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共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時，即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鼻宕芰凉ぁ蹲x畫錄》談及藝術精髓，“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又引歷代詩文大家如蘇東坡、黃庭堅、馮夢龍、朱自清等人著述中關于“一絲不掛”的經典論述，視野極其開闊，予人諸多啟迪，藉此指示出一條借鑒佛學哲理性思維在現代生活中安頓勞累的身心、尋訪般若智慧、追尋宇宙和人生奧秘的有效路徑。

王先霈治學葆有從容平和的態度，待人接物有謙謙君子風度。在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多次與作家展開對話，持續性地關注本省創作前沿，對徐遲、方方、池莉、曉蘇、徐魯、劉醒龍、熊召政、鄧一光、何存中、陳應松、何祚歡、管用和、楊書案、周濯街等人的創作實踐給予指導和鼓勵，采用與作家“結對子”的方式指導武漢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是作家的良師，亦是“諍友”。在劉醒龍農村題材的開掘、熊召政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的修改、鄧一光“父親”題材的轉向、洪洋報告文學創作過程中，王先霈都曾給予過及時而具有洞察力的指導和建議。對湖北文學、武漢文學創作的持續關注和熱心參與，為他贏得了作家朋友們的普遍愛戴。

沉靜謙和的治學心態，讓王先霈自覺地遠離了文壇紛爭和學術界的“意氣之爭”。他對文壇官司“不僅是厭煩”，“有時竟生出憎惡”，這絕非愛惜羽毛的“潔癖”。魯迅當年活畫出的“隱士”肖像——“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茍有議及自己或他們一伙的，則雖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于宇宙之滅亡者”，與筆墨官司中的“斗士”們十分接近。但這并不表明王先霈是個面對紛爭常常不置可否的“好好先生”，事實上，他對文壇中某些人的“無名火”不乏諷刺地批判，對被“無名火”中傷的無辜對象抱持真誠的同情，如針對錢鐘書《致彭祖年》中所說的反對為其父親錢基博做紀念會的“三個工整的排比句”——“無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閑人，談講不痛不癢之廢話，花費不明不白之冤錢也”，評論說：“彭老師乃樸誠君子，一輩子處境不很順暢，退休后生活貧窘，仍不忘先師恩德。我雖屬同校，因資歷淺、學力低，沒有參與紀念會的資格，不了解其中詳情；而會議邀請的是否是不三不四的人，用的錢是否來路不明，錢鐘書先生千里之外何以預知？錢基博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在中華書局出版，由他的愛婿、我校石聲淮教授承擔整理之職，那可是相當繁難的學術工作。這事錢鐘書先生是知道的。我們這里還有一批錢基博的認真的研究者。倘說此話是泛指流行之紀念會，非特指彭先生等所籌備的紀念會，則無名之火為何燒向無名之彭先生？須知年邁而無權無勢之人，奔走辦會瑣事，殊非易事，很需要同情和理解?！蔽淖植粠Щ饸?，卻具仁者無畏擔當的光芒，學者的人格風誼往往于此等人間瑣事的關懷中得以呈現。王先霈與人論學，追求“平等對話、相互切磋、取長補短、求同存異”的“知性樂趣”，殊少劍拔弩張的激憤，而是就事論事，坦率陳述自己的學術觀點與理論認知，具海納百川包容萬有的開闊學術胸襟，立足于寬廣的文藝理論批評實踐基礎，得出的研究結論令人信服，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