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里，觀眾和讀者震驚于虛構世界與現實之間日益模糊的界限。小說面世三十多年后，其中涉及的許多主題不僅沒有過時，反而與日常生活產生越來越深切的共鳴。在她筆下的“瘋癲亞當三部曲”中，又對極端環境下人類面臨的生存危機提出全新的思考和洞見。

近日，《瘋癲亞當》三部曲中文版首度集結，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并特別收錄作者新版序言。8月14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評論家來穎燕、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楊懿晶齊聚朵云書院·戲劇書店，與讀者分享他們的閱讀心得和對阿特伍德其人的見解。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

基因工程將帶來“完美人”出現？

在阿特伍德的設定中，基因編寫給羅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瘋癲亞當》三部曲的第一部《羚羊與秧雞》于2003年出版，對于當時的西方世界，基因編寫并不是迫切的問題。但阿特伍德憑借優越的直覺，將基因編寫作為重要的一條納入“瘋癲亞當宇宙”的末世背景中。2020年，法國科學家因發明基因編寫技術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早在十七年前，阿特伍德就已經先驗了這一結果。

在羅崗看來，“基因改組對人類的誘惑力太大了”。基因改組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人的能力，幫助治療不治之癥，使人類變得更好、更快、更強、更完美。如今，世界上有兩種基因改組的情況：一種是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進行的實驗，通常會引發能否工業化及如何監管等系列問題；一種就是小說中“秧雞”式的生物黑客，他們逃避社會和國家的監管，進行各類瘋狂的實驗，比如自我注射基因來增強身體構造、自我進行腸道微生物移植來治療腸胃炎，甚至注冊生物黑客公司進行大規模實驗。

小說中，秧雞不是一名簡單的生物黑客。在末日設定下，地球資源枯竭、貧富極端分化，秧雞出于改良現實的初衷，嘗試突破人類的局限：他試圖將人類“低能化”，即創造出能自發進行光合作用的新型基因物種“秧雞人”——也是他理想中的完美人類。然而，秧雞創造出的完美人類并不為讀者接受，這就引起了比世界末日更加嚴重的問題，也是阿特伍德對科技的反省與警惕：改變人類局限的限度在哪里？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不僅未能得到解決，反而愈加清晰。

敘述之路拯救文明

羅崗認為，小說中最重要的設定就是“秧雞人”。在第三部《瘋癲亞當》中，“秧雞人”促進了“敘述”——這個重建文明的方式——的出現。當帶領“秧雞人”在昔日的廢墟上重建文明的“雪人”陷入高燒昏迷，托比接替“雪人”，成為了和白紙一樣簡單的“秧雞人”的新導師。在向“秧雞人”闡釋創世的過程中，“敘述”的作用開始顯現。

小說中，秧雞所設計的“秧雞人”沒有愛恨生死的欲望，他的初衷是希望人類之間不再有嫉妒和競爭。但他也忽略了一個事實：愛恨生死的欲望原本就是人類文明極大的推動力。因此，唯有通過“敘述”之路，“秧雞人”才能避免淪落到天地未開的混沌中去，邁向真正的文明。一旦他們學會了講故事，一段全新的人類歷史就會正式開啟。

在羅崗看來，自我保全的欲望決定了人不能獨自面對危險的世界，攜手共進是人類生來的命運，而合作必然產生交流，敘述由此而生。歸根結底，人之所以為人是歷史演進的結果。阿特伍德將敘述引為拯救文明之途，不僅是簡單的人文主義思想，實質上是回到了科學，皈依到人類進化的歷史中去。

“后人類”書寫下的“生態女性意識”

從文學理論的角度而言，《瘋癲亞當》三部曲適于歸納為“后人類”書寫。與17、18世紀文學尊奉人的至高無上不同，“后人類”書寫主張從人類中心主義出走。在《瘋癲亞當》三部曲中，人的基本設定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改變，這意味著人的神圣性被徹底撼動，人不再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上帝也被棄置不用，因為人類自身便足以定義完美。

“后人類”書寫通常分為兩種：其一是以秧雞為代表的“技術性后人類”，上帝在這類人的眼中不過是神經元的生化效果，他們不僅要求改造人本身，還要求改造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其二是以小說中的極端宗教組織“上帝園丁”為代表的“宗教性后人類”，他們把人從崇高的寶座上拉下來，和其他動物與植物平等相待。無論是“技術性后人類”還是“宗教性后人類”的塑造，都突顯出阿特伍德高度的還原性眼光。她解剖了寫作的禁忌，抵達了人類思考的極限，以及人類命運的極限。

在來穎燕看來，“宗教性后人類”在小說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這其實是阿特伍德“生態女性意識”的外現。“生態女性意識”不是要將小說簡化為一出大女主劇本，也不是要將作品局限在男女二元對立的所謂女性主義的框架中，而是要從女性視角關注并解決環境問題。

同時，阿特伍德在寫作中也流露出對科技的警惕：她排斥科技制度化和集團化以后，對人類形成的異化。“盡管加入了這么多科技元素，能讓故事繼續發展的源動力依然是人性：貪婪、自私、愛慕、妒忌，人性始終是小說家創作的根本動力和不竭靈感之源。”